摘要：影视作品具有其特殊性，立法、司法上应该采取特别保护机制，对版权人实施更有效保护，才能有效维护数字影视产业的长远发展。
　　
　　近日，CNNIC（中国互联网络管理中心）发布《2010年中国网民网络视频应用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2.84亿人，在网民中的渗透率为62.1%，网络视频媒体成为网民获取电影、电视、视频等数字内容的主要渠道。其中电影、电视剧是网络视频用户最为喜爱的内容。

　　报告同时显示，17.2%的网络视频用户在过去半年曾上传过视频节目。只有6%的网络视频用户在过去半年曾经付费收看过视频节目。非付费用户中72.9%习惯免费收看视频，未来没有付费意愿。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数字化影视，在网络出版渠道之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视频已成网络主流应用，而影视则是其最主要内容；网络渠道对于数字影视的价值，有可能将超越影院、光盘等传统发行模式；仍然只有比例极少的网民，愿意为影视作品网络版权买单；热衷于自愿上传影视作品的网民，数量依然非常有限。

　　虽然上述报告并没有直接针对数字影视版权问题，但从其调查结果中，依然可以看出不少蹊跷：在报告统计的2010年下半年，网路视频用户在网民中的渗透率已经超六成，却只有17.2%的用户在过去半年内曾上传过视频节目——那么，在前几年视频业务起步阶段，又会有多少真实用户主动上传过内容，而视频分享网站上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又从何而来？答案已经非常明了：网站自己传上去的。

　　数字出版物网络侵权严重，这是业界面临的“集体困惑”，在数字影视领域，这种伤害尤其严重。笔者认为，其原因既有数字版权领域普遍的“立法缺位”、“取证困难”、“侵权范围广”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数字影视作品本身具有特殊性，但却缺乏必要的“特别保护”所致。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作为网络版权客体的数字影视作品的特征。在版权法上，作品包括了文字、图片、音乐、计算机软件、影视等诸多类型，相比之下，影视作品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质：

　　内容上以娱乐为主。与文字、软件等相比，影视作品的娱乐性凸显，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影视作品都与娱乐或相关内容为主，而非学术类成果载体。正是由于其娱乐性明显，影视业一直被归入娱乐产业范畴，而且可以说是娱乐界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科技作品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投入上成本比较高。在大片盛行的今天，制作费动辄过亿的影视作品，早已不是新闻，影视作品的大投入、专业化、大制作不言而喻。当然，这种大投入也代表着影视作品的高价值、大产出、大影响，假如从产权角度看，则完全可以与“不动产”、“大型机械”这样的产权类型相比拟，而理应同样获得更加严格的特殊产权保护。这一点，也是多数文字、图片、音乐、美术等所不能相比的。

　　创作上追求独创性。与文字、图片、软件的创作往往参照前人成果不同，影视作品在创作上，更追求独创性，与众不同、超乎想象对其意义重大。学术研究有“站在巨人肩膀”的需要和规律，可以说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便很难有新的成果的诞生，这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在影视行业，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前人的影视作品，很难成为后来者直接吸纳的基础，于此相反，所谓“翻拍”的影视作品，往往要与旧作明显区别，才能体现价值。

　　传播上高峰期间短。与文章的“千古事”和金曲的“百听不厌”不同，受院线档期所限，电影的黄金周期往往较短，“热门大片”也就个把月的风光，受展示方式所限，影视作品往往也很难吸引观众多次重复观看，电视剧也有着类似的特征。正因如此，影视作品在侵权行为面前，便显得异常“脆弱”，高峰时期出现的盗版行为，给影视作品带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损失往往超乎想象。

　　权属上权利源明显。作为一种投入大、专业要求高的作品类型，影视的版权人虽然内部关系复杂，但其最主要的版权人（出品人）却往往标注清晰，容易对接。影视作品成本大、价值高，通常情况下非普通人所能轻易涉足，而需要专业机构来完成，而影视作品的片头片尾上，都有会有清晰可寻的权利人署名，更何况影视作品推广往往附带有强大的宣传辅助，其知名度、影响力非一般作品类型可比，这些特征，都足可令他人、公众对影视作品的版权注意业务大大提高，“不知或不应知”的免责理由的采纳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司法上程序较复杂。由于呈现方式动态，针对影视网络盗版行为的取证，要比静态的文图、软件更为复杂，实际上维权人往往要动用公正机构协助才能完成，而针对影视作品的侵权行为往往隐蔽，侵权人删除证据相对也要简单得多。

　　利益上偏重财产性。相对于文字、音乐、摄影、美术所具有的精神利益，影视作品的财产性十分明显，尤其在市场化的环境下，版权人投资出品影视作品，虽然不排除提升品牌度、知名度，但核心目标还是获取经济利益。
 
　　影视作品的特殊性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选择以上若干，是因为在网络版权保护中，这些特征在相当程度上足以降低对“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保护标准，而提升加强版权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应属于版权保护中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版权法对版权人权利的限制，是为了照顾他人的合理知识需求，照顾文化的社会传播。然而，对于娱乐为主，追求独创的影视作品来说，法律似乎没有太多理由，非要提供足够的免费机会给第三人“学习”。而对于投入大、生命周期短，举证艰难，权属源头清晰的作品形态，法律也不应该留给盗版者过多“避风”的抗辩理由。

　　所谓的“避风港条款”，是指在发生网络版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自己并不上传、制作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但并不被直接视为侵权，只有其拒绝删除时才被视为侵权。显而易见，这一规则从鼓励网络新产业发展、鼓励网络知识传播的立场出发，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版权人的权利，并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网络版权立法的采用。

　　遗憾的是，影视作品的上述特殊性，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却常常被忽视，司法实务上转而用调整文字等作品类型的习惯标准来调整影视作品，“避风港规则”被毫无保留地应用于数字影视的网络侵权认定之上。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信手拈来：视频分享网站雇佣人手充当“网友”上传盗版影视，然后惊呼“网站对海量信息甄别不过来”，成功进入“避风港”；网吧从假冒“版权人”手里以不合常理的廉价购入“正版电影”，然后委屈的争辩“我们也是被骗的受害人”，从而逃避被追责；即使被抓个正着，一些审理法官也“自由裁量”出象征性的赔偿数额，令费尽气力的版权人得不偿失，赢官司输钱。

　　显然，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视作品网络版权调整上的利益失衡，版权人则成了这一失衡的受害者。而这种失衡，势必阻碍影视优秀作品创作，进一步伤害整个影视产业的良性发展。

　　从产业长远发展出发，笔者认为，在影视作品网络版权保护中，应该强化“红旗原则”，提升第三人对盗版行为的注意义务；同时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空间，根据影视作品投入大、收获期短等特点，大幅提高影视作品侵权行为的赔偿额度；而不是急于担心影视版权人对权利的“滥用”。

　　按照“红旗原则”理论，即使网站上的一些内容不是由ISP自己上传的，但只要这些内容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地属于盗版，那么ISP就应主动删除，而不能因为没有收到版权人的通知而拒绝承担责任。我国等多数国家立法都借鉴这一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影视作品产业的发展，与其他版权作品类型产业在整体发展逻辑上并无二致，那就是创造优秀作品，满足使用者（观众）需要从而获得收益，进而创造更多优秀这品。而盗版，则会在中间切断这个良性循环体系，破坏整个产业的发展，影视产业情况尤甚。笔者建议提高对影视版权人的保护，提高侵权赔偿额度，其基本目的并不在于为版权人提供通过维权获得更多收益从而实现“盈利”的机会，而在于校准调整影视作品网络版权的利益平衡点，维护版权人合理利益，有效对抗影视盗版行为对产业发展的破坏，从而维持产业长远良性有序发展。

　　总之，数字影视产业大繁荣，在网络版权保护上需要“红旗飘飘”。

　　参考文献：

　　1、张今.数字环境下恢复著作权利益平衡的基本思路[J].科技与法律,2004(4).
　　2、张今.网络传播权立法的价值取向[J].法律适用,2005(1).
　　3、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J].知识产权,2003(6).
　　4、胡天成.我国网络版权立法的法理思考[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9(4).
　　5、王迁.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再研究[J].法商研究,2010(1).
　　6、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张平.网络法律评论[M].法律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