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商贸流通业的改革也尤为明显。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不断发展变革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的引入不仅带来了竞争，也为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国内商贸流通业刚刚起步发展，商贸流通企业在竞争力上与国外先进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外资企业的不断引入也大量地挤占了国内市场，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带来压力。那么，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大，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呢？或者，外资的引入在我国存在何种行业内效应？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已成为热门话题，但是大量文献以制造业行业为视角，研究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效应的文献不为多见。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定量研究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效应，以为理论界进一步研究做出贡献。

　　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效应的理论分析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可知，外商投资可以通过模仿机制、竞争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这三种机制对本土的行业内企业产生正向扩散效应。对于商贸流通业而言，它作为一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行业存在本质的区别，一般商贸流通业直接面向广大的消费者提供开放性的服务，因此商贸流通业行业内部企业比制造业企业更容易产生品牌和经营模式的复制。与此同时，一家流通业企业（如零售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较为显性的知识或技术将容易被同类行业内部其他企业模仿和利用，从而产生扩散效应（或外部性）。因之，以行业内模仿机制为视角，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扩散效应也将比较突出。以我国零售企业的发展为案例，20世纪90年代末，外资零售企业开始进入我国的零售市场，但那时我国仍处于以百货市场为主导的初级零售阶段，因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引入不断为国内零售企业注入新型业态和先进管理方式，也激化了我国零售市场竞争，加速了新一批本土零售企业的崛起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之，若以行业内竞争机制为视角，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能激活国内流通企业的潜力，促进流通产业绩效不断提高。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可以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
 
　　虽然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能为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扩散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并不是固有和自发的，正如陈涛涛（2008）所言，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的效应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适当的行业内竞争将有助于这种扩散效应的产生。而行业内竞争必然为企业的发展经营带来压力，而过度的竞争不但不会有效促进行业内企业规模发展，而且会导致一系列规模小、资本供给不足、竞争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首先被挤出，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中等规模企业的经营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不乏多见，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空间缩小，甚至倒闭的事件不足为奇。此外，由于外资企业相对具有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如果内外资商贸流通企业的差距较大，或者内资商贸流通企业短期的吸收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扩散效应不能充分施展。外资商贸流通企业若存在击压对手、挤占市场的动机，将对行业内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即“负扩散效应”。因之，无论以过度竞争、能力差距还是外资进入动机为视角，商贸流通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都可能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企业究竟产生扩散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也随着外资进入程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对于商贸流通产业而言，假定起初外资商贸流通企业进入程度较低，那么无论是由技术引进等方面带来的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的促进作用，还是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的威胁程度都较低，因此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的影响并不大。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外资规模和技术规模都不断增加，如果本土商贸流通业竞争力较强，对外资企业的吸收能力较高，那么外资的进入无疑为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扩散效应。当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外资商贸流通企业不断挤占国内市场，如果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为负，那么外资的进入将从一定程度上挤出国内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突出，地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在我国区域选择上存在差异。即商贸流通业外资的参与程度存在区域不平衡性。正是基于这种不平衡性，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企业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能产生行业内双向效应，即扩散效应和挤出效应可能都存在，或者说，我国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模型设计与变量数据说明

　　为了验证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是否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下面通过定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利用Caves等人（1974）的研究框架，本文以本土商贸流通业的生产效率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以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作为研究被解释变量，本土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初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EIFit = a0 + a1 FDIi，t-1 + a2 K/Lit + a3 lnGDPit + uit

　　（1）

　　其中，EIF为本土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FDI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K/L为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劳均资本，GDP为经济发展水平;a0、a1、a2、a3为待定系数，u为随机误差项。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体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规模上的影响效应，本土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的系数体现了本土商贸流通业的要素产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为外界控制变量，体现了外部经济环境对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式（1）对所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变量滞后一阶，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行业内效应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尽量避免出现异方差，这里对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做对数处理。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行业内技术水平提升能对行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扩散效应，因此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关于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变量，并用外资商贸流通企业生产效率作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代理变量。这样，便构建了能反映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质量的模型，具体如下：

　　EIFit = a0 + a1 FDI i，t-1 + a2 EFF i，t-1 + a3 K/Lit + a4 lnGDPit + εit 

    （2）

　　其中，EFF为外资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a0、a1、a2、a3、a4为待定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变量指标选择结果如下：本土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采用内资商贸流通业人均销售收入表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采用外资商贸流通业从业人员占商贸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表示，外资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采用外资商贸流通业的人均销售收入表示，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劳均资本采用内资商贸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本文以2001-2012年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同时为保持数据同一性，剔除西藏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最终选择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其中，包括东部省市11个，中部省市8个，西部省市自治区10个。基于外商合作的针对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两大类商贸流通行业相应数值的总和作为商贸流通产业综合数据。以上变量的数据来自2002-2013年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而面板数据模型包含时间序列，为此首先要保证各个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将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利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式（2）包含的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5个变量在同根情形下均属于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认为所有变量序列是单整序列，这也确保了本次实证的可靠性。
 
　　（一）全国层面

　　根据式（2），采用Eviews6.0进行面板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因此首先要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类型。一般而言，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根据表1结果，豪斯曼检验值（p值）为0.0000，因此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再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的F值计算，结果可拒绝混合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全国层面来看，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对行业内本土企业产生扩散效应。从表1数据可知，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为0.4072，且P值显示了该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适度参与对全国本土流通企业产生明显的扩散作用，即流通产业外资规模的适度提高有利于本土流通企业的成长。外资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EFF的系数为0.71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质量的提高对全国本土流通企业也能产生明显的扩散作用。对比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质量这两个变量的扩散效应程度可知，外资流通企业质量提高为本土流通企业带来的扩散效应要高于外资流通企业规模的扩张，因此，本文认为流通产业高质量外资的引入将更有利于本土流通企业的成长。
 
　　接着观察两个控制变量的系数。本土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的系数达到0.52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的增加对流通产业效率提高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要素运用对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的重要性。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2863，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部经济环境的优化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流通业效率水平的提升。综合两个控制变量的结果可知，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扩散作用外，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内部要素利用率的提高以及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优化也能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引入这两个控制变量是有意义的。当然，除这两个变量以外，其他相关变量也可能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业效率产生影响，但考虑到计量模型的设定以变量互不相关为前提，为此本文不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分地区层面

　　为了检验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行业内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根据式（2）进行再估计。此时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变系数回归方法，用以检验各个地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商贸流通业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最终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对全国本土流通业效率既存在扩散效应也存在挤出效应，因此可以认为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在我国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具体因区域而异。具体而言，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明显的扩散效应，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广东这8个省市扩散效应尤为强烈;而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等8个省市自治区却得到一定的挤出效应，其中新疆的挤出效应尤为强烈。

　　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相似，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质量在我国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且这种双向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与外商投资规模带来的行业内双向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明显的扩散效应，其中，北京、天津、辽宁、湖南、广东、四川、云南这7个省市扩散效应尤为强烈;而上海、青海和新疆等3个省市自治区却得到一定的挤出效应，其中上海的挤出效应尤为强烈。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上海的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能产生明显的行业内扩散效应，但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质量却能产生明显的行业内挤出效应。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上海市的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参与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外资企业不断抢占国内商贸流通市场，而上海又是我国的贸易中心和服务业集聚地，国外较强的企业往往更愿意到上海发展，且目前上海许多商贸流通企业的竞争实力与外资企业差距不大，因而外资质量的扩散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图1形象地给出了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质量扩散（或挤出）效应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直观地看出，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省市和中西部长江流域一带几个省市，且以东部沿海省市为主;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挤出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总体而言，我国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的省市居多，因而整体上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表现为一定的扩散效应，这与前面全国层面的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实证分析了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效应。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整体上我国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行业内本土企业能产生一定的扩散效应;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扩散效应强于外资规模引致的扩散效应;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均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且这两种效应表现的区域异质性也存在一定差别;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挤出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

　　综合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发展商贸流通业至少要从政策和管理两方面不断发展。政策上，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实行差异化商贸流通业外资引入政策;管理上，本土商贸流通业应积极改变陈旧的管理方式或技术手段，不断吸收外资企业的优秀经验，努力提升本土商贸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缩小与外资商贸流通业的差距。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8（6）
　　2.CAVES R E.Multinational Firms，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J].Economica（New series），1974，41（5）
　　3.巫景飞，林  .本土制造业从商贸流通业的FDI中获益了吗？—来自中国2002-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贸经济，2009（12）
　　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5.汪旭晖，杨东星.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