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弗里德曼和莫迪里安尼的消费理论不同。安格斯·迪顿的消费理论强调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从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的视角来综合分析规模经济、经济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等问题，不难看出消费不可能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力。由于经济下行根源于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供给侧的增量改革，即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的供给体系，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上升至中高端，以稳定经济增长在中高速水平。同时需要供给侧的存量改革，通过跨周期调整以优化现存的供给体系，为增量改革赢得时间。

    关 键 词：消费拉动/供给侧/存量改革/增量改革

　　 自2007至2009年大衰退以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美国消费过多和中国储蓄过多，是造成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主张中国经济增长应主要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非常赞同这一主张，并基于消费拉动视角将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以及二孩生育等都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我们看来，大衰退后的美国正在从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转向再工业化社会，意味着消费型经济模式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有必要转向消费型经济模式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的消费理论，①或许对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若干启示。

　　 一、安格斯·迪顿的消费理论

　　 安格斯·迪顿因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论和弗兰柯·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相比，迪顿则有着自己对消费问题的不同理解，并基于个人或家庭的消费行为将消费、贫困和福利这三个领域的分析联系在一起。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迪顿在增进这方面的理解上无人可及。

　　 迪顿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只是分析了消费的一种特例，即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持久性收入或毕生资源的关系。在迪顿看来，“在生命周期模型和持久收入模型内，一旦容许一生资源或持久收入的影响，收入和消费便不再相关。但大量实证研究反对这一结论”。如“Carroll(1992)的研究指出了，若以各年龄组的行业收入为基础来考察，预期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决不会超过当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这样，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只能“被当成一般跨时选择理论的两个被适当规定的特例”。②

　　 迪顿在分析消费问题时，关注的“是个体或者至少家庭层次以及总体经济层次上的消费和储蓄问题”，试图基于个人欲望和理性的假设，“建立一个描述个体消费行为的条理清晰的理论”，以能够“解释各种各样经验事实，包括经济总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的事实”。③

　　 具体来说，在个体层次上，迪顿认为莫迪里安尼等人所使用的代表性消费者“既非青年又非老年，既非男性又非女性，他们的孩子完全相同，数量也多少不变，并且永远是儿童。人的所有真实特征在经济计量研究中都被忽视了”，另外，“代表性消费者概念有两个重要缺陷：他们知道的太多，他们的生命太长。由有限生命、有限且异质信息的各个个人组成的总体，很可能不像教科书内的单个个人那样行动”。因此，迪顿放弃了具有“强烈的误导作用”的“代表性消费者概念”，而以真实消费者为对象展开分析。在他看来，真实消费者“消费多少的决策是关于现时花费的决策，与之相对的储蓄则是为了未来消费”，故“消费理论的恰当基础是研究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交替关系的跨时选择理论”。而跨时选择的关键在于：“劳动收入在现时或将来的增加可以提高消费。现时收入变化对现时消费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未来收入和现时收入的关联方式”。④如果两者的关联具有确定性，则现时消费主要受未来收入的影响。如果两者的关联具有不确定性，则现时消费主要受现时收入的影响。迪顿的消费理论强调不确定性，从而强调现时消费主要受现时收入的影响。而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论和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都强调确定性，故强调现时消费主要受未来收入的影响。综合其他因素，迪顿认为，现时消费除主要受现时收入影响外，还受过去收入和资产的影响。

　　 基于不确定性，迪顿进一步分析了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对个体或家庭现时消费的影响。迪顿认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储蓄为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环境提供保障的论述由来已久；但关于储蓄预防动机的正规讨论却颇为鲜见”。就预防性储蓄与当前消费的关系来说，迪顿认为：“若边际消费的效用函数是递增且凸的，则在未来消费不确定的条件下，消费者将倾向于减少当前消费并增加储蓄。凸的边际效用不仅仅意味着在消费水平较低时的消费的边际效用更高，而且还表示在消费水平较低时，消费不足状态下边际效用的增长率比消费水平较高时要来得大。如果的确如此，不确定性的增加将提高未来消费的价值，因为未来可以包括更多消费价值高的可能状态，储蓄的激励也因此而增加”。⑤

　　 迪顿认为，由于存在流动性约束，储蓄预防性动机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所谓流动性约束，是指无能力获得无担保贷款以实施消费计划。“不耐心却又无法赊借的消费者只得储蓄，以备未来收入发生预见到或没有预见到的短期下降时的生活之需”。这样，“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这两个缓冲模型看上去很相似。但一般而言，它们可以产生非常不同的行为”。因此，“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流动性约束模型与预防性储蓄模型可以归为一类”。⑥

　　 迪顿之所以要在总体层次上分析消费，是因为在他看来，“不理解总消费的决定因素，就不可能理解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也不可能理解缓和经济波动的方式”。迪顿认为，要理解总消费的决定因素，就必须采用加总的方法。具体来说，商品总量包括了在每一时期给每位消费者带来满足的所有物品和服务。消费本身通常被定义为在国民账户中的总商品或消费总量，“即对许许多多商品和服务的不变价格的支出总量”，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总量。但是，从微观经济来看，每个消费者选择的最终目的不是总产品，而是个别产品和服务。要从每个消费者的个别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过渡到总产品的消费，就有一个加总的问题。要对许许多多的商品和服务加总，就必须将商品或效用转换成货币形式，为此可以用不变价格计算出每个消费者所选择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额，然后加总所有消费者的支出额，就得出了支出总额，即总消费量。这样也就从个人消费量过渡到总消费量。如果引进时间因素，就可以从个人消费量过渡到跨期总消费量。总之，“为实用而加总商品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法”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一揽子商品和劳务的价值”⑦

　　 不过，迪顿对这种个体消费量加总的理解，绝不仅仅限于通常统计意义上的加总。在他看来，这种量上的加总，实际上汇总了千百万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异质性，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加总意味着总消费量是千百万消费者的复杂决策过程的产物，从而总消费量蕴含着决定其变动的大量个体消费者的信息。因此，迪顿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加总必须认识到个人信息的异质性”。⑧

　　 基于上面的分析，迪顿对于很多关于总消费的宏观经济学文献基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展开分析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些文献将总消费视为虚构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过程的产物，而现实中的千百万消费者如果被虚构成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则“不需要加总，它排除了加总起作用的可能性，而加总本身就能帮助理解”。因为“如果我们观察个人的微观行为，严肃地从个体开始思考总体的行为，我们可能更多地了解总消费”。⑨

　　 综上所述，迪顿是基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不确定性和消费者的异质性，以及个体与总体的融合性来理解消费的。他理解消费的基点是：在不确定状态下，对占一国人口大多数的工薪家庭来说，当期消费主要决定于当期收入。基于这一基点向未来延伸，则流动性约束会导致当期收入的一部分被储蓄起来，从而既影响当期的消费，也影响未来的消费。基于这个基点向过去延伸，则过去的储蓄或资产会影响当前的消费。而消费信贷则是将未来的收入贴现为当期的收入，从而以削弱未来的消费能力为代价，使当期的消费水平能够突破当期收入的限制。

　　 值得指出的是，迪顿对收入的分析延伸到经济增长、不平等和福利等方面。限于主题，我们在此只能极其简要地提及他在这方面的论述。迪顿认为，“发明创造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经济增长使得家庭收入增加，从而带来了消费水平或福利水平的提升。但是，经济增长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也造成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同世界’，而是在生活条件、生存机会以及福利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到了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却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到现在也没有显出一点要缩小的迹象”。⑩

　　 如果我们借鉴迪顿分析消费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以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来研究我国的消费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消费拉动经济的有限作用和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供给侧

　　 2007至2009年大衰退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陷入经济衰退，严重削弱了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投资的拉动作用也随之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通过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向消费型经济转型。而现实中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拉动美国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增长的引擎，是其国内的消费。既然如此，那么消费也应该成为拉动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增长的引擎。但近几年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消费型经济。

　　 数十年来，美国确实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但美国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在近几十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而美国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却一直在增长并拥有巨额资产。另外，很多的消费品已不在美国生产，而是靠大量的进口来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按迪顿关于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的观点来看，美国国内的消费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事实上美国的经济确实是消费型经济。根据迪顿的消费理论，美国的消费型经济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美国的消费型经济是靠信贷支撑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美国大多数家庭的当期消费远远超出当期收入，其收支缺口是靠消费信贷弥补的。例如，包括达不到贷款条件的许多家庭都可以从信贷机构获得贷款购房，然后抵押购得的房屋再贷款以用于消费。而信贷机构发放这类贷款无需承当风险，它们可以将这类贷款批发给相关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将次级贷款证券化后在全球出售，将风险分散到全球。另外，美国进口包括消费品在内的商品所形成的巨额贸易赤字，居然能够长期化。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难以做到的事情。而美国之所以能做到，皆因美元的霸权地位。这表明，与其说是美国国内消费在拉动美国经济，还不如说是美元在拉动美国的经济。当消费不足时，增发的美元通过金融机构变为消费信贷，以支撑美国大多数家庭的当期消费能够远超出当期的收入。而美国国内需要但又不生产的商品，可以用美元在全球大量采购，且价廉物美，不仅可以满足需要，而且可以抑制通胀。这样，美元足以拉动美国的经济，但所拉动的不是制造业(美国早已去工业化)而是庞大的第三产业。这就是美国消费型经济的神话。然而神话般的美国消费型经济，终因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大衰退而崩溃了，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承担起从消费社会向再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

　　 与美国的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在全球都居第一。但中国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远不及美国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而为了子女的教育和购房，以及养老和医疗等未来的消费，这些家庭必须将当期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这种迪顿所说的谨慎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必然导致当期消费小于当期收入。如果采用消费信贷来刺激消费，则必然导致资产泡沫，使经济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另外，人民币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不可能像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元那样发挥作用。而只要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发生改变，那么，在美元的潮汐效应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国际储备货币，都会成为投机的对象。由此不难看出，美国主张中国应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实属误导。其目的在于将中国挤出世界市场，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腾笼换鸟”。近年来美国将中国排除在外而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就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的这种战略意图。双跨协定实际上是在为美国的垄断企业量身制定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则，从而为美国再工业化开拓世界市场。值得一提的是，最值得关注的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而不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因为，“它将会影响贸易，制造业和国际安全，大大改变国际规则，并且影响全球的权力变更。”(11)

　　 其实，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世界市场对一国从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如果郑和在1405至1433年间7次下西洋是为明王朝开辟世界市场且获得成功，则中国不会有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2)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强调世界市场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13)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世界市场对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为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现成物质条件”。(14)

　　 另外，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每一个大的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主要靠本国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现代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规模经济，其产能往往超过本国的消费能力。因此，不少西方国家都基于丛林法则不择手段地争夺世界市场。如果丧失了世界市场，即便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国，也会沦为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小国。相反，如果能争夺到足够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即便是地理意义上的小国，也会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国。一部近代世界史反复证明了这点。

　　 显然，中国当下的经济不可能离开世界市场，而回到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现代版的自给自足经济。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也绝不会基于丛林法则不择手段地争夺世界市场，“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15)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开拓世界市场，而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才有了一带一路的建设。

　　 综上所述，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近年增长只有约2.9％)，世界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搞双重标准，要求中国由世界市场转向消费主导的内需，自己却由内需转向世界市场的扩张。这是不能接受的。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不可能主要靠消费来解决的，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体系出了问题。

　　 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供给体系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多年来的经济高增长，主要靠的是低成本要素的大量投入和世界市场需求的拉动，而大多数工薪家庭的收入虽然随着经济的高增长有了大幅的提升，但却远低于处于国际产业链高端国家的工薪家庭的收入。当面对大衰退以来世界市场需求不足和政府调控产业不力时，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庞大产能就出现结构性的严重过剩。如果采取高强度刺激内需的政策，虽然可缓解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长面临失去动力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6)

　　 具体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分为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所谓存量改革是指对现存供给体系的改革，主要任务是化解过剩产能和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为此，应基于跨周期决策，即必须兼顾经济下行期和经济上行期的产能需求来化解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为此：1.对没有发展前景或污染环境的过剩产能必须通过破产清算的方式解决；2.对有发展前景且具有战略性的过剩产能，应尽可能地通过扩大内需和开拓外需的方式，以及战略储备的方式加以吸收；3.对通过技术改造、兼并和重组后能够转化为有效供给的过剩产能，政府应在财税和金融政策方面给予支持。总之，经济下行期的存量改革应具有前瞻性，即必须考虑到下一个经济上行期的投资规模，否则就会重复出现下行期去产能，上行期增产能的现象，大量浪费社会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国内媒体在报道这种存量改革时，出现“僵尸企业”一词。其实，公有和私有企业都是存在生命周期的。所谓“僵尸企业”，实际上指的是处于衰落时期的企业。我们不赞成将这类企业称为“僵尸企业”，因为在这类企业里有着许多活生生的员工以及他们背后的亲朋好友。处于衰落期的企业也曾有过辉煌，其员工也曾为社会做过贡献，因此，尽管必须按市场原则处理这类企业，但应多点“临终关怀”，更应对这类企业的全部或绝大多数员工深怀敬意。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创新型驱动社会所需要的人文环境。

　　 在我们看来，仅有供给侧的存量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存量改革不可能改变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现状，而我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得到相关国家的同意，如果再达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那么，美国为本国企业量身打造的规则就会在事实上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则。这对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化解这种困局的唯一选择是将我国制造业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提升到中高端，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为此，必须进行供给侧的增量改革。所谓供给侧的增量改革，是指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的供给体系。如通过产业创新形成的高铁产业就属于新的供给体系。如果在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等若干新兴产业领域实现创新，则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供给体系，我国的制造业随之也就能够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提升到中高端。这样，我国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就具有可持续性。显然，供给侧的增量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从而需要短期见效的供给侧的存量改革来赢得时间。

　　 回到本文研究的主题，则不难看到新的供给体系，会使我国大多数工薪家庭的收入逐步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这将真正启动内需的引擎而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从而证实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这一迪顿消费理论的核心观点的正确性。

　　 必须在此澄清的是，国内外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接受和运用了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这不过是一种望文生义和似是而非的说法。人们都知道美国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来自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初看起来，萨伊定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出一辙，但那仅仅是初看起来。仔细阅读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就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在该书中萨伊认为，“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强调，“读者不要认为我的主张是：不可能发生一种产品比其他产品生产得过多的现象。我不过在这里主张：最有助于促进一种产品的需求的，无过于另一种产品的供给”。因此，“除非存在某些激烈手段，除非发生某些特殊事件，如政治变动或自然灾害等，或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17)

　　 在马克思看来，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不具有原创性，他指出詹姆斯·穆勒曾说过“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换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总起来看，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一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必然多于卖者”。萨伊则把穆勒的“这一套妙论攫为己有，由于不可能说出这位可笑的‘科学王子’用什么新的思想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所以他的大陆上的赞美者把他吹嘘成找到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这种宝藏的人”。(18)

　　 马克思认为，“穆勒建立平衡的办法是把流通过程变成直接的物物交换，又把从流通过程中搬来的人物买者和卖者偷偷地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用他的混乱的话来说，在一切商品都卖不出去的时候，例如，像伦敦和汉堡在1857-1858年商业危机的某些时候那样，其实是有一种商品即货币的买者多于卖者，而所有其他的货币即各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不过是说每次买就是卖，每次卖就是买，这对于那些不能卖出，因而也不能买进的商品监护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安慰”。(19)因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20)显然，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批判，完全适用于把穆勒的“一套妙论攫为己有”的萨伊。

　　 到这里不难看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不可能接受和利用基于萨伊定律的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相信产业创新所形成的新的供给体系会创造新的需求，但我们绝不会相信市场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以及一种产品的过剩是因为另一种产品生产过少之类的“一套妙论”，否则，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不会提出明年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

　　 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流派，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完全脱离了现实，其政策主张具有强烈的劫贫济富倾向。里根政府基于供给经济学所推行的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并使美国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试问：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能有市场吗？!退一步说，如果中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果真接受和运用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就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灾难性后果吗？

　　 三、结论

　　 安格斯·迪顿的消费理论不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兰柯·莫迪里安尼的消费理论，国外有些媒体认为迪顿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迪顿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和观点确实源于凯恩斯理论，如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流动性约束、未来不确定性，以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等等。另外，凯恩斯将收入、消费与贫困联系起来分析也影响了迪顿。虽然迪顿也深受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但由于他注重事实对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验证，因此，迪顿的消费理论更贴近现实。故其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这一核心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消费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事实。当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的规模效应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离不开世界市场。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已逐渐丧失，如果不改变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现状，则不可能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这表明当前经济下行的根源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供给侧的增量改革，即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的供给体系，实现我国制造业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上升至中高端，以稳定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同时需要供给侧的存量改革，优化现存的供给体系，为增量改革赢得时间。

　　 注释：
　　 ①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2015/press.html。
　　 ②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284、278页。
　　 ③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④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4、268、2、4页。
　　 ⑤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⑥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275-276、276页。
　　 ⑦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3、12页。
　　 ⑧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⑨安格斯·迪顿：《理解消费》，胡景北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⑩迪顿：《逃离不平等》，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XXIII、17、XXV、136页。
　　 (11)Dan Grant,"Transatlantic trade:Is China in or out?","The Hill's Congress",2013.7.22.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1页。
　　 (1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17)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146、145页。
　　 (18)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91、49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