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从中期向后期推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则逐步上升，这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更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统计显示，1979年至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0.8%，高出同期GDP增速1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总量和GDP占比均超过第二产业。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正从“生产时代”步入“服务时代”，一场深刻的“服务革命”已经到来。当前阻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难点和障碍有四个方面。

    “发展生产”与“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冲突问题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并将它上升到实施“扩内需、调结构、稳增长、促就业”战略的主要突破口和关键点高度来推进。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领导，也许不少还陶醉在兴办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上项目以及围绕产品生产安排政策的思维之中。或者说，刚刚熟悉如何围绕工业制造“抓GDP”这一中心工作，对于开始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至少在政策设计和理念上还难以转变。于是，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开始用“抓生产”的办法来抓服务业，上各类服务业项目；另一方面，面对政策冲突常常左右为难，摇摆不定。例如，对于商业网点布局的用地政策问题。可以说，这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最大难点，即“发展生产”与“发展服务业”两类政策的普遍性“不兼容”问题。

    如果说，“服务时代”相当于手机的4G时代一样，那么，我国现行产业政策大多还停留在2G或3G时代。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不少领导干部和决策制定者普遍不熟悉服务业，对服务业ABC还处于启蒙状态，对于如何发展服务业还一片茫然。

    服务业发展的优先顺序与如何选择问题

    首先，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服务业？这是一个决策大难题。从现实来看，有些地方在考虑发展什么样的现代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时，动不动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第三方物流）、创意设计或金融服务等，但实际效果却往往甚小。为何？就是忽略了服务业发育成长的规律，未充分考虑服务业发展的优先顺序。进一步说，任何服务业的发育与形成，都离不开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环境，在不同的阶段，孕育服务业生长的“土壤环境”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许多制造业发达的区域，最需要发展的可能是流通渠道、市场体系或信息平台，而不是创意设计。

    其次，尽管从理论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工业制造业的产业深化以及分工分业的产物，它离不开“生产”这个基础。但服务业一旦形成体系后，它往往能与当地的生产分开，甚至重新再造整个的产业生态环境。例如，在生产时代，因为有了生产，才会有流通和销售。但是在服务时代，当商业服务业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就有了直接左右生产和影响生产布局的能力。例如，浙江义乌、广东乐从等，它们都是典型的“先有市场，后有生产”的城市。

    因此，在服务时代，就要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发育成长的规律，找准它们发展的优先顺序，及时地进入或退出，以占领成长先机，培育或形成新型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性与先进性冲突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在做经济决策时，常常有一种运动式思维。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时，在涉及“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时，往往不是从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来判断，而是基于“国际领先”或“世界一流”的“赶超”理念来判断。比如，一谈发展现代物流业，就是发展“第三方物流”。或者一谈发展现代服务业，往往就把零售业、批发业、旅游业、酒店业、广告业等纳入“传统服务业”范围。实际上，这都是误区。

    从服务业成长的逻辑上看，只有充分地发展基础性服务业之后，才有利于发展所谓的“现代服务业”。尽管基础性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可以兼容、不矛盾。但在现实决策时却往往矛盾。例如，作为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中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市场，它是我国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最有价值的环节，但却与现行的“先进性”标准有冲突，在一些城市并没有获得充分的重视。因此，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上，应逐步将决策思维转向服务业体系的完善和基础的稳固上，而不要盲目地宣传所谓的“现代性”或“先进性”，必须充分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和价值认定问题

    “生产决定价值”是我国传统决策思维中的基本观念，这也是工业化初期或生产不足时代的基本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我国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曾经普遍轻视或忽略服务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认定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往往以“贡献不大”等理由拒绝或阻碍生产服务业网点或项目的落地。

    总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正进入高成长期，它正改变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性质，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期待各级政府、学界和企业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早日化解。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广东现代专业市场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