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深刻变化的背后，其根源却始终处于混沌和无序的探索中。整个人类对于这种变化所指向的未来仍处于“庐山真面目”之外。除了借助诸如“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思维”等词语来把握之外，我们还没有更好的整体性认知。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解读，世界格局和世界体系的走向以及各国现有制度的创新重构，正处于误判混乱和摸着石头过河进而可能遭遇无奈解体的前夜。传统市场体制（“传统市场体制”或“自由市场体制”在本文中均系指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下建立在“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模型基础之上的“一般均衡论市场”体制）亦面临可能彻底卷入到这场无所不在之新秩序崛起的再创过程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力求从新范式经济学（“新范式经济学”系指本文在第三部分中才开始明确化指称的“广义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视角给出一种可以囊括既有观点的通盘尝试。

　　毋庸置疑，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心，集中反映在系由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浪潮和冲击的现象中。虽然这已家喻户晓、全球皆知，但随着互联网金融在中美等国的进一步兴起，之前的互联网浪潮正在被新的浪潮所超越和颠覆。我们时刻都可以感受到基于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新资讯或新体验。继雅虎开创了门户网站（在中国是新浪、网易、搜狐等）、谷歌开创了搜索引擎（在中国是百度、360等）、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开创电商平台、QQ开创互交通讯和微信平台，以及脸谱开创社交网站等从而完成了第一轮互联网浪潮以来，由余额宝、支付宝和数目繁多的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类网站，及凡客诚品、天猫网、京东、1号店、快乐购等在线购物和O2O线上线下体验购物网站之新电商的崛起，加之斯诺登事件和主权国网军的诞生等所构成的互联网新浪潮的井喷式涌现，它们都无一不在告诫着我们，第二波互联网浪潮正以远超时代想象的速度和能量在不断刷新着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换言之，互联网正从初始的互联网经济走向了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军事、乃至互联网社会；其快速演变背后的大趋势就在于，互联网浪潮正在上升为大数据浪潮以及紧随其后的数字资产浪潮。如果说第一波互联网浪潮是“交易成本导向型”的话，那么，新兴的互联网浪潮就再也不局限如此了。倘若我们再不能够有效厘清这两波浪潮背后的重大差别的话，我们为之将要付出的代价和机会成本很可能就是不可逆转的。

　　对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军事以及互联网社会解读的最大误区就在于，它们被共识为仅只是一种“交易成本改进型的科技”，一种能有效促进厂商和消费者之间跨越中间商进行直接交易效率的成本改进型科技。不无遗憾的是，这是包括互联网精英人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抱有的普遍认同和观点。更糟糕的是，在这种误区的背后实际上还潜藏着更为可怕的茫然推定：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无法撼动传统市场体制、因而也无法破坏其基础的科技；反而因交易成本的效率改进，互联网科技成为了一种是对传统市场体制具有改善性的科技；那么，我们真的就可以满足于传统市场体制所保证的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及帕累托最优型社会而无需进行主动创新了吗？以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而论，绝大多数人把这种冲击简单地解读为系主要因减少了中间商和减少了搜寻成本进而大幅度降低了科斯所谓的使用“自由市场体制”时的交易成本所带来的冲击。换言之，实体店向电商发生大规模交易转移的主要根源，被认为系新制度经济学所发现的“交易成本”在前者是远大于后者作为原因所导致的。无奈这种看待互联网浪潮的方法是极其片面的。因为，它实际上在不自觉之中假定了互联网时代条件下“自由市场体制”的效率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进而导致可以替代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组织之效率将被大幅度弱化的效果；虽然我们不否认互联网浪潮确实起到了减少中间商和减少搜寻成本的作用——也确实起到了大规模弱化传统企业组织之效率的功效，但把互联网科技仅只归结为系一种“交易成本改进型的科技”，进而对传统市场体制起到了巩固性的改善作用，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在广义经济学看来，电商对实体店冲击背后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服务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自由市场体制，亦即由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自由市场体制”本身正在快速解体所导致的。换言之，互联网浪潮背后的大趋势其实更多地是因占据主导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传统市场体制正在被新的市场体制替代所导致的。亦即，曾经辉煌的自由市场体制的主导地位行将退出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取而代之的是兼容自由市场体制的新市场体制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是进入到了“后工业文明”，而是进入到了“传统或自由市场体制正在全面解体并被新市场体制广义化统合的大变局时代”。

　　至此，本文的立论便正式浮出水面：传统的市场体制（自由市场体制）是因互联网科技能够有效降低其交易成本而被大幅度提高其效率性进而获得了强有力的巩固？还是因为互联网科技的诞生使其处于被替代的快速瓦解之中？无疑，这是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对决；当然，亦是本文欲求展开的主旨论题。

    为此，本文主张：服务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传统市场体制，或自由市场体制是不会因其交易成本的大幅度改善而可以获得其效率的巩固或维系的；相反，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相关的传统市场体制或自由市场体制正处于快速的瓦解之中。那么，为什么必然如此呢？

　　萨缪尔森市场体制的全面解体

　　传统工业生产方式首先是一种短缺经济形态下社会化组织生产和供给的生产方式；其次是一种社会化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想了解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得首先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如何被组织的。二十世纪理解经济组织和认知市场最具广泛影响力的保罗·萨谬尔森在其经典的《经济学》（经济学三大教科书之首第12版上册第二章—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中是这样概括组织工业生产方式的“自由市场体制”的：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不外乎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第一，为谁生产？第二，如何生产？第三，生产什么？在萨谬尔森看来，能同时且有效率解决上述三位一体问题的最佳制度安排便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自由市场体制”—这是一个比任何其他试图解决上述三位一体基础问题之制度安排都更优的制度原理。换句话说，在萨缪尔森对组织经济需要制度的理解中，“价格机制”是头等重要的。任何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一旦缺失或偏离了“价格机制”作为其核心基础，其效率性要么是无效、要么是低效的。相比之下，只要拥有了“价格机制”，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组织行为就会发挥作用，进而会自动形成有序的自由市场秩序。

　　不仅如此，在萨氏看来，即便是生产活动也不例外。在“价格机制”被信奉为先决给定的前提下，生产者是无需、也无法知道上述经济学三大基础问题之答案的，因为，连政府都无力知晓它（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哈耶克与兰格论战时就已获得了普遍的公认）；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者所需知道和面对的仅只是无人化的、由物币构成的“价格机制”。故，以“萨氏市场体制”为代表的传统市场体制便被说教成，是无需关注任何与上述三大基础问题有关的交换对象——消费者或购买者本身的，而只需关注“价格机制”体现出来的讯息即可。无疑，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便是这样被“萨氏市场体制”所定义的。正因如此，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反过来成为了无需知道“为谁生产”（生产后进入流通领域和零售体系之后到底卖给谁与工业生产者无关）、“如何生产”（生产后是否会导致过度竞争与工业生产者无关）以及“生产什么”（产品的品质和功能系由工业生产者单边做主来决定而无需消费者或购买者的介入）的生产方式；同理，正恰是这种工业生产方式反过来又决定了“萨氏市场体制”的基本特征。两者相得益彰、相互定义、互为因果，浑然一体地铸成了传统的工业文明。

　　有鉴于此，任何市场体制只要建立在萨氏三位一体作为基础问题之上，其狭义性就是一目了然的；尤其把“萨氏市场体制”拿到互联网浪潮活力四放的中国再来看待时，其狭义性就会显得更加清晰。例如，除互联网通道商，如阿里巴巴等之外，电商的本质都是以批发商或订单商的身份来给其生产厂商下订单组织生产的。这种生产厂商因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生产厂商”了。因为，订单型生产在生产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为谁生产和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问题。订单生产告别了“萨氏三问题”而进入到了无需借助所谓先决性价格机制也可以解决萨氏三问题的新市场体制中。亦即，订单的本质即是破解“萨氏三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从传统工业的销售型生产到互联网时代下订单或定制型生产，“生产厂商”对资源的组织机制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订单型生产之所以改变了“萨氏市场体制”的基础，首先因为电商的“订单”（包括定制）是“批量”的而不再是“边际”的了。换言之，所有以盈利为目的订单或定制都不再依据“边际原理”来组织生产了；无疑，从“边际需求”到“批量需求”的转变，使得传统经济学项下的市场竞争理论变得彻底失灵和失效。伴随而来的是传统经济学的“厂消供需理论”或“厂消供需价格机制”亦同时陷入了绝对的困境之中。显然，任何订单或定制型的生产（包括所有OEM和代工生产）都不再受“萨氏三问题”的制约了。一旦如此，互联网经济所依赖的市场体制就再也无法经由“萨氏市场理论”来进行解说和解读了。

　　那么，由电商引发的这种转变为什么是传统市场体制正被新市场体制替代所造成或导致的呢？众所周知，由萨谬尔森代表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传统市场体制或自由市场体制，系建立在“边际价格机制”或“边际供需定律”基础之上的。它假定：服务于消费者的生产厂商是受传统经济学在建构厂商理论和消费者理论时的边际供求定律所约束的；亦即，根据厂商-消费者供求定律，消费需求量越大，其单价越贵，而不是越低。但是，这种厂消供需定律仅只对边际分析是有效的，而对批发、订购或团购（或OEM、代工等）则已经全然无效了。因为，厂批供求定律意味着，批发需求量越大、单价越便宜，而不是越高！换言之，服务于批发商和/或订单商或定制商的生产厂商已经不再受“边际型的厂消供求定律”制约了，相反只受“批量型的厂批供求定律”的非边际化制约。无疑，“厂批供求定律”是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无法涵盖和拼命规避的一个价格定律，亦是它的绝对短板所在。换言之，以“萨氏市场体制”为代表的传统市场体制所遵循和信奉的价格机制（厂消价格机制）或供求定律（厂消供求定律）正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向前演进在悄然地发生着基础性的退化和失灵。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下结论道：互联网浪潮背后的驱动力并不是在原有萨氏市场体制或传统市场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仅只改善“交易成本”而展现的，相反是市场的运行已经从“边际型体制”演进到了“批量型体制”，或从“狭义体制”演进到了“广义体制”所导致的。一言以蔽之，是传统市场体制本身正在发生狭义性的解体才导致了互联网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且来势逐渐席卷全球所有传统工业的边际型生产体制。

　　毋庸置疑，一旦指出传统市场体制正在发生的原理性解体和变迁以及新的市场体制亦在发挥着传统经济学所没能揭示出的市场新功能和新机制，就会发现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旧市场秩序（边际秩序）解体和崭新的新市场体制（边际体制+批量体制）行将诞生的更大体制和秩序的整合期。因为，“批量型厂批供求定律”并不是源起于互联网科技的诞生才出现的一种市场价格机制或现象；其实，早在“代工工业”、“OEM工业”和“订单工业”兴起之前的“批发工业”中，就已经实际存在了。只不过，当时在主流经济学的狭义构造——将真实交换的市场经济仅只解读和构造成服务于“边际生产”和“边际消费”的“边际型交换市场”里，它被掩盖或掩藏在不被重视的角落里而已。毕竟，真实的市场从来都是既存在“单量价格机制”，又存在“批量价格机制”；或既存在“单量供求定律”，又存在“批量供求定律”的。只是能够将上述两种不同价格机制或供求定律同时体现在一个市场体制中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始终未能在西方对经济学的探索中被寻找或发现或构造出来而已。故，传统或自由市场体制的解体是其经济学内生缺陷，而非新科技推动的结果。此外，除“代工”、“OEM”、“订单”和“批发”工业之外，包括“科技工业”在内的生产方式或体制事实上也已经不能再由“自由市场体制”进行解说或解读了。毕竟，任何“科技工业”都不可能再与“完全自由竞争”之定义所要求的标准相匹配了。相反，“科技工业”一定包含有“垄断”或“寡头”等其他的市场结构在其中。由此可见，整个自由市场体制的理论构造正在进入到全面被超越和替代的历史转折期。

    新市场体制的显著特征

　　世界正在发生着远比现有知识体系所能认知到的变化还要深刻得多的变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大面积、学科化地处于其效力正在过时的历史进程中。理解新的市场体制因此已不能固步自封地再依据过时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进行判定和妄下结论了。不过，即使不如此来判定或推断新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学术性，我们也仍然可以依据建构原有经济学理论所必须的方法论或原则来进行交流和探讨。唯如此，我们才能自信和有资格对科学和未来负有自身的责任及使命。

　　无论承认与否，由互联网浪潮带给传统经济、金融、军事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冲击都是巨大且富有熊彼特式破坏性的。混乱和兴奋、反对和支持、恐惧和希望等都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势力的对垒。传统体制的效率和无制度规范的效率之间正在形成争夺。在传统社会组织效率被矮化的同时，如果不能快速形成新秩序的效率，任何社会都将难以承载这种变化或变革。毕竟，任何的新生事物都只能以增进社会整体效率更大化的方式才能获得其制度和历史的合法性。所以，建构新经济学理论及其市场体制在当今时代已经刻不容缓了。

　　第一，新市场体制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它已经有效克服了主流经济学之“价格机制”或“供求定律”仅只能体现“边际型厂商-消费者价格机制”或“边际型厂商-消费者供求定律”，而无法包容“批量化厂商-批发商价格机制”或“批量化厂商-批发商供求定律”的狭义性或内生性缺陷。换言之，新的市场体制将是一个能够兼容“二元价格机制”或“二元供求定律”的广义化市场体制，一个可以兼容“边际工业”或“边际消费工业”，和“科技工业”及“批发工业”加之“OEM工业”、“代工工业”等所有不同类型工业均在内的市场理论和体制。因此，新市场体制可以兼容且超越旧市场体制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前者的价格机制是既能保留“厂商—消费者供求定律”，同时又能够兼容“厂商—批发商供求定律”于一体的广义价格机制。这意味着，新旧两种不同市场体制的重大差别首先在于，新经济学和新市场体制所对应的价格机制是能够兼容旧市场体制之所有不同类型市场（垄断型市场、寡头型市场、张伯伦之垄断竞争型市场、琼斯之不完全竞争型市场及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等）的广义价格机制了，因此是可以对互联网时代提供有效服务的新价格理论。

　　第二，一旦将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不再解释成是在“旧市场体制下”完成，而是在全面快速广义化崛起的“新市场体制”下完成的，那么，“萨氏三问题”作为经济学基础问题的体制将意味着已经全面失灵；相反，“批发什么或OEM什么或订购什么”、“批发多少或OEM什么或委托生产多少或订购多少”以及“为谁批发或为谁OEM或为谁订购”随之成为了新市场体制的基础问题。原来由生产方或厂商主导的“旧三基问题”即使存在，已经不再重要了。相比之下，由批发商或定制商或电商所主导的“新三基问题”成为了新经济学的三基问题。在实现中与这种转变相关的典型现象就是“批发生产”、“OEM生产”、“代工生产”和“团购生产”等，其中“团购生产”尤为特殊。因为，与“定制电商”异曲同工的是，中国式的市场体制为“团购电商”的兴起提供了最佳的土壤条件——让他们快速把握到了“批量化厂批供求定律”在真实市场中实际存在的奥秘和商机。换言之，真实条件下的市场不仅由“厂消供求定律”在发挥着作用，“厂批供求定律”等亦同时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广义市场功能和广义市场作用。由此可见，广义市场条件下，“萨氏三基问题”已经彻底失灵并被一组新的三基问题所超越和替代。亦即，一旦在厂商和消费者这种二元主体的传统市场体制里将“批发商”也明确内置成为新主体，“萨氏三基问题”由此便会彻底走向边缘化。这便是新市场体制的第二大显著特征。

　　第三，一旦如此，传统市场体制的均衡论就被暴露出其内生的狭义性。毕竟，均衡论市场仅只对单量供求的边际分析是有效的，亦即仅只对“厂消供求定律”是有效的；对包括但不限于“厂批供求定律”而言的供求定律（OEM供求定律、代工供求定律等）和科技供求定律则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新市场体制的第三大显著特点就在于，它已经彻底兼容性超越了“边际型均衡论市场”，而进入到“二元价格机制”（杨小凯所谓的“内点解”和“角点解”之二元价格机制）均可生效的广义市场体制。在新的市场体制下，“均衡与否”已经变成是多阶问题，而不再是由MR=MC之单阶问题就可以解答的核心议题了。相比之下，多阶同时均衡的“共赢市场”和“共赢是否最大化”随之成为了更核心的市场议题。亦即，一旦引入“共赢论市场”的新体制，解说市场均衡的议题就不再是“单一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的均衡议题”，而转化为“所有不同类型市场之同时均衡的议题”了。这便是在“边际分析”之外引入“批量分析”之后新市场体制不同于传统或自由市场体制的第三大显著特征。

　　第四，虽然也面临“生产”的议题和问题，但与旧市场体制不同的是，新市场体制下，“生产”不再仅只唯一地是“边际消费型的生产方式”了，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不同形式的生产方式都是被允许的了。其中，即使是德国4.0版工业委员会对德国工业之未来展望所积极设想的“机器人智能化生产方式”也同样是可能的。因为，机器人智能生产不仅可以定义和塑造“批量供求定律”的市场新基础，而且可以重新定义和塑造“边际供求定律”之传统市场的新基础。换言之，“萨氏三基问题”将有可能被彻底瓦解成“为谁消费？”、“消费什么？”和“怎样或如何消费？”的全新三基问题。为此，市场新体制的第四大显著特征就是，构成其基础之所以能够发挥主动效力的原理不再是“厂商-消费者导向型”，而转变成“消费者-厂商导向型”的了。亦即，新市场体制将不仅完成“三基问题”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之价格机制的转变，同时还需完成“市场自为性之动力源泉”的转化。

　　这便是市场体制从“生产性自为”走向“消费性自为”进而赋予广义市场具有多样性自为源泉的根源之所在。于是乎，这也是新市场体制不同于传统或自由市场体制的第四大显著特征。

　　第五，传统或自由市场体制被假定是一种对自然稀缺性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制度安排，但在新市场体制下，随着大数据和智能化在全球的普及和扩张，瓦尔拉斯从其父亲经济学那里所直接继承下来的“自然资源稀缺性概念”随之变得疑点重重。因为，对地球资源稀缺性进行智能化或大数据可识别化的技术投入也已成为具有效果的理性选择，而再也不像哈耶克与兰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论战时所能想像的那样了。事实上，英国学者保罗·科克肖特（W.Paul Cockshott）和美国学者阿林·科特尔（Allin Cottrell）早在1993合著的论文里就再次回顾了那场大论战，并指出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一文中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的立论，系仅只建立在人类关于计算科学认知受当时条件局限才勉强成立的；而一旦将其放置到他们发表论文的1993年时，其不可能的结论就会变得完全相反了！无疑，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就更是可能的了。不难看出，一旦假定自然稀缺性资源在给定社会中的配置是可计算的话，由传统经济学“价格机制配置自然稀缺资源”的效率问题就会立刻呈现出可被质疑的新空间。到底是“价格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的效率更高呢？还是由“大数据之计算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的效率更高呢？无疑，这很可能是传统经济学在当代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换言之，供需，加之投资在内的广义供需，在市场体制下，从原来仅借助价格机制来配置，到同时能借助智能化计算机制进行配置的转变，是新市场体制的第五大显著特征。

    第六，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在稀缺性议题上是存在误区的——他们没能有效区分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个体思想创新的稀缺性之间是存在重大分别的。亦即，在以“自然资源稀缺性”为主导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和在以“思想创新稀缺性”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环境下，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原理和效果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所对应的市场体制也是不尽相同的。事实上，在互联网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社会环境下，“资源”的概念已经远不再特指系所谓的“自然资源”了，包括点击率和在线客户率在内的“资源”事实上都已经成为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资源”。特别指出“资源”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就在于，“自然资源”是具有排他性的资源，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资源—包括思想创新资源或点击率资源等都不再是具有排他性的了。这使得整个建立在边际递减律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其知识体系陷入到了巨大的困境之中。因为，只有使用“排他性的资源”才会导致边际递减律的出现；而使用任何非排他性的资源都不会如此。所以，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需要的新市场体制就再也不能够仅只是建立在边际递减律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了。同时它还必须得是建立在边际递增律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唯如此，新的市场体制才能将两种不同的稀缺性资源有效地都涵盖在自己的配置原理和机制之中，从而实现对传统经济学及其市场体制的包容性超越。故，新市场体制的第六大显著特征就是，新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再是局限于边际递减律作为唯一分析方法的学说，而应是可以兼顾边际递减律和边际递增律以及边际平衡律均在内的大统一学说。

　　第七，新的市场体制既包含边际递减律，同时也包含边际递增律在其中，这是新市场体制的第七大显著特征。当然，新的市场体制远不局限于上述六大显著特征。事实上，“市场”一旦摆脱了只对稀缺性自然资源发挥配置作用的狭义体制，而进入到同时还可以对包括但不限于制度资源、思想和知识资源以及客户资源和信息资源等都发挥配置作用的广义化体制，一切可以拥有市场价值的事物和物件就都因此可以获得市场的配置，进而让市场对其来发挥配置的功效。故，对“资源”的认定一旦扩展到可以将“政策”和“客户”等都涵盖在其中时，由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探讨关于“信息不对称”分析时所使用的方法就会呈现可被质疑的重要可能性。因为，“信息不对称”的表述更多地是一种由第三方对被观察对象给予认知而做出的表达。为此，假如借助第一人称的命题方式再来看待这一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它还可以进一步表达为系因交易双方所拥有信息的稀缺性程度的不同而导致的。换言之，信息的稀缺性程度对每个人或每个市场主体或每个市场行为者而言是不尽相同的。亦即，一旦第三人称的分析范式由第一人称的分析范式来加以替代，所有的“稀缺性”概念就都可以被“可得性”概念所完全替代，而再无存在的必要性了。换言之，对任何个体而言，“信息”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稀缺性的或不同程度可得性的。正因信息之稀缺性或可得性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是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所以，才会导致两个具有相近自然禀赋和知识储备条件的个体在当代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存在不同差异。有鉴于此，给定当代社会，信息，包括知识，作为资源在不同个体中的所得配置或分配是同样可以导致其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之不同的，而不单单因所谓“生产资料”之可得性或稀缺性的配置不同才会唯一导致如此的。一旦如此，改进社会进步和繁荣的路径也就无需再仅只局限于按边际递减律支配所实施的自然资源之分配体制了；因为借助于边际递增律来支配实施的非排他性资源的分配体制也是同样可以实现相同效果的。总之，在互联网时代对“资源”进行广义的解读和认知已是经济学的核心使命之一了。一旦从理论上能够破解“资源”的狭义性，市场新体制的广阔空间就会旋即解放出来。因为，正恰是潜藏在“资源”这个概念背后的狭义性才从根本上阻碍了西方经济学无法摆脱“单阶均衡方法论”来看待真实市场的可能性。如果将一切有价值的可得性对象都统一定义为“资源”的话，市场将随之不再系由“单一均衡”所构造了。所以，新的市场体制一定要摆脱“狭义性单阶均衡”的束缚而走向可以兼容边际递增律在内的所有类型的交换与均衡。这种把“交换”限定为仅只受边际递减律制约的“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的理论方法，是新市场体制必须彻底超越的。亦即，新的市场体制既包含边际递减律，同时也包含边际递增律在其中。由此，就可以有效解说互联网经济之所以引发超级倍增效应的现象了。

　　第八，仅局限于边际递减律的老旧市场体制已经破碎不堪，无法应对大量边际递增律所普遍存在的经济现实。不难想见，互联网上由为数不多的互联网电商所构成的“互联网供给商”和由数量庞大的消费者构成的“互联网需求方”是无法形成教科书式的“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的。不仅其数量的不对称不符合主流的定义，反过来按照传统的定义它乃是一种典型的“寡头型市场”而非“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因而“均衡”的概念和分析范式对于互联网经济而言已经全面失灵和失效。不仅如此，由于线上和线下之交易成本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所以，对其进行整体市场的加总也已毫无意义。换言之，由“线上互联网市场”和“线下实体店市场”所构成的当代整体零售市场，已经根本无法再经由加总原理而可以进行瓦尔拉斯之联立方程，或一般均衡（阿罗-德布鲁均衡）求解。所谓的“总供需均衡”已经被线上和线下的市场所彻底分化和解构。即使将“实体店”转变为O2O意义项下服务于线上交易的“体验店”，并将其成本间接化地转换为线上交易成本的组成部分，从而完成线下市场向线上市场的全面转化，由“线上互联网市场”构成的市场也已经远不能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所构造的“厂商理论”和“消费者理论”了。因为，传统范式的厂商函数和消费者函数都已经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异，进而已经无法确保MC=MR的实现了。伴随而来的是，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即便引进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之后，也已经无法实现可定义意义上的有效统计和相等计算了。因为，互联网电商与生产厂商之间进行批发性定制的交易已经无法被界定出到底是“需求行为”呢？还是“供给行为”呢？换言之，传统上由“厂商”和“消费者”构成的“二元主体市场”在互联网时代已被“厂商、电商和消费者”三位一体化的新市场所彻底替代。而且电商已是既具“需求者属性”，同时亦具“供给者属性”的新型市场主体；事实上，其可变的属性正是新市场体制或广义市场体制的第八大显著特征。

    第九，既具“需求者特征”，同时亦具“供给者特征”的现象不仅体现在互联网电商身上，事实上它与当下发展较热的众筹亦同出一辙。在北京金融街的金融客咖啡店里所实施的众筹就是典型的集投资和消费于一体的众筹交易。在这种众筹交易中，行为者的特征已无法再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划分体系来进行界定。不仅如此，这种现象越来越层出不穷，正在“传销”和“直销”这类混合身份从业以外的广阔领域里快速兴起和扩散。本来任何人都既是生产者或供给者，同时又是需求者；但被马歇尔一分为二之后，“市场”不再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市场了，而转变为仅只是关于有效体现相对价格表达式的“相对价格论市场”了。这种基于相对价格论和其表达式所构造的“市场型态”和“市场体制”因此是较狭义的，是无法真正体现真实交换的。正因如此，新的市场体制将彻底回归到把人作为完整的个体重新放置在市场中心位置的分析道路上来。换言之，人之个体作为具有理性行为者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他（她）是可以自主选择在什么情况下充当消费者、什么条件下充当生产者或供给者，而无需外在理性来扮演替代或说教角色的。为此，新市场体制的第九大显著特征就是，新市场体制下的所有参与者都不再是被外在理性分割成“厂商函数”和“消费者函数”意义下的非人化参与者；取而代之的都将是可实施自主理性的完整的人，以“自主人函数”的名义参与市场。其在互联网时代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不再必然需要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联系了。换言之，一切涉及“代价与所得”的选择都将是人进行交换而做出的抉择，都将是人之个体具有行为理性的根本标志。亦即，人之个体理性并非必须依赖“交换”作为前提方能生效。如此一来，“市场”远不止是人仅做出生产与消费以及消费多少的制度安排，相反，它必须是可以包容所有人之所有选择都发生在其中的一项社会制度安排，包括人与人之间不再借助物与物的关系也可以发生的交换——所谓网络世界的虚拟交换在内的制度安排。一旦抛弃外在理性及其借助函数原理来给“厂商”和“消费者”进行定义的方法论，进而将原本就是自然人的个体回归到市场参与者的中心位置，广义经济学及其新的市场体制将会焕发出令传统经济学家瞠目结舌的精巧结构来。

　　第十，一旦让市场回归到“真实交换市场”而非“相对价格市场”，马歇尔的二分方法论市场就会走向末路。因为，真实的交换首先是一种行为。它有两类不同的结果：一是交换有相对价格之果（其中包含“边际量交换”的相对价格和“批量交换”的相对价格之两大类）；二是交换无相对价格之果。所以，由真实交换构成的市场并不必然意味着“马歇尔二分的相对价格市场”，而应完整地将“无果在内的市场存在”也同时一体化地包含在其中（见图1）。

　　如此一来，新的市场体制就被证明，从根本上讲，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市场体系的构造原理；后者已经无法再与前者相提并论。因为，前者已是将“初始缘起和市场过程”都一同包含在其中的“市场”了；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依据相对价格表达式所构造的“自由市场体系”则只是一种“有果型交换市场”，一种只能反映相对价格结果的市场；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不能真实反映包括“初始缘起”和“市场过程”都在其中的“纯模型市场”罢了。然而，假定如此，支撑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就将直接遭遇巨大的理论挑战。不仅瓦尔拉斯当年借助联立方程构造的“等式交换型市场”会遭遇如此，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加总原理”所构造的“相对价格型市场”亦将如此。事实上，整个建构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市场学原理”都将面临真实市场是否存在“无果交换结果”之新经济学议题的重大挑战。无疑，倘若新的经济学理论真的能够将“无果交换结果”也包容在自己的分析范式之中，并依据它建构出“广义市场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及其广义化市场体制就将必然优胜于老旧的市场体制。

　　广义经济学原理

　　世界正在发生着传统经济学家应该被推定负有历史过失责任的深刻变化。不仅金本位制解体，且替代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已解体。它强而有力地证明了，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原理和理论假定同样是过时和可靠性存疑的。在上述两大体系解体后由所谓的牙买加体系继续承担“国际收支平衡制度”基础的愿望，无奈地交给了弗里德曼的自由浮动汇率制理论。不幸的是，历史再次证明，自由浮动汇率制也是一个不仅没能确保“国际收支平衡体系”本应发挥稳定国际主权体系核心作用的体系，反而借助其手将原有国际收支失衡的状态带入到了一个更加危机四伏的解体边缘。导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国际收支失衡状态不仅在G20的努力下没能走向失衡治理的方向，反而其规模和复杂性都朝相反的进程在快速地获得加强。为此，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是无法推卸这种过失责任的。虽然他们都很努力，包括在IMF体系之外建构了巴塞尔协议来尽量缓解爆发危机的多种可能性，但大规模影子银行在全球的泛滥存在再次宣告了这种努力的失败。毋庸置疑，只要保留QE资产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存在，原有中央银行体系的制度原理在理论上就被再次证明是失败的。简言之，环顾全球，我们在当今世界上看不到任何建构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是没有缺陷而在发挥正常效力的。所有的制度基础都存在着问题，都需要进行全面的重组和创新重构。这便是当今时代赋予经济学新理论的重大新使命。

　　当然，失败不仅发生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以及货币体系、中央银行体系之中，失败还同时发生在各国的市场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之中。如果把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之前的经济学通称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而把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分析体系通称为现代经济学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学之分析范式的狭义性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迄今为止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也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分析体系，它假定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系是由如下两大部分构成的：其一是由市场的“交换体系”构成的；其二是由“市场交换体系”的外部负效应所构成的（科斯提供了将这种外部负效应转换为借助市场交换体系可实现交换的制度创新和安排）。这便是当今现代经济学分析体系的整体边界之所在。但由这种整体边界所标识的现代经济学分析体系已经脆弱不堪，已经无法为越来越占有主导力量的互联网时代提供制度效率和保证了。因为，一个庞大的始终伴随在其左右的经济学新世界，自始至终都没能被古典和新古典以及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家们所发现：亦即，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系不仅是由上述两大部分：—市场的“交换体系”和“市场交换体系”之外部负效应所构成的，而且同时还是由“市场交换体系”之外部正效应三位一体所构成的。显然，第三部分是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包括古典、新古典和现代的）所从来没有触及过的经济学新领域。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的失败或过失是系统性的，尤其是其方法论的失败或过失。有鉴于此，广义经济学所要实现的是一次对传统经济学之整体的包容性超越和重构。

    导致传统经济学（包含古典、新古典和现代经济学）无法应对互联网时代新现实的核心根源就在于，它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解读是建立在“双边交换现象”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构在“个体选择现象”基础之上的。这使得“交换现象”成为了经济学的初始边界。换言之，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基础是建构在“交换现象”之上的。一切关于经济的分析都会最终归结到是关于“交换原理”的理论构建。于是，考察两个人之间的偶和现象或交换现象，并揭示出其背后的交换原理就成为了传统经济学无法回避的方法论挑战。因为，给定这种初始前提，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只能别无选择地借助“外生性的方法论”来解构和揭示交换现象背后的交换原理。相比之下，当“经济”的考察对象在广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被转移到系对“个体选择现象”做出揭示和分析时，其方法论所面对的挑战顿时可以化解在无形之中。因为，对个体的考察已经完全可以是内生性的，而无需任何外生性方法介入。不难想见，这样传统经济学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仅在转眼之间就被彻底克服。所以，广义经济学已经远不是在传统疆域里和传统经济学进行对垒；它很可能已经大幅度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领域。事实上，整个经济学的分析以及市场体制的构造都将不再局限于以“双边交换”为出发点和基石的边界了。相比之下，“个体选择”和“个体交换”正在成为广义经济学对经济和市场分析的新基石。虽然如此，广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力求最完整地将传统经济学所已经取得的辉煌成果最大化地包容在自己更大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实现与人类经济学文明成果的最大交集对接。

　　给定广义经济学的上述素描，我们想简单勾画的整体线条就是，广义经济学已经是一个可谓庞大的系统性分析体系——已经涵盖了“广义交换原理”、“广义价格理论”、“广义需求理论”、“广义供给理论”、“广义剩余理论”、“广义货币理论”、“广义均衡理论”、“广义市场理论”等传统经济学所涉及到的近乎所有的主题或范畴 。其分析范式主要体现为：共赢经济学（ABCD封闭部分）；广义经济学（DHDLSHSL封闭之五部分）；广义政治经济学（DHDLSHSL封闭加外部之9部分）。图1清晰展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图1是广义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它很可能已集中了包括马歇尔之供需曲线、埃德沃斯之无差异曲线和冯·纽曼之Matrix在内的三大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这很可能是一个集三大传统分析工具于一体的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当然，更多的解说需要更多时间和篇幅才能逐一系统化地展开。即使在广义经济学缺失的前提下，我们也仍能就人类已经步入其中的新市场体制展开关于案例和现象的对话及解析，进而力求勾画出新市场体制的点滴轮廓。

　　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ic.Allin Cottrell and W.Paul Cockshott， “Calculation， Complexity and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Once Again”， 1993，5（1）
　　作者简介：
　　马国书，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共赢经济学、广义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奠基者，著作《全球独立货币》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