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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方式转变、消费主导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和流通体制改革需要吃透国情、看清大势、顺势而为，注重思路创新，讲求统筹规划、顶层设计、通盘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宋  则 

　　近几年来，中央高层围绕提高流通效能、降低流通成本进行了密集调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2012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务院2012年39号文件）。中共十八大和今年两会以后，中央高层更加重视流通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加务实地改进流通工作。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抓紧解决一批流通领域的紧迫问题。

　　情况显示，转方式、调结构、搞活流通、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已经成为长期战略决策的重点目标之一。为此，有必要兼顾近期和中长期，加紧研究搞好新一轮流通体制改革顶层设计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绿色消费新格局

　　概括而言，未来10年至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处于“四个形态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生产形态看，高能耗重化工业主导型经济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转变。大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将加快消失。

　　从消费形态看，伴随城镇化，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快速转变。其中，“农民市民化”，“市民中产化”，“中产高端化”三大消费群体同时并举，将促成消费总量急剧增长，消费结构急剧变动，消费方式急剧转变，能源环境约束型绿色消费比重急剧上升的消费新格局。

　　从社会形态看，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变动加快。其中，社会经济差距拉大，各种利益矛盾叠加；社会经济充满活力、极为活跃，但伴以多元化的利益冲突；经济增长日趋平稳，但伴以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难以根本扭转；经济发展的某些失衡伴以社会失稳，动荡不安等多种社会风险显著增加。

　　从发展形态看，投资主导型将让位于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动力别无选择，只能更多依赖国内、依赖消费。其中，城市化进程将加快，收入分配实质性改革将出台，全面改革举措也将相继推出，结构调整力度将不断加大，再加上国外需求弱化等等重大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将预示着未来10年至20年，中国发展形态将进入“消费主导型”，而不再是投资主导型的新阶段。中国应当为迎接经济转型和消费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

　　流通成本上升带来新变化

　　与上述大背景向对应，未来10年至20年，中国流通领域将显示出一系列阶段性新特点。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商品流通成本绝对上升和相对上升，使得实体经济中综合成本的基本结构发生趋势性新变化。中国流通成本问题十分复杂，主要原因是原有的计划经济生产型主导的统计核算系统多有缺失和遗漏，很难对实际发生的流通成本完整准确地剥离识别。从体制和政策视角看，流通成本可以划分为经济性成本与体制性成本。前者属于流通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所必然发生的成本，属于不可避免、需要补偿的合理成本；后者则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政策缺陷引发的不合理成本。对前者要设法降低，对后者要坚决剔除。

　　与产品生产—流通时间结构变化趋势相对应，产品的生产—流通成本结构也在发生趋势性新变化。主要表现，一是低附加值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下降，流通成本绝对上升。即在产品最终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绝对超过生产成本，例如煤炭产区的坑口煤成本已经低于后续的运输成本，大品类蔬菜生产成本低于运输成本等。二是高附加值商品生产成本相对下降，流通成本相对上升。即这类产品流通成本虽然没有绝对超过生产成本，但在最终销售价格中的比重却是上升的。三是在流通成本中，商流成本所占比重下降，物流成本比重上升。四是在物流成本中，仓储和管理成本所占比重下降，运输成本比重上升。

　　流通成本上升，表明实体经济中综合成本的基本结构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其中，商品实体的空间转移（储运等）难成虚拟，所以流通电子化降低商流成本的能力，远远大于降低物流成本的能力，流通中人工成本、能源成本、减排成本刚性上升势头难以扭转；经济运行中生产的相对成本趋低，但流通的相对成本趋高，生产时间缩短，但流通时间很长。因此，发展现代流通业，缩短流通耗时，降低流通成本，不仅关系到流通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更关系到我国经济流程的整体转型。

　　此外，“大流通”将取代“小流通”，流通领域全社会、全覆盖的科学管理新模式将逐步建立。商品流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批发、零售、物流业，更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按照产品生产、消费类别，可分解为农产品流通、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工业消费品流通和附着在商品上的服务活动的流通。

　　笔者所说的商贸流通服务业是指这些实体经济中商品交换活动所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通服务业的总称。这是覆盖全社会范围的“大流通”概念。但是，按照多年以来的统计框架和管理口径，却一直是“小流通”（范围）的概念，即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贸流通服务业仅指专门从事批发零售等商品流通活动的行业。长期以来，在国家现行“小范围”统计、管理口径之外，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还存在众多生产企业、经济组织自行设置的同样专业化的采购、分销和物流机构，拥有巨额的人财物资源，但目前还大都疏于识别、统计、核算与管理，致使大量商品流通活动成为“黑洞”，难以进入现行政策设计和社会管理的视野。

　　可见，削足适履的“小流通管理”已经不能适应规模庞杂的“大流通格局”。建立“大流通新思维”，改革统计核算体系，从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高度审视理论、体制和政策，提高效能、降低成本，促进全社会的商贸流通业而不仅仅是国家统计局口径意义上的批发零售业的健康发展和商品顺畅流通，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改革要注重思路创新

　　在发展方式转变、消费主导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和流通体制改革需要吃透国情、看清大势、顺势而为，注重思路创新，讲求统筹规划、顶层设计、通盘考虑。

　　首先，从商品流通领域入手，探索解决国民经济中一些突出问题的新思路。要在复杂的局势下加快我国经济转型，还面临许多深层障碍的困扰。在这种大格局下，将目光转向金融、商贸、信息等服务业，寻求宏观经济层面新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合理的选择之一。其中，从深化改革、搞活流通入手，率先盘活、激活多年累积的巨大“问题存量”，解决国民经济中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就是值得探讨的重要思路。

　　其次，要牢固树立动态化的“新财富观”，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和流通过程的极端重要性。流通过程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这一过程能够增加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数量，那是生产过程的功能。

　　从上述经济理念可引申出动态化的“新财富观”。按照这种新财富观，就不能满足于我国每年生产了多少物质产品，更要看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多少是真正处于实际发挥效能的状态，有多少是处于毫无用处的闲置状态，即看“有效产品率”的高低。多年来，中国排斥市场，轻视流通，致使产能过剩屡禁不止、产品库存积压愈演愈烈，已成痼疾顽症，导致国计民生蒙受了难以计数的巨额损失。因此，假如缺乏动态化的、关注存量效能的“新财富观”，忽视市场机制和流通过程的强大功能，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仍然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打折扣。

　　再者，根据商品横向扁平化流通特点，树立“大流通思维”，创新流通管理机制。商品流通与商贸流通服务业很难分开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不会自己“流通”，总得需要某些人做这些事，于是“做”商品流通这些事的人们，便自然形成了“行业”。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绝不仅仅是国家商务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更几乎与所有纵向划分的政府机构都有关联。例如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部都有所辖书报、影视、电子等文化产品的流通和管理问题。

　　此外，流通体系顶层设计要增强流通产业视角对全局战略问题的话语权。简要而言，搞好、搞活流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时间上可以优化国民经济流程，减少经济运行的时间成本；在空间上可以优化国民经济结构，降低资源配置的空间成本。而为此，商贸流通服务业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加快流通产业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发挥多向性影响力，深度参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变。

　　最后，深化改革、建立高效能的流通体系要有具体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要从全局出发，搞好顶层设计，找准我国流通领域存在的痼疾顽症作为突破口，以体制机制性障碍作为主攻方向，力争在三年至五年内的“全面深化阶段”，集聚力量优先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在排除体制性障碍困扰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在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理顺流程、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诸多方面取得明显实效，并为后续改革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