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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是市场的经络，商品是市场的血液。发达的市场，强大的经济，必然建立在拥有强大控制力的流通渠道网络基础上。正如现实中，为了使下游渠道有源源不断的清水流淌，就必然实现对上游源头水流的流量、流速、流向的稳定性、持久性、安全性有足够的控制力。未来的全球竞争，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全球商品渠道控制权的争夺。

    一、“中国制造”背后的渠道控制权缺失与财富低增长效应

    “渠道控制权”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牵涉到不同层次的渠道主体在渠道利益中的角色。比如，对某一商品或区域的渠道垄断，就是一种备受批判的“渠道控制权”的极端形式。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所谓“两桶油”在全球石油渠道网络中缺少控制权，在石油定价中更是缺少话语权，但基于行业垄断的背景，对国内石油的进口和销售渠道网络却拥有绝对的“渠道控制权”，其结果，或许就是“涨多跌少，涨快跌慢”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

    渠道控制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它牵涉到对渠道流量规模、流向路径以及渠道网络的密度及广度的控制，也牵涉到对渠道建设中的结构、层次及分布的主导。这种控制和主导的能力，“凝聚”在一起就是渠道控制权。

    我在研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及其效应”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时几乎都图谋对某一行业或某一类产品的市场控制，而这种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商品流通渠道的战略控制。他们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渠道控制权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悄悄地以“窃喜”的姿态抢夺着“中国制造”的渠道控制权，并谋划着渠道网络系统的布局、建立和控制，以期从各级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获取最大限度地“实惠”性利益。这种情况，几乎涉及到中国绝大多数日常生活用品领域和主要的大件消费品领域，从食用油、方便面到汽车、电脑等。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等主要大宗战略性商品流通领域缺少话语权，无疑就是这种渠道控制权“战略性缺失”的后果。中国商品在出口过程中到处“被动挨打”更是这种渠道控制权缺失或偏弱的表现。

    进一步延伸研究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中国制造”三十多年的高成长，并没有带来中国国民财富的高成长，二者严重不成正比。尤其是，“中国奇迹”带来的三十年成长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三十年成长，在“成长质量”上相差好几倍。为何？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大多数商品由于缺少渠道控制权，导致“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与旁落，而日本、韩国在引进外资、对外扩张以及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却牢牢地控制着主要商品的渠道体系，不放弃对商品渠道的支配权和控制权。正是由于商品流通渠道这一核心资源的缺失，导致“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大大下降，财富积累率很低。

    问题更严重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各地大多数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以及学术界，对此还缺少足够的觉醒和认识。在GDP思维和“生产至上”的旧观念导向下，许多组织和个人甚至成为外资掠夺“中国渠道”控制权的“帮凶”。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并让更多的政府领导和企业加深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关注和认识。

   二、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自主渠道“被冷落”与渠道短板扩大

    ——以过去三十年广东经济发展模式为例

    我在研究广东经济模式时，发现“重制造，轻流通”是过去三十年广东工业化进程中经济模式的最大缺陷。这个模式有一个“先天性不足”，即“三来一补，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背后，一定是商品流通渠道控制权缺失。由于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在外，必然就会导致连接这两头的“渠道控制权”随之“在外”，换言之，这种模式的最大“潜在危害”就是广东各级政府和企业在招商引资时，从制度设计上，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把“前店”这个最具财富效应的“商品渠道”交给了外资，而我们自愿帮助“建厂”。显然，这在缺少原始积累的工业化初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快速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另外，中国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现状和庞大的人口红利，又为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提供了空间。

    让人忧愁的是，在岭南商业文化“过于务实”的大背景下，基层政府和企业一向关注短期利益和缺少长期战略，追逐投机性、暴利性的短期收益，满足于轰轰烈烈的“造厂运动”，他们从巨大的工业地产和商业地产的“地租暴利”中找到了各自的“暴利方式”。而且，由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外需和内需环境都相当宽松，他们也“懒得”费神去考虑渠道控制权的长期“旁落”。这种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在供不应求状态下，可以短期“持续”，然后，从中长期看，它必然会导致野蛮的工业化和急风暴雨式的产品快速扩张，从而会加速初级加工产品的“老化”和“短命”。同时，更使“自主品牌”难以生存，“山寨”横行，从而失去巨大的市场渠道收益。这也就是后来被广泛反思的“失去了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的教训。

    研究表明，这是广东转变发展方式的最大障碍，也是整个“粤商”群体单个企业“做不大”的根本原因，更是广东经济财富效应（比如，人均收入指标等）不及浙江、江苏、湖南等省的原因。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并没有留下多少长期增值的资产性财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珠三角有号称“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最多的家用电器，却没有涌现出一个类似于国美、苏宁等销售电器的“大商人”的原因。

    身为岭南学人，心忧广东经济。对于广东经济长期缺少对“自主渠道”这种市场经济“灵魂”给予高度关注的现象，对于“广东制造”的大量商品“拥堵”在低效而不畅通的由别人“搭建”的渠道基础上的现状，我觉得有必要深化研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广东政府部门和企业找到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而不是长期身陷“重制造，轻流通”的迷宫里不能自拔。

    三、香港利丰集团的成功与渠道控制权的获取

    ——关于利丰模式成功的新解释

    对“利丰模式”的长期关注和研究。我在这些年研究内外贸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扩大内需、流通渠道建设等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者都认同香港冯氏集团旗下的利丰是全球华人企业中对渠道控制权做得出最好的跨国贸易企业。但遗憾的是，人们似乎一直没有重视这一秘密，人们似乎更愿意认同“供应链管理”是利丰在现代国际商贸中获取成功的秘密。

    在学习和思考中，我一直试图围绕着“内外贸一体化”和“渠道建设”去重新解读利丰模式及其成功的原因。十分荣幸的是，近三年来，我多次有机会与香港利丰研究中心的张家敏先生、林至颖先生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交流，并反复多次聆听他们对自身实践的介绍。正是在这种交流和介绍过程中，我逐步理清了自己对这一“解读”的基本思路，即“供应链管理”和“利丰全球渠道网络”是利丰模式的两大关键因素，供应链管理是工具，全球渠道网络是内容，“利丰人”很好地创造和利用了“供应链管理”这一工具，才能有效地控制这一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巨大渠道网络体系。这一发现，于我而言，如同看到了“新大陆”，使我的所有疑惑和不解迎刃而解。以此为基础，我进一步研究日本三井综合商社、美国苹果公司等以及大量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跨国公司的案例，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在世界市场上“南征北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牢牢控制着“渠道网络”这一条“根本”，无论他们的工厂、研究机构，还是他们的物流中心、零售店，都是这一渠道网络的“节点”、有机组成部分、支撑或相关因素。相反，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格兰仕、美的、联想、海尔、长虹、广州汽车等大量制造企业，之所以未能成长为类似日本松下、日立以及韩国三星、本田、丰田等跨国品牌企业，也是因为他们集体“重生产，轻流通”，而忽略了基于供应链、价值链管理的渠道建设。

    可以说，整个“中国制造”在这一方面陷入了“盲区”和“雷区”。或许，这是几千年中国“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进化过程中一个难免的小插曲；也或许，长期的“短缺经济”使各级政府领导干部迷恋“生产大量产品”带来的成就感，而转变这一观念需要一个慢长的过程；也或许，由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一直缺少关注和深入研究，从而使政府和企业都认识不清。

    总之，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指导实践的角度，在“中国制造”带来的巨大商品“洪流”的今天，如何在全球市场“修筑”可控的渠道网络体系，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王先庆，教授，商务部经贸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华南商业智库理事长，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渠道控制权》书的前言部分，有所改动。该书已于201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第五届“物华图书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