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H&M抵制新疆棉花事件在社交网络媒体上持续发酵，目前已有多家跨国服饰企业品牌如Nike、阿迪达斯、ZARA、Gap被曝曾发过类似声明。　　

3月24日，H&M中国回应称，“H&M集团通过全球认证的第三方来采购更可持续的棉花，目的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棉农采取更可持续的种植方式来种植棉花。H&M集团并不直接从任何供应商处采购棉花。H&M 集团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消费者，我们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投入与发展，目前在中国与超过350家生产厂商合作，为中国及全球消费者提供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服饰产品。”　　

官方也陆续对该事件发声。　　

在3月2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纯白无暇的新疆棉花不容任何势力抹黑玷污”，同时强调“对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经营活动和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努力，中国政府始终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对于个别企业基于虚假信息作出的所谓商业决策，中国消费者已经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到新疆实地考察，也愿意为各国企业在新疆开展贸易投资提供积极支持。”　　

中国消费者协会3月25日表示“严重关切H&M事件”，表示“个别国际行业组织和跨国企业”终止合作等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感情，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这场风波中，品牌背后的BCI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也站到了聚光灯前，H&M声明中称“BCI已决定暂停在新疆发放BCI棉花许可证，因此H&M产品所需要的棉花将不再从那里获得。”　　

“这不是单个品牌的行为，是BCI这个组织，其中经济利益成分更大，背后是对棉花供应链定价权和标准权的掌控。”服装行业分析师马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品牌一边想赚中国消费者的钱，一边还打压中国供应链，低估了中国消费者的反应。”　　

3月25日，中国棉花协会声明“中国棉花协会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新疆纺织服装供应链及其相关产品实施任何限制，强烈敦促其停止错误做法。”　　

供应链之争　　

马岗指出，2020年9月H&M就宣布中断与新疆华孚（A股上市公司，以纱线制造和销售为主）合作，理由是“强迫劳动”。　　

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后，还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们背后的主导者，实为BCI，背后是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以及定价权和标准的争夺。　　

马岗解释，BCI是供应链联盟，掌握定价权。BCI拥有五个类别的会员，分别是：（1）零售品牌会员，也就是采购商，比如H&M，耐克等；（2）供应商制造商，以棉商、纱线厂为主；（3）种植者组织；（4）其他类别，主要为供应链提供技术的公司；（5）社会团体，主要为棉花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　　

BCI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其零售品牌会员的棉花用量超过300万吨，占全球用量的10%，BCI的供应量则占全球的30%左右。BCI组织的采购量和供应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着棉花的标准和定价权，影响力不言而喻。　　

“BCI的采购量占全球棉花的10%~20%之间，是供应链的主导者，对上下游产业的安全具有重要话语权，这个组织近几年不断壮大，个别品牌的退出似乎影响有限。”马岗强调，BCI的认证，直接影响成员企业对棉花的定价，间接影响非认证企业对棉花的采购价和挑选棉花标准。　　

禁用新疆棉花，本质是排斥中国供应链。中国产棉占全球约22%，新疆棉花产量占中国80%，目标不是新疆棉花，而是中国棉花，甚至是中国纺织供应链。　　

“这和中国纺织产业在全球的分工有关，2018年，中国纤维加工总量约5460万吨，超过全球纤维加工总量的50%；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2767.3亿美元，占全球35%。”马岗表示，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在国际品牌时装店里，贴上各色品牌LOGO，卖出更高的价格。　　

2019年全球棉花总产量1.22亿包。棉花主产区主要占比情况：印度占比24.3%、中国占比22.4%、美国占比16.3%、巴西占比10.7%、巴基斯坦5.4%。　　

2019年全球棉花消费量1.18亿包。棉花消费的主要占比情况为：中国3650万包占比30.9%、印度2450万包占比20.7%、巴基斯坦1080万包占比9.1%、美国300万包占比2.5%、巴西340万包占比2.9%。　　

棉花出口国主要有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及印度。2019年，美国产量的80%以上、澳大利亚产量的80%左右、巴西产量的60%左右、印度产量的10%以上都用于出口，四国的出口量占世界棉花出口量的80％以上。进口国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土耳其、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棉花年均进口量都在400万包以上，合计占全球进口总量的70%以上。　　

“从总产量和总消费量看，中国自产棉花还无法供应中国棉花的消费，这和中国拥有大量的纺织企业有关，他们是国外品牌的供应商，提供制造服务需要消耗大量棉花。”马岗表示，“显然，受益者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大量出口棉花的国家。”　　

根据中国棉花协会公布的数据，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年产量在500万吨左右，占到国内棉花产量的80%以上。棉花已成为新疆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植棉收入已占到农业总收入的80%以上。新疆棉纺织产能在1700万锭左右，纱线产量185万吨，解决当地就业近60万人。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国纺织服装整体出口2962.3亿美元。　　

事实上，国际品牌的供应链布局，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2012年，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大陆的自有工厂，而这家工厂在苏州拥有15年的历史。撤出苏州之后，阿迪达斯选择供应链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服装产业变局　　

疫情之下，由于全球疫情致使线下门店的关闭，加上社交需求大幅下降，与之相关的品类需求出现大幅下滑，服装是受影响最大的消费细分领域之一。　　

奥纬咨询此前发布报告称，2020年有4000亿元人民币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服装市场蒸发，从而使得大多数服装品牌面临风险。　　

疫情使中国的服装和鞋类市场出现了长期结构性转变：电商取得进一步增长并向高收入群体加速渗透，不同线级城市间的市场分化加剧，线下门店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亟需转变思路以适应疫情后的新常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让跨国服装品牌在全球都受到了较大冲击，2020年H&M、ZARA等集团营收都大幅下滑，在中国市场率先恢复、线上市场成熟且品牌越来越倚重线上渠道、数字营销的情况下，此次风波后，外资服装品牌在华发展“面目模糊”。　　

H＆M集团在2020财年（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净销售额达1870亿瑞典克朗。以当地货币计，净销售额下降了18％。疫情对销售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第二季度，大多数市场暂时关闭了商店。最严重的时候，约80％的门店关闭。　　

中国是H&M集团2020年第四季度销售排名第四的市场，仅次于德国、美国、英国，也是下滑幅度最小的市场之一。　　

ZARA母公司Inditex集团在2020财年（2020年2月1日到2021年1月31日）净销售额为204亿欧元，剔除汇率影响后，同比降幅降至28%或25%。在本财年期间，100％的商店都被强制关闭或限制了交易时间。在线销售额增长了77％，达到66亿欧元。　　

而另一家美国大型服装零售商盖璞集团Gap传出正在权衡各项因素，可能出售其在中国的业务。Gap大约十年前进入中国市场，押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居民收入能够不断增长，以促进其销售。但是由于经营情况低迷，此前Gap将旗下品牌Old Navy撤出中国市场。在截至1月31日的2020财年四季度，盖璞集团44.24亿美元的收入中只有2.27亿美元来自于亚太市场，全年亚太市场7.10亿美元的收入占集团138.00亿美元的5.1%。　　

除了疫情，服装零售商们还受到其他地域因素影响，迅销的供应商位于缅甸的工厂遭遇纵火，导致部分产品生产和交付将会延迟。缅甸的政变也导致一些服饰品牌暂停了缅甸的订单，包括Inditex、H&M、Mango等。　　

反观中国本土服装品牌，近日李宁发布2020年财报，营收达144.57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同期上升4.2%。毛利较2019年的68.05亿元人民币上升4.2%至70.94亿元人民币，集团整体毛利率为49.1%，与上年持平（2019年：49.1%）。2020年净利率提高至11.7%，扣除上年同期一次性与经营无关的损益，净利润涨幅34.2%至16.98亿元人民币，大赚17亿元。　　

在此次事件中，安踏、李宁等多家中国本土品牌也发出声明支持新疆棉花。安踏24日声明称正在启动相关程序，退出BCI。　　

对于退出该组织有何影响，马岗认为，“BCI在消费者眼中的影响力不大，更多的是影响供应链，即棉花商和服装面料商，以及成衣品牌商。但安踏主要业务尚在国内，真的退出对它的经营影响也有限。BCI背后是供应链的主导权，今天是棉花，明天可能是大豆或者铁矿石。这值得长期关注。”　　

该风波后续会对中国本土企业有什么影响？马岗认为，“更多的中国服装品牌，以中国文化为设计元素，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国之美。但是，从消费品牌的知名度、经营规模看，在中国市场拥有绝对优势的品牌还不够多。中国品牌要崛起，靠的是硬实力，目前中国品牌有一定成绩，但在主流消费市场没有绝对优势，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