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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仔细观察国内经济，可以发现过去几年的居民收入特别是劳动工资增长开始加速，消费尤其是社会零售明显得到改善。但官方数据却表明消费占国内产出总值的比率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另一组官方数据也是矛盾的：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投资的一半，但2011年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基本相当。我们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可能已经开始：经常项目盈余占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的最高点直线下降，消费占GDP之比也在2008年之后明显回升，不过后者尚未在官方数据上体现出来。国内经济再平衡这个结论可能与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相左，我们之前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受到多数专家及媒体的质疑，因此我们认为还需要就此问题开展进一步讨论。最后即便我们的初步发现与事实相符，推动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市场变化，而不是政策改变。国内外经济的进一步平衡还有待于政府深入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包括实现利率市场化、增加汇率弹性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

    “消费疲软”的背后机制

    “消费疲软”是一个相对概念，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过去十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超过8%，远超过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消费市场是全世界最为强劲的市场之一。之所以说我国消费疲软，是因为GDP增长速度更快，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同时经常项目顺差和投资占GDP之比越来越高，但事实上消费支出、经常项目顺差和投资占比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所以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之一在于让消费增长速度超过GDP。因此对于经济再平衡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刺激消费是核心问题。

    国内消费占比下降也与一些国家、地区（比如韩国和台湾）的经历相似。不过如果将我国1982年以来的数据与韩国、台湾地区当时的情形相比，可以看到我国消费占比的水平更低。这一点值得我们在政策研究中特别关注。

    除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消费占GDP之比下降的普遍规律外，关于我国消费疲软的政策讨论还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可能因素：一是储蓄率过高。居民将收入多用于储蓄时，消费就会相对减少。过去十年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5个百分点，其中部分源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无论从哪种渠道解释高储蓄率，未来降低储蓄率仍是刺激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机制。二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占比下降，原因之一是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工资水平较低，另外可能与市场利率扭曲有关，因为目前居民存款的实际回报均为负，投资回报也较低。三是收入分配不均，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我国现在的问题是少量富人集中占有大量国民收入。

    此外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等可能都与消费疲软有关，但这些因素也可以通过上述三个渠道来影响消费增长。

    官方数据的可靠性

    在研究消费问题时，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官方数据表明，2000年消费占GDP之比为62%，而2010年降至47%，即十年来消费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尽管学界对消费疲软没有多少争议，但对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是有争议的。例如不少分析师认为旅游消费的数字被严重低估，海外消费是否算入官方数据也不得而知。还有王小鲁有关灰色收入的研究也表明官方数据可能低估居民消费。总之一致看法是官方数据对消费的统计可能存在偏差，而且极有可能是向下的。

    我们对统计局三份有关消费的数据——居民消费调查、宏观的消费数据和社会零售总额做了仔细的比较。以服装消费支出为例计算增长率，早期三份数据的走势较为一致，但近几年社会零售总额和另两份数据间的偏离越来越大。据我们了解，统计局的宏观消费数据是根据居民消费调查数据推算的，虽然社会零售总额也是参考指标之一，但并不作为主要指标。

    如果对总量指标进行比较，数据缺口更大。总消费与社会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走势通常不一致，因为二者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相关性较高。社会零售总额的80%与消费相关，而这部分占到总消费的60%左右。然而2008年以来二者增速的差距开始显著扩大，说明总消费中那部分没有包含在社会零售之中的消费开支没有增长甚至在崩溃，而这一部分主要是服务消费。这个推论与经济学常识相悖，通常我们认为服务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应低于其他消费品。

    综上，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的官方数据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国家统计局进行数据推算时主要根据居民调查，但其可靠性已经受到普遍质疑。基于此，我们重新计算了消费增长率，将两个变量加权平均，第一是扣除了20%的与钢铁、水泥等不属于消费品的产品数据之后的社会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第二是服务消费的实际增长。然后据此推算消费占GDP之比，把这个新的比例与官方数据比较发现2008年以前两者之间差别很小，而2008年后新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官方数据却继续下行。

    这种计算方法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但仅从比较结果来看，国民经济似乎已经出现了再平衡的迹象。

    国民经济再平衡趋势的反对意见

    对于以上分析，业界和学界从三方面给出了反对意见：

    第一，多数人认为在居民投资率维持高位的前提下消费占比不可能回升。我们认为，由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所以这个前提本身就不一定成立或者起码不准确。

    第二，拉迪认为，2008年社会零售总额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小企业的高速发展。由于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向批发商购买原材料，只能转向零售商，导致社会零售总额大幅上升。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认为过去三五年中小企业的大幅度活跃能明显扭曲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我们近几年担忧的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即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会造成数据的偏差，也不应是主导性因素。

    第三，我们认为要素市场扭曲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下，一方面完全放开产品市场但同时却保留了要素市场普遍而严重的扭曲，这导致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逐年下降，而企业由于受到补贴而不断增加投资、生产，进而导致消费疲软。有人认为，在汇率未明显变动、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要素市场改革没有到位的前提下，国民经济再平衡不可能发生。但我们认为要素市场的改变已经出现。过去几年的工资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并使得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同时使低收入阶层获得更大的购买力。虽然利率市场化仍没有到位，但在中国日益活跃的金融市场，信托融资、理财产品和影子银行业务等均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所以我们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消费占比已经改善并且还将持续。

    我国的消费将会日益强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郭凯等所作的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消费比率受到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而以中国的国情与之比较，几乎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朝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城市化进程加速，可能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新的重要力量。所以目前中国的消费占比上升可能不是短期的偶然现象，而是长期的必然。未来，我国的消费会变得日益强劲。

    总之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再平衡已经出现萌芽，这一趋势能否持续有赖于进一步推进政策改革。首先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不仅是建立激励机制，还需要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包括居民之间以及企业、政府、居民的大格局。其次政府要做好二次分配，帮助穷人并鼓励高收入企业将资金用于社会福利建设和支持消费。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CF40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稿，经作者审核。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40人论坛网站www.cf40.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