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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需拉动，流通业被置于关键地位。

　　7月1日至2日，商务部召集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主管部委负责人、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领导在京举办了中国特色流通体系“顶层设计”研讨会，并对行将进入颁布一周年时间点的国务院“39号文”贯彻推进。

　　这是国内流通业职能管理部门在去年“39号文”、内贸“十二五”规划后的流通业发展目标、宏观规划的首次路径厘清和战略强化。

　　此前的3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听取商务部流通工作汇报，提出要从战略和全局角度，从“大流通”角度来谋划流通产业改革和发展。

　　汪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流通体系作为支撑，从战略、规划上做出“顶层设计”。

　　参加研讨会的流通业专家也普遍认为，作为连接着生产与消费，涉及货物运输、储藏、批发、零售等多个复杂环节的流通业的发展需要导向更加清晰的流通模式和流通制度。

　　难题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流通体系？”

　　这是主管商务流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今年上任伊始就提给全行业的问题。

　　以借鉴发达国家现代流通经验为成长模板的中国流通业，要回答和阐述出“中国的特色”，并不容易；而对于生产领域诟病“流通环节多、成本高、效率低”、消费领域抱怨“诚信缺失、内外价差悬殊”等问题重重的整个流通行业而言，更颇有些尴尬丛生。

　　这个问题对行业的拷问就如同无数场合被无数遍提起的老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沃尔玛？”

　　流通业不得不反思的是：美国沃尔玛能够用61年的发展成长为一个世界级大型企业，并且是很多年的世界500强之首，但类似王府井（600859）集团、百联集团等中国零售企业同样拥有60多年历史，为何成长缓慢、差距悬殊？

　　对这个老问题的反思，也正是中国流通业痼疾的多棱镜折射。中国的流通业不仅没有培养出自身行业内的大型企业，对于连接两头的生产和消费业的发展，如今也成了阻碍的“落后渠道”。

　　可视为映射案例的是，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开始摒弃传统流通渠道，义无反顾地走上C2B的定销制和独家网络渠道销售，理由就在于传统流通渠道成本高企、环节众多、不堪重负。

　　商务部特聘专家、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博士说，适合大型流通企业成长和生存的环境在我国是缺失的。

　　洪涛认为，我国流通业从理论概念到业态、模式转型到政府职能转变都因为商品社会的变化到了亟待改变的攻坚阶段。

　　“传统商品概念是实物商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商品已包括实物商品、服务商品、消费系列活动，即商店不光卖商品，还要有卖服务、卖消费的理念；过去传统流通追求批零利润和进销利润，现在还要与供应商打交道，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洪涛说。

　　实际上，早在汪洋主政广东时，其就在广东流通工作会上指出，现代流通要从交易者转变为流通组织者，由流通的接受者转变为消费的引导者，流通由价值的实现者转变为价值的提升者。

　　但，实现“三个转变”的“大流通”，对于当下行业显然还是漫漫长路一条。

　　而对中国流通体系“顶层设计”的难处还在于，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和物资计划分配，当时的流通体系是一个由政府主导、人为设计、计划分配的模式；但改革开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流通体系已变身为由市场主导、分散决策、自由交换的模式，缺少市场经济的总体设计。

　　此前，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也指出，“内外贸融合的大流通说了很多年，但由于我们一开始学习前苏联的模式，不仅把生产和流通割裂开来，甚至流通领域也进行了分割，把流通改成商粮供销社、粮食部、物资部等，从而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和大流通的格局。”

　　如今“顶层设计”回归，如何确保由上而上的战略规划、宏观调控能不能脱离流通的发展与市场化“同频共震”的轨道显然存在挑战。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刘海飞认为，中国流通体系顶层设计比国外流通业更难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中国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导致流通体系多层次、多样化；其二，流通变革缺乏动力，政府往往需要实行调控以矫正市场失灵；其三，法律法规不健全、行业组织不发达、商业诚信缺失导致政府部门管理流通领域任务很重。

　　“大流通”提速

　　尽管难点颇多，对“中国流通体系”的概念的厘清却是必须的。专家认为，这是构建和提速“大流通”的前提。

　　在刘海飞看来，广义上的流通应包括商品贸易、交通运输、金融服务、信息通讯等行业。

　　此四行业分别对应“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向欣表示，所谓流通体系，应理解为一个国家从总体上看的流通模式和流通制度。而历史上，中国流通体系的概念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商品社会的变化发展，需要厘清现代流通体系的内涵和外延。

　　向欣认为，去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及“积极培育国内商品市场的对外贸易功能，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在其看来，相对庞杂的大流通的“顶层设计”，作为大流通的第一步“内外贸一体化”相对容易。此前也已在浙江试点。

　　刘海飞认为，“流通体系”这个名词只在中国使用，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他称，“流通体系”一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改革文件中，一般用于描述商品流通模式。90年代中期以后，“流通体系”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丁俊发更详细回顾和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流通体系”的五次提法。

　　第一次，1993年，原国家内贸部提出产品流通体系，由五个体系构成，即粮食流通体系、棉花流通体系、菜篮子商品流通体系、工业消费品流通体系和生产资料流通体系。

　　第二次，1998年又提出管理流通体系，由六个体系构成，即商品宏观调控体系、多元化的流通企业体系、商品流通方式与营销业态体系、商品市场体系、商品流通法律体系、流通行政管理体系。

　　第三次，原国家内贸局提出“四化”流通体系，即“建立以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为主要目标的商品流通体系”。

　　第四次，商务部成立后，提出管理与水平结合的流通体系，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布局合理、功能齐备、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商品流通体系”，由五大体系构成，即商品市场体系、市场现代流通体系、市场监控体系、流通法律体系、商业信用体系。
　　第五次，2012年国务院“39号文”，提出水平加产品的流通体系，到2020年“基本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由三个体系构成，即着力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快健全工业消费品流通体系，积极完善生产资料流通体系。

　　在丁俊发看来，上述五次提法对于中国特色流通体系的打造而言，许多内容仍不过时，只需要更清晰、更具操作性。

　　丁俊发认为，中国大流通“顶层设计”应包含五大要素：一是战略定位。流通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二是战略目标。即流通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实现六大功能：保障供给、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谐社会。三是实现路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城乡一体、内外联通。四是水准要求。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标准化)。五是保障措施。着力打造商品宏观调控体系(含市场监控体系、流通法律体系、市场信用体系)、流通业态与运作主体体系、流通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体系、商业生态体系。

　　有些专家们也认为，中国特色流通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增加新的内容。

　　洪涛认为，中国特色的流通体系应包括横向、纵向和保障三部分的体系构架。其观点在于流通体系也需要囊括“保障体系”，即由财政体系、税收体系、融资体系、保险体系、信息预警体系、国家储备体系构成。

　　“流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件商品通过生产及运输到达消费终端，这个过程需要国家的宏观计划和调控保障，才能形成协调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流通企业才会形成相应的供应链，形成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流通企业、相互联系、共同发展、和谐生态的发展态势。”洪涛说。

　　“倒逼”政府管理改革攻坚

　　而在向欣看来，作为“顶层设计”的篇章之一，政府流通管理职能的转变是核心。

　　路径是“由管行业转向重点规范市场主体的商务行为，做好公共商务服务”。

　　实际上，政府的流通管理职能已经历过一次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老商业部、物资部主要对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国有物资企业实行政企不分的“系统管理”。1988年，国务院要求商业部对社会商业实施“全行业管理”，成为行业主管部门，同时要求这种管理必须是政企分开的间接管理。

　　“从管系统、管企业转向管行业，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向欣说。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以行业管理为主的部门分割体制却渐生弊端，亟待打破。向欣介绍，1992年国家进行机构调整，组建国家经贸委，10个行业部门划入经贸委，但行业分割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最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仍是各个行业的管理部门。”

　　内外贸的管理差距就是例证。以外贸为例，外贸实现了面向市场主体的公共商务管理，一切进出口企业或经济主体，无论是生产者还是贸易商都是它的服务和管理对象。相比之下，国家管理内贸流通的职能仍强调行业管理，即只对内贸部门进行管理。

　　向欣透露，从部门行业管理向商务行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转轨可能将是商务主管部门今后转变职能的一个主攻方向。

　　“将工业、农业经营主体的交易行为，统一纳入流通管理和服务范围。在当前部门职责分工暂时不做调整的情况下，商务部管理大流通职能只能通过牵头部际协调机制来体现，这就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力量。同时，加快内外贸统一管理的职能调整，强化为产业服务的功能。”

　　其次，就是支持流通领域协会发展，移交某些事务性、技术性工作给协会，争取部门财政资金，对于协会等中介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实现政府采购，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自律，加强指导。

　　再次，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征信、法律、财务、培训、认证、鉴定等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壮大，推动建立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形成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流通服务促进体系。

　　实际上，这也吻合国际惯例。从市场经济国家看，政府商务机构都只管商务行为，而非流通行业的管理者。

　　洪涛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涉及到流通的政府职能部门较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需要统一决策，但是现有行政体制政出多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决策体系，因此，建立以商务部为主导的流通宏观调控部门具有重要意义。

　　洪涛建议，可以采取两步走的发展路径：第一个阶段建立以商务部主导的流通联席协调会议机制；第二个阶段建立在商务部为主的大部制机制，统一国家的流通宏观调控行政职能。

　　而在具体的路径上，向欣认为建立中国特色大流通体系可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建设法治化市场环境；二是理顺政府商贸流通管理体制；三是以信息化为核心推动流通现代化。

　　向欣透露，建立中国特色流通体系的首个重点任务是提高立法层次，商务部将加快完善商务管理必须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特别是要研究制定涉及市场交易的规则体系。“一是，着手研究起草《流通促进法》，加快出台网络销售管理条例、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条例、商品交易规范等法规和规章。鼓励地方流通法规先行突破。二是，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增强市场监管、监控和监测手段，推动地方全面清理和取消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规定。三是推进商务领域信用制度建设。”

　　向欣建议，以国务院名义组织开展地方流通改革综合试点，推动职能转变和流通改革。

　　信息化成抓手

　　“大流通”架构中，信息化或将成为推动流通现代化的核心抓手。

　　汪洋曾强调，流通业设计在更突出制度性、方向性的建设上，要特别重视用信息化提高市场运行与监管效率。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对流通业创新的重要作用，全面提升流通企业信息化水平。

　　实际上，信息化对流通业的影响实则无处不在。“信息化技术可加快对以批发市场为主渠道的批发体系改造；积极发展零售网上商城和面向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网上批发交易平台；加快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物流效率，缓解现有物流体系对流通发展的制约。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流通监管效率。” 　

　　而当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也给传统流通企业的经营模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7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确定将环保节能产业和信息消费作为本届政府扩大内需的抓手，并计划实现“十二五”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增加。

　　今年5月底，国务院发布《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对国家各部门对流通业的管理职责和分工进行了细化，避免了流通政策的“推诿”扯皮。在丁俊发看来，这是对中国流通改革的深化真正提上了日程。

　　而在地方，日前包括安徽、甘肃、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发改委已接连出台政策，落实支持流通业发展“39号文”，支持现代流通业发展，加快传统流通产业升级改造，重点包括建设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培育大型物流集团、发展电子商务等。

　　不过，丁俊发指出，除了需要政府顶层设计、规划引导，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市场力量优化配置资源，鼓励流通企业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流通业的顶层设计，实际是要完成从传统流通业向现代流通业的转变。流通业不改变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不能完成。”丁俊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