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前期目的已初收成效———过热的投资正在停下来。
但是，停下来的应该只是过热的资本，而不是整个经济——这就是后宏观调控时代面临的问题。
中央和国务院已对这一关键命题作了明确部署，其中之一就是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包括现代流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江浙的共同困惑
“亏损57万！我做了十二年，这还是第一次亏损。”乐清柳市某汽摩零配件厂商金池家无奈地说，随着钢材原料价格上涨，当地一些汽摩零配件厂商的利润基本接近于负数。
亏损的又何止金池家一家，据统计，一季度浙江企业亏损面高达22.4％，亏损35.6亿元；9个行业利润下降，饮料、化纤、非金属矿物制品和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行业利润降幅较大，分别下降37.7％、62.6％、98.0％和71.8％。
金池家牢骚满腹：订单太少不能开工，而大量原材料又积压了流动资金，每月净亏10万块的损失让他心痛不已。“如果去上海炒房，说不定早就赚大钱了。”他狠狠地吸着香烟，连称吃了不关心形势变化的亏。
形势确实正在改变。
5月10日，在工业增加值占到GDP总量的一半以上的工业大省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一季度浙江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179.6亿元，下降0.16％，这是自1998年以后7年来首次出现的下降。
省会杭州的情况尤其突出，一季度其工业销售产值增速排到了全省的末位———在37个行业大类中，1、2月份利润下降的有15个行业，其中有化纤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等7大行业发生全行业亏损。
除了工业的亏损，原本一直高企的投资增幅也在大幅下降。
一季度，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3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5％，但增幅比去年同期的41.9％回落了34.4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的20.2％回落12.7个百分点；其中非国有企业投资671.6亿元，仅增长3.1％，增幅比去年同期的45.2％回落了42.1个百分点，占全社会投资的65.1％，比去年同期的67.8％回落2.7个百分点———这是近几年来浙江非国有投资比重首次出现回落。
与浙江一样，备受推崇的苏南模式地区同样面临困境。
据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3月，全省新批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17个，比去年同期减少26个，协议外资6.2亿美元，下降40％”。
江苏重地苏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在引资方面，1－3月，苏州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603项，同比下降23.5％，新增注册外资47.92亿美元，下降5.1％；和引资相比，外贸额增幅下降更大。13月实现进出口总额299.4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1.3％，但外贸增幅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进口、出口增幅分别下降41.9和26.8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在江苏引起了不小的震动，4月底在苏州召开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上，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悉数出场，“除了通报情况、分析原因之外，兼有反思之意。”一位与会者告诉记者。
多年来，虽然“依靠草根民资的蓬勃发展推动的浙江模式，与依赖大规模外资而创造经济增速奇迹的苏南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绵绵不绝，但他们始终是全国范围内兄弟城市竞相模仿的对象。
而今，它们的集体却步让人迷惑？
后宏观调控时代的命题
事实上，“困局”始于去年下半年。浙江省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对现阶段浙江省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与思考》报告显示，“2004年111月，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为3589家，同比增长27.7％。截至去年11月底，企业亏损面达12.2％，累计亏损40.9亿元，同比增长..8％，增幅上升1.7％”。
江苏统计局资料也指出，“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全省利用外资项目持续下降，降幅逐步扩大，协议外资增幅逐月减缓，已连续两个月累计协议外资出现负增长。”
统一的时间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始于去年4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
在苏州4月底召开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上，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周伟强副市长在其讲话中分析了苏州当前经济形势的五点原因，除出口退税问题外，其他四条都与宏观调控有直接关系：
首先，宏观调控时期对“土地资源的硬约束是引资数据下滑的最主要因素”。
周在当日的讲话中透露，苏州全市已批和在谈项目仅重大外资项目就有50个急需解决土地指标，涉地规模11620亩。在招商引资官员中流传这样一句话，“项目满天飞，就是不落地。”
苏州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分析，假设今年苏州新增注册外资的目标是150亿美元，按照40万美元／亩的投资规模，苏州全市就需要近4万亩土地，而省里今年给整个苏州市的用地指标只有1.4万亩。如果从地区范围看，苏州仅昆山、园区、高新区这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新批外资项目有所增长，其他六个区县一季度均为负增长。
其次，煤电油运的紧张状态从去年至今一直未有效缓解。
第三，也是让招商人员最头疼的问题是，“自去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外资项目的审批进度大大减缓”。
周伟强在讲话中分析，超过1亿美元的鼓励类项目原来由商务部批，现改为由发改委核准。1亿美元以下、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审批权限在省里，“近期已经明确将下放到市，但具体的审核方案还是没有出台”。
当地一位官员还告诉记者，“环保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项目在通过审批之前要提交环评报告。”不少外商诉苦说，项目越大做环评的费用就越高，倘若项目批不下来，这笔支出就白白浪费，增加了投资风险。
最后，国家宏观调控的后续影响还持续存在，“根据苏州企调队的调查分析，外商投资的热情和信心正在减退，而招商人员的积极性也在相应下降”。不过，在安徽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傲兰看来，此次工业利润增幅放缓是一次结构性放缓———今年一季度，安徽工业利润同比也下降了27.4％，而去年同期安徽工业利润则是涨幅93.3％。
王傲兰说，“今年一季度尽管GDP增速依然保持9.5％，但是投资下来了。而投资一块对安徽影响比较大，安徽的产业，比如钢铁、水泥，相当一部分用于投资。去年工业利润上涨快是因为价格上涨，产量也上去了，今年则是因为价格下跌，产量也下跌了。这是市场因素造成的，不是经济过热造成的。”
“这次工业利润增长从局部地区看是下降了，但是从宏观上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成果。”王傲兰这样总结到，“利润下降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除非我们的经济再度过热。”
换句话说，王傲兰认为，目前的形势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宏观调控的负面效应，而恰恰是此轮中央宏观调控的良苦用心所在。
“2004年开始的这场宏观调控并不是简单的压制投资，而是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在采访中，大多数理性的学者和官员都认同王的观点。
负责浙江《报告》的浙江省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副处长傅吉青说，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既有中央宏观调控效应体现，资源要素全面紧张、环境和成本压力加大的影响，也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企业作出相应调整的结果。“但根本的原因是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快，粗放增长方式未根本改变和低价格竞争难以为继的产物。”
《报告》指出：前些年浙江的经济较大程度上依靠了高速增长的生产性投资来拉动，但生产性投资增长过快会误导市场进一步跟风。
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前期目的已初收成效———过热的投资正在停下来。
但是，停下来的应该只是过热的资本，而不是整个经济———这就是后宏观调控时代面临的问题。
“归结下来，还是一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也是宏观调控的根本对象。”浙江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的朱家良表示，“说到底，还是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那么，后宏调时代如何面对这一命题？
流通带动转型
政策与形势同样在变。
5月14日，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出现在上海，借参加“现代流通与企业核心竞争力论坛”之机，他带来了中央政府新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思路——“重新认识和准确界定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这一思路来自4月14日至15日的全国流通工作会议———改革开放27年来，这个会议第一次由国务院主持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亲自出席并做了《努力开创流通工作新局面》的讲话，她明确指示：“以现代流通带动现代化生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受国务院研究室委托主办本次流通论坛的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汪亮分析，会议预示中央政府将致力于推动国民经济从以前的生产主导型模式向流通主导型转变，它将带来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后宏观调控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向性指引。
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目前阶段的所谓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其实都还只是简单的投资拉动生产的模式。
可喜的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朝什么方向和怎么转的问题，各方正在形成共识。
4月22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专程来到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作了专题报告《推进发展模式转型努力走在发展前列》。与会者说，吕祖善当日针对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提出在转变发展模式上下功夫。“转变发展模式，重点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而张志刚告诉记者，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一关键命题也作了明确部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包括现代流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根据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即出口、投资和消费与国民收入的恒等式关系。在中国之前那样一个相对封闭性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消费和投资，他们互相依赖。而消费是目的，是最终的。
显然，一个合理的流通格局不但有利于促进投资的效率，更能直接提升消费。
值得关注的是，商务部正就此付出努力。
张志刚透露，商务部正在打破内外贸分割和地区分割等体制改革方面下大力气。
他说，国务院去年批准在辽宁7省市进行流通体制改革试点，商务部于今年年初对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记者注意到，这次由国务院研究室委托举办的流通论坛选择在上海举行，也被认为含蕴良多，因为目前只有包括上海在内的少数地方依然还在实行内外贸分割的管理模式，上海市经委副主任陈海刚当即在论坛发言时表示会从政府机制和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以落实中央精神。
张还透露，前一阶段商务部会同法制办、监察部等有关部门组织清理涉及地方封锁规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清理涉及地方封锁内容的各种规章和政策性规定，从而“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
另外，商务部还将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同时也将继续扶持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流通大企业大集团。
商务部的阶段性总体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0万亿元，生产资料销售额达到20万亿元……流通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10％，初步实现流通现代化。
基于这些理念的厘定，张志刚得出结论：“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是新世纪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流通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导性产业。”
“这也是为何中央在提出新概念‘贸工农一体化’时，要把‘贸’放在前面的原因。”汪亮介绍。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有其局限性，出口又面临复杂的壁垒和残酷的竞争，因此向消费倾斜是必然的。”汪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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