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反腐”史上把打击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国家反腐工作重点还是第一次。

    作为呼应，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也把商业贿赂的打击对象从公司扩展到了个人。除了表明国家严格立法的决心外，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商业贿赂的泛滥已经到了不得不严惩的地步。

    商业贿赂绝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而近年来中国却成了商业行贿的重灾区。

    社会对商业贿赂的广泛关注开始于一些“标杆企业”的频频失范。如IT业的“朗讯风波”、银行业的“张恩照事件”、医疗领域的“美国德普事件”、旅游业的“香港谢瑞麟父子回扣事件”等等。许多跨国公司的违法口实是，商业贿赂迫不得已，这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潜规则”。

    从现实情况看，“潜规则”的现实压力确实存在，但不能成为企业进行商业贿赂的抗辩理由。因为毕竟不是每个跨国公司都成为“潜规则”的俘虏。

    事实上，商业贿赂也是企业交易成本之一，而这种交易成本似乎远大于正常情况下的交易成本。因为企业附带的“违法成本”也颇高，这还不包括企业商誉的受损。

    如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天津德普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事情败露后，德普遭受到了480万美元的罚金。

    最关键的是，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颇高。通常的理解，商业贿赂妨害了“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一位企业老总无奈地表示，当商业贿赂成为普遍现象，企业会选择屈从，以避免在市场竞争中失去机会和份额。

    这事实上传达了这层含义：“潜规则”支配下的经济会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同时，商业贿赂无不伴随着相关产业领域行政人员的“权力寻租”，从而导致社会经济也趋向于披着市场经济外衣的“关系网经济”。

    对于商业贿赂，我国制裁的法律似乎并不缺失。早在1993年，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96年，国家工商总局又颁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在刑法中则规定，行贿罪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但是，“朗讯风波”、“美国德普事件”均由美国查处并处罚。

    有专家认为，中国执行层面的配套法律缺失是关键。虽然2006年政府痛下决心多部委严打，但整饬商业贿赂的长效结果，似乎还要看立法的完善、执行的有效等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