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大型民营企业应有独立人事权

 

“对一些符合条件并经过严格审核、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民营企业授予独立人事权；在给予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独立人事权之前放开一定数量的入城户口指标限制；逐渐放开限制民营企业人才流动的人事政策。”全国政协委员、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深化落实“非公经济３６条”，给予符合条件的大型民营企业独立人事权，促进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及《补贴和扶持国内流通企业与农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以销促农，扩大内需》等多个提案。

 

张文中在提案中认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２００５年２月，《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３６条”）的发布，是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重大举措。《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人才队伍建设，在人事管理、教育培训、职称评定和政府奖励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政策。”对照这一精神，张文中建议通过严格的审核后，对有规模、有实力、社会影响力大、就业规模大的民营企业，应该尽快给予独立的人事权。全国已经有一些城市率先打破了民营企业人事权的限制，他希望有关部门就如何建立大企业人事专户，解决企业吸引外来人才、留住人才和落户等问题进行调研。

 

传统人事管理体制不利于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造成部分有人事权和入城户口指标的国营企业并不急需，而一般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因为人事和户口等问题无法吸引所需人才的局面。民营企业正是吸引人才、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发挥人才效应的重要平台，缺乏独立的人事权，使民营企业在档案管理、职称评定、城市户口办理、出国手续办理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影响了人才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于保护人才的权益，也不利于各主要城市吸引人才的政策落到实处。

 

张文中认为，大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传统人事制度的限制导致其相比其他所有制的企业来说，在吸引全国优秀人才方面处于劣势，因此，给予大型民营企业人事权将对城市人才结构合理化、民营企业人才政策落实、保护民营企业人才权益、体现社会效率与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展现开放的中国城市以开放的姿态吸引人才的国际化形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补贴和扶持国内流通企业与农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以销促农，扩大内需》提案中，张文中认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出路问题受到了制约。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正在受到国外商品、品牌的逐渐挤压，国内的农产品市场正在被外资农产品和加工品所瓜分，同时国内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市场占有率在逐渐下降。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及深加工产品的对外贸易不断遭遇反倾销、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问题的限制。提升农业结构也难以短期见效，而且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导致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目前国家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和扶持政策仅仅着眼于解决发展生产，为农民减轻负担的问题，未能同时着眼于促进销售和消费环节，虽然采取了取消农业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一系列补贴政策，但由于销路问题不能解决，所以通过降低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愿望也无法真正实现。因此，张文中在提案中提出：

 

第一是鼓励大型现代流通企业的工业化创新，支持以大型流通企业为龙头，与地区农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从田间到货架，甚至到百姓餐桌的战略采购和物流联盟，对建立这种联盟的大型流通企业提供国债专项支持，减免税收，提供产品进价补贴等一系列支持，以销带产，以销促农。

 

第二是专项支持大型现代流通企业与农产品基地及农村合作组织合作建立的面向终端消费市场的农产品市场供应链信息系统，帮助农村、农民和农产品加工企业解决市场信息与生产脱节、销售渠道与生产脱节的问题。

 

第三是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资金，专项支持市场需求明确的、有现代流通企业为销路保障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新产品定点开发和科技创新，使农产品和加工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环保标准等整体上台阶。

 

第四是支持大型现代流通企业建立独立的农副产品安全和质量检测机构，为农副产品自有品牌的战略性开发提供商品质量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解决内外资企业公平税负迫在眉睫

 

按照国务院《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为３３％。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名义上都是３３％，但实际上的税负相差很大，外资企业有“二年免税三年减半”、再有投资退税、地域差别、行业差别、产业差别等优惠措施，据国家税务部门的测算，外资企业目前的实际税率仅为１１％，造成了内外企业之间的税负很不平衡。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内企业普遍感到税负太重，再生产能力不足，偷税漏税面也不断扩大。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表示，解决内外资企业税负的平衡和国内企业税负过重已迫在眉睫。

 

郝如玉表示，内外资企业适用两套不同税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分为两种，这在世贸组织里是不允许的，也不符合目前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和潮流。“市场竞争要求公平竞争，税负公平是公平竞争的重要保证。现行这种税负轻重有别的原则不利于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利于同国外企业同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郝如玉说。

 

他表示，经过２０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有经验和能力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广范围吸引和利用外资。在这种形势下，要使我国经济更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就必须在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方面进行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法规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我国作出的承诺。但对两税合与不合，业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经济专家认为两税合并并不会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同样也享有外资企业没有的优惠待遇，比如银行贷款方面，即使国有企业还不上债，银行依然会给他们贷款，因此可以说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弥补。

 

４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　姜恩柱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制定企业所得税法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制定这部法律时，将会充分考虑与现有法律、政策的衔接，并采取适当的过渡性措施，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负担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东宁吉信工贸（集团）公司董事长崔龙吉：打通东北亚大通道降低物流成本

 

黑龙江和吉林省属于内陆省份，处于我国物流的末端，由于没有出海口，限制了两省经济发展速度。“如果打通黑吉两省的出海口，不仅能降低内外贸物流成本还有利于东北地区企业更好地‘走出去’。”３月６日，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东宁吉信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崔龙吉告诉记者，他已经向大会提交了打通“东北亚大通道”，打开黑吉两省出海口的建议。

 

目前，黑龙江省与浙江省业已签订了关于建立粮食购销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向浙江省年运销粮食２５０万吨。同时，东宁县煤炭运输总公司与浙江嘉兴乍浦开发集团签订了北煤南运协议，向浙江嘉兴年运销煤炭６５０万吨；东宁铁路公司分别与浙江嘉兴乍浦开发集团、上海盟捷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签订了海陆联运协议，向我国东北地区年运销建材、家电等产品５００万吨。

 

“但由于我国国内铁路和大连港运力紧张，特别是煤炭和粮食等低附加值货物申请车皮、船舶十分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黑吉两省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贸合作。”崔龙吉表示，打通黑吉两省出海口、借道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陆海联运大通道，不仅可以缓解国内铁路及大连港运力紧张的问题，也可以缩短运距、降低运输成本、增进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流通。

 

打通黑吉两省出海口除了能加速国内商品流通外还有利于黑吉两省与邻国的经贸发展。崔龙吉表示，黑龙江东宁县与日本的直线距离仅为１００多公里，黑吉两省完全可以通过绥汾河、东宁口岸借道俄滨海边疆区港口，与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物资交流。

 

据专家测算，黑吉两省借道俄滨海边疆区港口打通出海口，与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物资交流，与转经大连港相比缩短运距１／３，运期节省１／２，运费则减少约２０％。这条陆海联运大通道打通后，可将黑吉两省的劳动力及各种大宗货物、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家的资本技术紧密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增进这一地区农牧产品、矿产资源、机械设备等大宗货物的贸易运输，同时也将吸引包括日本、韩国及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物资经东宁进入中国东北铁路网，直达中国东北地区，从而加速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

 

此外，崔龙吉在建议中提到的“东北亚大通道”还包括铁路网的建设。他表示，“东北亚大通道”如果架起俄罗斯赤塔—中国满州里—哈尔滨—绥芬河（东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周边港口的大路桥，那么俄中亚腹地及中亚五国和俄滨海边疆区各港口得以贯通，比经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远东铁路网至滨海边疆区港口的距离近三分之一，可降低运输成本３０％，这将使中俄双边、多边贸易的辐射能力大大增强，并推促欧亚市场经贸交流和联运发展。

 

崔龙吉告诉记者，目前，中俄两国海关、交通部门已经就黑龙江货物借道俄罗斯出海达成“江海联运”协议，这说明建设“东北亚大通道”政策环境已经具备，主要缺少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对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港口进行扩建。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有国内知名企业表示愿意参与俄港口建设，对此俄滨海边疆区政府也表示积极支持；二是建设中国东宁—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目前绥芬河铁路口岸运量趋于饱和，铁路运能已经满足不了中俄经贸发展的需求，建设“东宁—乌苏里斯克”铁路，作为“绥芬河—格罗捷克沃—乌苏里斯克”铁路的复线，对缓解绥芬河铁路运能紧张的问题，促进中俄经贸快速发展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崔龙吉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建设中国东宁—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并积极支持和参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港口建设，快速拉动东北亚经济圈之间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建立药品专卖制度势在必行

 

针对许多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上放心药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认为，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现象，建立药品专卖制度势在必行。

 

储亚平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群众反映的药价虚高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但由于药价虚高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使得这一老百姓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药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在经济学上属于半公共产品，因此应在销售渠道上由国家控制，在生产源头上企业自由竞争，而不是现在的完全市场化运作。

 

储亚平委员指出，在销售渠道上实施药品专卖制度，至少会给社会带来三种益处。首先是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目前药品的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不少药品的最终售价高出成本价１０倍以上。建立药品专卖制度，取消药品由企业自主定价，全部由国家定价，从源头上核准药品价格，保留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药价虚高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次是有助于解决现行药品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建立药品专卖制度，改革药品流通渠道，医院由多渠道变为单一渠道。从药品专卖机构进药，加强了对药品流通的监管，从制度上规避了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与医院的直接联系，也就有效地避免了开单提成回扣等不正之风。第三，使医院回归到靠服务求生存，而不是目前的以药养医的不良现象。

 

为了使药品专卖制度得到有效运转，储亚平委员强调，药品专卖制度必须建立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因此他建议：

 

第一，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药品专卖法，废止现行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药品专卖的实施。

 

第二，成立国家药品专卖局。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药品流通企业的职能、国家发改委管理药品批发和零售价格的职能移交国家药品专卖局。由国家药品专卖局对授权经营的药品流通企业进行监管，核定药品生产成本，确定药品采购价批发价最终零售价，所有医院及授权零售药店只能从政府专卖机构批发药品进行零售，实行药品零售全国统一定价，并在药品外包装盒上标注。

 

第三，药品专卖局按照垂直管理的模式在各省、区、市成立相应的分支机构，统一负责药品的进口和批发；收回现有药品批发经营执照，非经药品专卖局授权许可禁止任何商业机构经销药品。国家药品专卖局采购批发差价由人大立法监督，控制在抵消药品专卖局支出的保本微利范围内。

 

第四，鉴于目前药品生产领域企业众多，药品生产对技术创新要求高，建立药品专卖制度要有别于烟草食盐专卖制度。国家在药品生产环节不采取统购包销的形式，鼓励竞争，优胜劣汰，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以便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药品。

 

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康：品牌是市场竞争力之本

 

在２００５年我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围绕纺织品的贸易摩擦最为突出。随着中欧纺织品协议、中美纺织品协议的签订，纺织外贸环境和外贸政策相对趋于稳定，但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康分析，２００６年乃至“十一五”期间，我国纺织外贸的形势和环境依然非常严峻，国内服装企业必须强化品牌意识，在品牌建设上下大功夫。

 

高德康表示，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的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但相对于美、法、意等服装强国而言，我国服装的文化品位、无形资产等都有相当差距，我国服装出口额中自有品牌服装仅占１０％左右。品牌是企业的竞争力之本，国内服装业要想在国外占据牢固的市场分额，就必须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

 

首先，要从原料、产品、管理、营销、设计、观念方面进行集成创新，不断超越已有的成果，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与时俱进的产品。其次，在创品牌的同时，要注重提升产品的文化含量，以提高国内服装产业和产品的附加值，在面对“利”　与“义”的问题时，必须坚持“以义制利、以质为先、以仁为本、以诚信通天下”，这样品牌才能够有生命，经久不衰。同时，服装企业还要树立危机意识。我国大部分家纺企业都是在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已经发展到企业第一阶段生命周期的末端，如何顺利过渡到第二个循环上升期甚至高峰期是摆在服装企业面前的重大问题。

 

２００５是波司登实现第十次全国销量第一后的第一年，２００６年将是实现更大跨越的一年。“‘创世界名牌，扬民族志气’是我们的目标；产品开发国际化，技术装备国际化，市场开拓国际化，管理模式国际化，进军世界名牌，是‘波司登’的目标。”高德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