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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说“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无农缺（内）需”。

　　近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之一就是研究部署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健全农村流通网络、加大“家电下乡”推广力度、促进流通企业发展等，成为明年与农村流通市场完善相关的重要政策。

　　农村市场体系改革不但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更是数次涉及城乡经济社会变迁的关键点。2003 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后几年的1号文件均提出，要鼓励发展农民经纪人等农产品营销主体，搞活农产品流通。商务部等部委亦制定了具体办法。

　　这些年，虽然农村消费品市场规模一直在扩大，但与城市相比，县及县以下地区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份额却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约45%下降到2007 年的32%。城乡市场发展差距拉大、乡村消费结构调整缓慢、流通速度不一的局面明显。

　　商务部负责人曾表示，在我国的商品销售价格里，有一半左右的价格耗在了流通成本上，是欧洲的两倍以上，其中农村物流成本较大。同类型的药品，农村售价一般高过城市，甚至猪肉，这些年不少农村也反而贵过城市。

　　一个大城市卫生系统负责人告诉笔者，现在社区卫生院的药品配送招标很难进行，稍微偏远一点的城郊乡村，配送公司就不愿意去了。而这个系统内，按目前要求是不需要库存，统一配货。这样的情况实质造成配送公司垄断了边远社区医院的供给，反过来让这些已经“收支两条线”管理的社区医院倾向于要么少开药要么开高价药。

　　就猪肉而言，这几年的大涨大跌幅度超过以往，不少农村集市价格不但高过城市，而且涨跌幅度更大。寻其根源我们发现，也在体制约束上，即现行屠宰条例给予基层政府过多的权力，各县市一两家许可的屠宰场往往曾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营肉联厂，限制别的厂竞争、必须通过其屠宰。于是，拿刀的反而掌控了生猪所有者——农民的谈判权，产销链条上两端放开、中间卡紧的模式当然令返销回乡村的猪肉价格不菲。

　　2004年开始，国家推出“万村千乡”工程，即引导城市连锁流通企业和超市向农村延伸发展“农家店”，给予补贴。另外还有“家电下乡”工程。应该说，二者把市场机制放在第一位，以国家政策引导企业行为，尤其可贵。事实上，一些操作力度大的省份的农村物价涨幅出现低于周边省份的态势，说明物畅其流的作用。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核心在于成本。目前发展好的地区往往是一省内经济较好的区域，但恰恰是最需要上下畅通的相对不发达区域，因为成本高，物流企业不愿进入，加上税负不均，客观上更加大了区域不均衡。今年3月商务部曾发出《关于开展农产品流通成本调查的紧急通知》，可见成本之重要。

　　另一方面，完善农村流通的根本还需要有内在需求，农民工的集中返乡难以提高这样的需求，返乡创业不仅远水难解近渴，更难以在经济环境不佳时过于指望。

　　从内需而言，增加农民收入的源泉还在于提高粮价和一系列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居住和长期生活的体制保障，比如社保的全覆盖和可流动、教育的去户籍化管理和农民工廉租房的推广。

　　从流通体制来看，针对具体领域的深化体制改革，是降低成本的根本之道。比如猪肉流通体制方面的事实上许可各种资本屠宰企业的进入，比如取消很多地方事实上对化肥销售资格的限制，比如鼓励医药企业进军农村流通体系等。这些导向需要财政补贴支持，更需要金融体制支撑，流通业所需资金大，时效性强，小企业如无金融帮助难以维持。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亦强调，“金融机构要制定差别化的授信条件，解决中小商贸企业贷款抵押问题”。

　　体制改革之后多类型的流通市场主体自当承担各自的风险，那些主张为了让农村市场减少假货而垄断销售渠道的做法，只能抬高价格、阻塞流通、制造亏损，甚至制造黑市和假货。

　　虽然金融扶持和税费减免的呼声不断，但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另外，目前与农村市场流通关系密切的行政管理机构众多，包括商务、发展与改革、农业、交通、工商、供销合作社等，职责交叉又职能分散情况突出，不少部委都有专项资金，缺乏协调和规划。

　　纵观中国城乡往来，建国后的重工业赶超战略导致了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开放后，城乡之所以繁荣，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样的体制，但现代工业、信息业与农业的分割及未完全改变的制度分割依然存在，其弊端不仅体现在流通不畅上，更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方面。

　　1949至1950年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施坚雅在四川乡间行走调查集市，他发现乡村集市不单存在着“中心市场”，更有近似于“六边形”的分布规律。这个“六边形”蕴含着传统文化、人口密度、路程、供需等因素，也包括着当时的市场制度安排。

　　当下，完善农村流通体制的关键也是确立这样的“六边形”——不是指区域分布——而是公平的市场规则平台、多主体的竞争、政府大力的农业投资和利于降低成本的企业经营机制及政府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