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产业的反垄断事关创新、事关未来，其必要性高于传统行业。而中国在最需要保护创新的IT领域，反垄断却仅停留在偶尔闻之的民间牢骚。
　　美国最高法院曾在一则判决中指出反垄断的精髓，“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而我国贫富差距增大、公务员热、移民潮以及企业家精神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所不在的垄断对自由竞争的破坏。
　　尽管两千多年前孟子已斥曰：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简而言之：贱人就是爱垄断！但我国反垄断的立法和实践却才刚刚起步。
　　自由竞争，从效率和创新两个方面推动社会进步，而垄断则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行业的反垄断是解决效率问题，事关当下民生。例如，国家发改委2011年启动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反垄断调查，是要解决资费过高的问题。新兴产业的反垄断则事关创新、事关未来，其必要性高于传统行业。
　　美国批准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60%和10%的波音与麦道合并，却对各时期新兴行业的龙头保持高压态势。如：1974年司法部控告电话电报公司（AT&T），最终将其大卸八块；对IBM的反垄断诉讼从1969年持续到1982年；1997年起，美国司法部及二十个州，对微软强制要求Windows 95用户安装IE浏览器提起诉讼，微软险被分拆；英特尔、苹果、Google等新行业龙头也屡屡中招。尽管这些年来诉讼、调查多，罚单少，大型企业拆分几乎没有，但不能就此认为，美国在IT行业的反垄断行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没有针对IBM、微软的反垄断调查，就不会有后来的Google，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也绝不会有今天的规模。
　　反观中国，虽然2013年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力度明显增强，接连对白酒、奶粉、黄金首饰等行业的巨头开出罚单。但却有评价称：对“五粮液价格垄断”的查处纯属无事生非。除非国家不再保护商标，如果只有五粮液集团可以生产五粮液也叫垄断，则天下品牌无不垄断。另外，茅台、五粮液根本不涉及民生，打击民族品牌。客观上扮演了国际奢侈品的帮凶。而在最需要保护创新的IT领域，反垄断却仅停留在偶尔闻之的民间牢骚。智能手机快速普及是近两三年的事，移动互联网行业在软件、硬件、模式方面正需要百家争鸣式的创新，而日前腾讯科技一篇文章居然称：“移动互联网门票争夺已结束”。如果市值在1000亿以下的公司连入场资格都没有，业内99.99%的企业将沦为“神农小白鼠”（像神农那样尝遍百草，供大佬观察药效），监管部门哪里有闲暇去给五粮液开罚单？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有史以来的获利方式不外三种：权力变现、套利及流量变现。权力变现包括合法的税费，也包括不合法的寻租；套利是传统工商业的主要模式。湖南买北京卖、中国生产美国卖，本质上则是套利；流量变现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模式，变现方式不外广告、增值服务及电子商务。中国的《反垄断法》针对的只是套利模式，其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例举的六种违法行为，三条关于价格，两条关于对象，一条关于附加条件。其实在IT领域，很难让人抓住“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这样的把柄。立法落后于社会实践是必然，但绝不能“自甘落后”。
　　IT领域反垄断，并不是见市场占有率高就要打。人家的市场占有率本身就是善于创新、勇于竞争的成果。仅以市场份额太高、发展速度太快为理由，轻率地用有形之手“打老虎”，亦是对竞争的破坏。所以，BAT（百度、阿里、腾讯）通过合法竞争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不应当被谴责，但不等于说它们没有可能滥用自己优势去扼杀竞争。任何人合法地赚到十亿、百亿都不应当被谴责，但防止其胡作非为的措施、预案总得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