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出口导向”战略忧思
□ 杨育谋
    不知不觉，中国已进入了“国际贸易摩擦多发期”，其背景正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出口贸易的猛增。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当前的贸易摩擦：一只蚂蚁爬进瓷器店，当然无声无息；一只壮牛闯进瓷器店，怎会没有响声？
“井喷”的贸易壁垒，无异于让在国际市场辛苦打拼的中国企业“戴着脚链跳舞”。这种状况让我们反思：实施了20年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否应该有新的诠释？中国会不会陷入“出口越多越落后”的拉美化困境？

    “中国制造”的扼喉之痛
    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41倍，年均增长16.04%，远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速度。刚刚过去的2004年，中国外贸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跃居仅次于美、德两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
    外贸的持续迅猛增长，为中国制造业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提供了资本、技术、管理知识来源，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充足的贸易顺差使中国得以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日益紧缺的能源矿产原料，帮助中国成功地摆脱了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汇“双缺口”局面，抵御住了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侵袭。20多年来，世人交口称羡的所谓“中国奇迹”，离开外经贸部门的贡献就变得不可想像。
    如今，印有“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已摆满了发达国家商店的货架，但是，中国还只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笼罩在中国头上的“世界工厂”光环其实也非常虚幻。与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工厂”的日本相比，当年的“日本制造”几乎是100%日本企业制造，象征着日本企业家的荣誉和梦想。而现今的“中国制造”其实却是来自跨国公司，常常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日本企业在中国制造……
    据商务部的数据，2004年1至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2366.7亿美元，占了全国总出口值的56.86%。毫无疑问，外资企业挣的钱早晚是要回报给国外投资者的。
另一方面，中国外贸出口值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中国所得不过是一点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即使是近年异军突起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也仅仅是为诺基亚、希捷、摩托罗拉、英特尔等跨国巨头所做的贴牌加工，中国得到的依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低价值部分。
    在一般贸易出口中，中国的优势集中在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高利润环节，如服装业的设计和分销，但我们并没有掌握这些高利润的环节，我们的优势只是体现在劳动力性价比高，只能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称雄。
    一件在中国加工的Hugo Boss衬衫，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Saks Fifth Avenue百货公司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在这120美元中，渠道商Saks Fifth Avenue赚了72美元（占60%），名牌商Hugo Boss赚了36美元（占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这就是中国外贸的真实写照。而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很可能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而生产这件衬衫的中国工人就可能只拿到0.2美元的报酬，不到这件衬衫售价的五百分之一。
    由于我国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由于片面追求“出口创汇”，企业间缺乏协调竞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成了我国出口贸易久治不愈的痼疾。
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分销渠道，并且还要相互杀价的“中国制造”，只能饱受反倾销、保障措施和技术性壁垒的扼喉之痛。
    同样是采取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日本、新加坡、香港特区、韩国等差不多用一代人约25年的时间，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至今也20余年，但至今还是发展中国家；同样是外向型经济大国，日本在20年间就崛起了松下、索尼、丰田、本田等一大批国际性品牌，而中国至今叫得响的国际性品牌寥寥无几；同样是吸收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入工业，日本、韩国迅速培养了大批高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中国做了长达十几年的产业工人还只是所谓的“农民工”，无法长期在城市立足，卖完青春就必须回到乡下。

   比较优势的另一面
   我们一直对“比较优势”理论深信不疑—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就必须具有相对低的生产成本。这也成为长期以来众多中国企业津津乐道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之一。
    显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竞争力，主要是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当然，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其他优势：低价的原材料、稳定的货币和政治局面，宽松的政策和地方政府争相提供的优惠条件等。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发展出口加工产业的最大优势，这在过去或是未来都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可以长期地抑制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支持“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大量地生产和出口。问题是，相当部分企业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变成了对劳动力的“榨取”，中国发展陷入一个“怪圈”：企业出口价格、收益低→职工收入低、国家税收少→个人消费支出低、国家应承担的社会公共开支低→工人无经济能力接受更好的技术教育，低工资和低利润抑制了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只能依赖出口。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龙军生教授的研究，沃尔玛2000年在中国采购了100亿美元商品，但这些产品创造了270亿美元的销售额，毛利率高达170%。由此可见，如果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取得竞争优势，受益的反而是跨国企业，中国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控诉。
    更令人担心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度出口甚至还会威胁技术进步，最终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中。
    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证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从而丧失了技术进步的机会。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很多国家，与出口部门扩张同时发生的还有逆工业化过程，这些经济体一方面经历着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投资、技术进步的停滞不前。中国的情况虽然稍好于这些国家，但是中国出口部门的增加值（在中国所产生的价值增值部分）情况也不令人乐观：尽管出口部门增长很快，但是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在下降。
而且，依赖于超低成本的竞争策略也难以长久，爆发在2004年夏天的几十年未遇的“民工荒”预示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进入一个上升周期，况且中国还面临着印度、越南、非洲诸国等低劳工成本国家的竞争。正如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中指出：“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
    通过廉价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模式目前已呈现了种种的负效应：国内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环境的恶化；国内经济对境外市场依赖性过大，因而脆弱性增加；国家利益流失，增强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间的贫富两极分化。

〔背景〕
中国外贸大事记
1986年7月，中国正式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提出恢复中国在GATT缔约国地位的申请，随后中国开始全面参与了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
1991年11月，中国与APEC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中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这是我国参加的第一个国际经济组织。
1992年5月，国务院批转外经贸部、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有关意见的通知》，这是我国赋予国有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开始,有1亿元以上固定资产、有自己的外贸经营机构的国营生产企业都可以申请进出口经营权。
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与经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中国成为该组织观察员。
1997年3月，中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1999年1月，中国开始执行《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赋予私营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开始,注册资本和净资产均在8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私营生产企业可以申请外贸经营权。
2001年6月，原“上海五国”成员和乌兹别克斯坦共6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这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11月，为适应加入WTO新形势需要，我国相继颁布了《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并单独设立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这对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2001年12月，经过长达15年的“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完成加入WTO的所有法律程序，正式成为WTO成员，它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都有着重大意义。
2002年11月起，我国正式实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该规定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贸易避垒调查制度。
2002年11月，朱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再增设上海青浦出口加工区、漕河泾出口加工区、闵行出口加工区，江苏南京出口加工区、连云港出口加工区、苏州高新出口加工区，山东济南出口加工区、青岛出口加工区，辽宁沈阳出口加工区，浙江嘉兴出口加工区，广西北海出口加工区，新疆乌鲁木齐出口加工区等13个出口加工区。至此，全国出口加工区达到38个。
2003年9月和10月，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标志着内地与港澳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4年7月，我国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根据新的对外贸易法，中国将已经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意味着中国提前履行了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同时，新法还增加个人作为对外贸易经营者，这是中国外贸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4年11月，我国自当年1月1日至11月有进口额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017亿美元,这是我国年进出口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黄树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