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初期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强劲拉动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疲软形成鲜明对照，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所谓内外贸一体化，其核心是如何使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等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究其根源仍然属于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问题。本文将内外贸一体化看作客观的经济发展过程，通过揭示它的内涵，分析企业行为模式，产业结构变迁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内外贸一体化路径的决定机制，试图为政府相关政策调整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
　　
　　中国商业政策研究会的万典武（2004）认为“内外贸一体化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部门管理一体化的问题”，他建议商务部对内贸和外贸实行统一、均衡、协调管理①。商务部李永江（2004）认为长期分离的管理体制已经给当前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留下了诸如体制、机制、政策法规、观念和管理等多方面的障碍，内外贸在体制上的分割根源于中国原有的纵向化、条块分割，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丁俊发（2004）分析了内外贸分割体制的形成，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认为解决内外贸分割问题：一要形成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思维定势；二要逐步扩充和完善商务部的职能；三要培育和发展内外贸一体化的大型商业企业集团；四要创造有利于内外贸一体化的法律政策环境。因此，只有加快流通体制创新，提高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和流通效率，才能充分发挥流通引导生产、促进消费、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中介作用，这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②。

　　郭冬乐（2004）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出发，分别研究了日本综合商社的内外贸一体化流通组织形式，西方工业型跨国公司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以及多个从本土经营到国际化营运的连锁零售企业集团，认为在当前中国所处的中外经济贸易环境下，迫切需要通过企业的相对集中化和集团化，构造内外贸一体化的流通组织形式，使其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分享更大的国际市场分额。郭冬乐、申恩威（2004）通过对中国家电行业中一批已经具有跨国公司雏形的优势生产企业和为了建立综合商社而艰难探索的中化集团公司发展历程的深入研究，提出中国要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除了实现内外贸行政管理体制融合之外，还需要塑造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微观基础，培育和发展一批以贸易和生产为龙头的，实行内外贸或中外市场一体化经营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③。申恩威（2005）认为加快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建设是内外贸一体化体制建设的实质性内容，一是内外贸、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以及进口与出口间的协调发展政策；二是重要资源战略性保障政策；三是产业调整、优化、升级政策；四是市场主体培育和促进政策；五是市场主体保护政策；六是市场维护和监管政策④。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何亚东（2005）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流通的内涵已由内贸扩展为内外贸两部分，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日益强化。因此，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必然沿着市场、企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展开。市场和企业的一体化是“双向”的，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随着大幅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市场一体化”的挑战使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强大的外部冲击。“企业一体化”蕴含的风险在于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内贸份额，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流通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政府应该在实现内外贸管理职能一体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实施有效保护⑤。

　　李永江（2005）在诠释内外贸一体化的概念时，认为内外贸一体化是针对内外贸分割而提出的，有关内外贸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的一个新概念，它具有市场因素和上层建筑设计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市场层面上指的是要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不受内外贸界限的约束而自由选择其经营方式，整个市场实现内外贸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在上层建筑层面上，内外贸一体化要求对内外贸及整个流通产业实行统一管理。李永江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核心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具有显著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内外贸分割的行政管理模式，在整个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下，演进为内外贸一体化管理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⑥。

　　于培伟（2005）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是政府行政管理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的政策特征是国家统筹管理内外贸，而不是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简单地完全划一，他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提出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对于如何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于培伟提出要统一管理职能、统一经营主体和统一内外市场⑦。蔡珍贵、王石（2006）在分析了内外贸分割体制的诸多弊端（包括内外贸市场分割，行业隔离，信息阻滞；多头管理、机构臃肿，政出多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之后，指出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上存在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思想观念、管理协调等方面的障碍，提出必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强流通产业相关法制建设，深化流通企业改革，培育流通领域的大公司和大集团⑧。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学术界对我国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认识是沿着管理体制及其政策体系，市场机制及其流通体制，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模式等层次而不断深化的，同时又都将政府内外贸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问题，归结为我国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核心。
　　
　　二、内外贸一体化的概念框架
　　
　　为了充分把握内外贸一体化的确切内涵，必须避免陷入若干认识误区。
　　第一，不能单纯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理解内外贸一体化。内外贸管理体制长期分割是阻碍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但它并不是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的全部。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并面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内外分割的管理体制必须加以变革而已。

　　第二，内外贸一体化并不是内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方面的趋同。尽管人们可以在产业链条、产业环节、市场细分以及企业经营范围等层次，找到内贸和外贸在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交叉重叠部分，但是决不能由此混同内贸与外贸的不同行业性质和市场特征。因此，内外贸一体化是相对统一，而非绝对趋同。

　　第三，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先由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引领，后由政府领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进的，但是，不能过分强调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重组对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仅从体制变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而言，市场的自发演进往往会起先导作用。当前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就是如此，内外贸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变革仅仅是顺应了内外贸市场一体化演进的必然要求。简言之，内外贸一体化是一个市场自发演进过程，而非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到内外贸一体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此意义上的内外贸一体化并不是从内外贸行政管理部门的重组之日开始的，可以认为它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而且这一进程还将不断深化发展下去。

　　1．内外贸一体化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开放经济都存在内外贸一体化过程，只是在一体化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其内外贸一体化的程度是正相关的。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⑨的不断提高，其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会不断加快。

　　2．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经营主体，正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构成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微观基础。广义而言，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流通企业，只要其价值链或产业链延伸到国内外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从要素投入和产品实现角度就可以认为其生产或经营活动是内外贸一体化的。因此，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要比政府行政管理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早得多。

　　当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展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层次和规模是不同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实行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战略的典型代表，是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随着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和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不断进入加工贸易领域，而加工贸易在本质上是内外贸一体化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同时，我国一部分大型国有或民营企业也纷纷通过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发展成为以中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从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及其国际迂回生产过程来看，其生产和经营战略都是内外贸一体化的。正是企业的性质、规模和结构的不断变化，推动了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也日趋复杂。

　　3．内外贸一体化以市场供求规模和产业分工为基础，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供求规模及其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格局的变化，对内外贸易一体化进程也产生深刻影响。就市场供求而言，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是决定内外贸一体化的规模和结构的主导方面，这里的需求不仅仅是对最终产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对中间投入品和原始投入要素的引致需求，内外贸一体化就是由市场需求变化最终决定的供给变化过程。从分工角度而言，产业间的分工（垂直分工）、产业内的分工（水平分工）以及产品内的分工（要素分工）⑩的格局及其不断演进，直接决定了内外贸一体化的现实路径。

　　4．内外贸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国内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断融合。按市场层次，可将内外贸一体化的内容分为产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是指最终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同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满足国内外同质细分市场需求。要素市场一体化是指基本生产要素（资本品、劳务、技术等）和中间投入要素（中间产品）同时供给国内外生产者。产品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还可以进一步根据产业链条和产业环节，细分为“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及其混合形式。纵向一体化是指来自国内外市场的不同要素进入同一产业链条的不同产业环节（这一产业链条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还可能是跨国的）。横向一体化是指同种产品或同种要素进入不同产业链条的相同产业环节（生产环节或流通环节）。就某一企业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言，可能既存在产品市场一体化，又存在要素市场一体化；既存在纵向一体化又存在横向一体化，即出现“混合一体化”。

　　5．内外贸一体化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推动力量，内外贸一体化的原动力内生于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动。如前所述，内外贸一体化进程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市场自发演进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从企业行为考察，无论是内贸向外贸延伸，还是外贸向内贸拓展，都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一体化经营，遵循以要素禀赋、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则；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一体化经营，遵循以广义技术差异为基础的规模收益递增原则。正是基于对比较优势利益和规模收益的追逐，促使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战略。

　　6．内外贸一体化要求政府的内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政府通过变革管理体制、调整管理政策，实现内外贸战略一体化、内外贸政策一体化和内外贸监管一体化，以“宏观调控”手段间接“诱导”企业的竞争行为，弥补“市场失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通过职能重构和政策调整，可以消除阻碍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流通体制障碍和贸易政策障碍，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但是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预先安排”市场竞争秩序。换言之，市场竞争秩序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

　　综上所述，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供求规模和产业分工为基础，以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逐步融合为基本内容，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引致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协同变化的经济发展过程。
　　
　　三、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运行机制
　　
　　由于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自发演进过程，探讨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运行机制，必须着重考察企业的行为。因为产业及其结构是企业集群化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而市场及其结构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以及实现其物质和价值转换的机制和规则，分析内外贸一体化，还要考察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演进趋势。

　　1．企业内外约束条件下的内外贸一体化。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会导致其规模扩张和治理结构的相应调整。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在“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中，企业是供给主体，相对于要素市场而言，企业是需求主体。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能力，共同构成企业的外部约束B11。内外贸一体化可以扩大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能力，从而放松企业的外部约束。所以，较大的企业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规模。但是，产品市场或要素市场规模的扩大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因为企业规模还受到企业内部约束条件的限制。

　　制约企业规模的内部约束有二：一是企业的预算约束；二是“成本-收益”规则：边际成本=边际收益（MR=MC）。就外部约束而言，企业在确定生产经营范围和规模时，总是要事先考虑产品的需求规模和投入要素的供给能力，因为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企业内部规模收益。如果内外贸一体化导致市场容量扩大并且有助于企业规模收益的实现，在内在约束允许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选择这种一体化经营模式。

　　就内部约束而言，企业首先必须考虑预算约束问题。所谓预算约束，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受到可能用于初始投入和规模扩张的既有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限制。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才可能进行规模扩张。企业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必须实现递增的规模收益，以抵消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成本递增，使其生产经营活动在接近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状态下进行。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企业会不断调整治理结构，尽可能减少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交易费用的相应增长。可见在内外约束条件下，不是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只有具备一定资源存量和潜在递增规模收益，并能实现治理结构转换的企业，才会通过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来扩大市场容量。所以，企业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的一般模式是：以潜在的外部产品市场需求容量和要素市场供给容量增加为前提，通过资源积累或资源集中，扩大生产规模，调整企业治理结构，实施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提高市场份额，实现规模收益递增。

　　2．基于产业链延伸与拓展的内外贸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从内外贸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来看，可以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不断演进过程的必然伴生现象。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和国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现代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管理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得产业内分工、企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以此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再主要表现为不同产业间的产出规模和比例的变化，而主要是表现为产业链的内外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产业链延伸和拓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流通和交换的环节增多和规模扩大，这种延伸和拓展是依据要素禀赋条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它不仅是现代分工和专业化体系的产物，而且反而促进了产业内、企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并带来系列化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化延展，另一种是外部化延展。产业链的内部化延展是企业内部纵向的生产和交易环节增多，各个环节的幅度和规模扩大，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和行政组织体系之上的。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是以某种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目的，是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形成的不同企业间的生产、流通和交换纽带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张。如果外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下降，那么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趋势会加强；如果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下降，那么产业链的内部化延展趋势会加强。

　　产业链的内外延伸和拓展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交叉的，产业链的外部化延展与内部化延展的均衡条件是：外部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边际管理成本B12。沿着各条产业链，按照价值增值最大化原则，各种投入要素、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以及各类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流转，并引发持续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产业链向国内外双向延伸和拓展，不仅使其中的流通和交换（贸易）过程相应延伸，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必然强化伴随产业链延展的内外贸一体化过程。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与内外贸一体化在本质上属于同一过程。

　　3．依赖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内外贸一体化。虽然内外贸一体化是企业在内外约束条件下的自主抉择过程，也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和内外拓展，但它还依赖于市场结构各个层次的一体化程度。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后者构成其内外贸一体化经营模式选择的严格的外生约束B13。可以将市场结构分解为三个层级：以禀赋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要素供给市场；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为载体的要素需求市场和产品供给市场；以收入结构和消费偏好为基础的产品需求市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第二个市场层次有其特殊性，其间存在一个以资本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主要内容的供求自循环体系。

　　内外贸一体化必然要求上述市场结构的三个层次都要达到较高的一体化程度，要素自由流动是企业能够获取相对较低成本投入要素的前提。从市场角度考察，只有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才能依据要素稀缺程度优化要素组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必须打破两种类型的要素市场分割，一类是国内外要素市场分割，另一类是国内区域要素市场分割。另外，还要实现产品自由流动（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具有相同或相似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的细分市场，同种或同类产品应该是自由流动的。但是，由于运输距离、非对称信息、行政垄断等因素导致的不同交易费用，总是使现实的细分市场被彼此分割。

　　要素自由流动和产品自由流动是要素市场一体化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正是这种“结构”意义上的市场一体化，放松了企业在要素获取和产品实现两个“规模”意义上的外生约束。在以资本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生产体系内部的自循环过程中14，市场一体化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外部市场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更表现为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沿着产品的迂回生产过程，在企业内和企业间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上，实现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流转。这种流转往往在企业外部市场和企业内部“市场”上同时进行，而这种流转也是沿着“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规模收益递增”的路径进行的。

　　最具内外贸一体化特征的要素流动和产品流转，在跨国公司的投资、生产和营销活动中集中体现出来。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因而它面临的要素市场是一体化的。跨国公司为世界市场生产和销售产品，并建立复杂的全球迂回生产体系和多维营销网络，因而它面临的产品市场也是一体化的。无论是海外的跨国公司还是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具有这种显著特征。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模式，也必然遵循“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国别市场一体化”相对于“国际市场一体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经营更具战略意义。国别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而言，属于细分市场，而这些不同的细分市场，在要素成本、交易费用、收入结构、消费偏好、制度环境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质国际市场”。在各个国别细分市场上，在上述“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下，跨国公司必然采取差别产品策略和差别价格策略。如果更具现实意义的国别细分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则跨国公司在该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就越低，递增规模收就益越大。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对于非跨国企业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同样至关重要，虽然只有占据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企业，才可能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但这不是充分条件。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的发挥必须有足够规模的需求市场才能实现，而国内足够规模的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了早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将会扩大市场供求规模，提高企业的交易效率B15，降低交易费用，增加规模收益，并为企业的对外扩张奠定基础。由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是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价值增值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和获取递增规模收益的前提，所以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就决定着内外贸一体化的程度。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是众多的企业微观主体在追寻比较优势利益、递增规模收益、降低交易成本，力图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进程中，从宏观层次表现出来的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自发演进过程。从市场角度观察，内外贸一体化表现为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加快融合的趋势。内外贸一体化也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或者流通问题，既存的产业分工格局及其演变和现有的市场供求规模及其结构，构成内外贸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从企业主体行为角度来看，内外贸一体化是企业在外部市场规模、内部预算约束和成本收益规则制约下的自我成长路经；从产业结构解析角度来看，内外贸一体化是以产业链的内外延伸和纵横拓展为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从市场结构变迁角度来看，内外贸一体化是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加快融合的市场一体化过程。尽管内外贸一体化会引致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的协同变化，但政府毕竟不是内外贸一体化的行为主体，政府内外贸管理体制的变化并不能给企业带来“潜在收益”，也就不能对“企业、产业、市场”三个层面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产生直接的实质性推动作用。
　　政府在推动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的行为目标，应该集中于四个层面：一是完善产业（企业）发展扶持政策（融资政策、税收政策、采购政策等），放松企业的内外约束；二是强化推进国内区域市场一体化政策，特别是要消除由于“地区封锁”、“行政分割”、“行政垄断”导致的国内区域市场分割；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使企业在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摆脱对现有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路径依赖”，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交易成本”B16；四是要充分履行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所必需的现代物流体系。

　　注释：

　　① 内外贸一体化与商务部职能模式选择［N］．中华工商时报，2004-03-03.

　　② 丁俊发.内外贸一体化与流通创新［J］．市场营销导刊,2004(3).

　　③ 郭冬乐,申恩威.中国内外贸一体化：流通组织形式与政策研究［Z］．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2004.

　　④ 申恩威.构建内外贸一体化的政策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1).

　　⑤ 何亚东.从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看内外贸一体化带来的挑战［EB/OL］．［2005-01-11］．http://www.mofcom.gov.cn.

　　⑥ 李永江.加速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EB/OL］．［2005-01-17］．http://www.mofcom.gov.cn.

　　⑦ 于培伟.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进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3).

　　⑧ 蔡珍贵,王石.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中的障碍和对策［J］．商业时代，2006(4).

　　⑨ 经济开放度可以用一组指标来衡量。其中，贸易相互依存度、投资相互依存度和生产相互依存度，是衡量经济开放度的三相基本指标，它们在较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内外贸一体化的程度。参见谭祖谊.外贸依存度、相互依存度、经济开放度的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11).

　　⑩ “要素分工”概念是对传统劳动分工概念的拓展，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生产某一产品的产业链条之中，不同要素（包括中间投入品）配置于不同生产环节，从而显示出对该产品价值增值过程的不同重要程度。但综合现有文献，尚未发现学术界对要素分工概念的一致界定。参见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81.

　　B11 确切地说，这是“规模”意义上的外部约束。还有“结构”意义上的外部约束，在本节的第三部分内容中有具体的分析。

　　B12 这一思想源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边界的理论。参见科斯.社会成本问题［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21.

　　B13 这里的外生约束正是上文所指的“结构”意义上的外生约束，“结构”是指单个企业所依赖的外部市场结构。

　　B14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关于“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物质和价值实现过程。

　　B15 关于交易效率的概念及其对贸易发展的意义，参见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5-37.

　　B16 “制度交易成本”是指企业为了使其某种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制度和政策许可，不得不向制度和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支付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成本，包括寻租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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