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领域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流通领域利用外资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2年7月至1995年，我国开始进行零售业对外开放试点；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至1999年，以家乐福等为代表的连锁经营模式大规模进入我国，同时“无序开放”成为一个大特点；第三个阶段，从1999年至2001年我国加入WTO，进一步开放了我国的流通业；第四阶段，从加入WTO到2004年12月的三年保护期；第五个阶段，从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进入后WTO时代。如何评价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及其和流通业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李金轩在《零售业化冲击为机会》一文中指出：外商对零售业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依靠品牌优势，进行商品竞争；2、依靠规模优势，进行价格竞争；3、依靠经营技术、设备优势，进行技术竞争；4、依靠高质量的优质服务，进行服务竞争；5、依靠高薪吸引人才优势，进行智力竞争；6、依靠奖金优势，进行扩张竞争；7、依靠经营方式、方法优势，进行客户竞争；8、依靠进出口业务优势，进行渠道竞争；9、依靠经商思想优势，进行观念竞争；10、依靠高水平的管理和企业形象，进行全方位竞争。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模式，外商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可以从就业创造、贸易扩张、技术升级和增长促进来考察。我们试图按照这个研究范式对外资进入我国流通业做一个全面剖析。
　　
　　就业创造
　　
　　蔡昉和王德文以FDI就业的相对年平均增长率（FDI就业增长率与全部就业增长率的比率）乘以FDI就业占全部就业的份额，得出FDI就业对整个就业的贡献率。其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全部FDI就业对城乡全部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1.5%提高到2001年的18.4%；第二，城镇FDI就业对城镇全部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1年的24.0%；第三，农村FDI就业对农村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2.4%提高到2001年的29.0%①。改革开放的初期，如1979——1981年期间，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0.44个百分点，相对于18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少，因此，FDI日益成为吸纳中国庞大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力量。
　　一个表面的观察是，FDI的产业结构资本密集程度不低，从而劳动吸纳能力并不强。例如，以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创造的就业岗位计算，2001年全国总体水平是2.58人，国有经济是0.60人，城镇集体经济是3.07人，个体经济是1.00人（其中城镇个体经济为1.23人，农村个体经济为0.85人），FDI单位仅为0.24人。
　　蔡昉等认为，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并不减弱FDI对中国就业问题的贡献。如果FDI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培养起到的是促进作用，那么，FDI就是解决中国就业难题的积极因素。
　　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做法相斗争。左大培认为，外资不仅挤占了中国的产品市场，而且也挤占了中国的要素市场②。
　　余永定认为FDI在1986——1990年、1991——1996年和1997——1999年三个期间，外资企业分别创造了6万、375万和72万个新增就业，分别占到了当期全部新增就业的0.43%、9.62%和6%。与FDI在中国资本积累中的地位相比，FDI在创造就业方面并不十分理想③。外资既有增加就业的创造效应，又有摧毁效应。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研究结果，跨国公司与当地公司相比更倾向于使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因此，FDI对创造新增就业的贡献适中。
　　李新中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存量，以及职工当年实际平均工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等变量建立劳动力就业模型，以此分析和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就业的影响从1993年到1999年都为负效应，虽然统计上并不是都显著，但是这也暗示外资企业采用了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对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而从2000年和2001年开始，外商投资企业对就业的正效应开始显现，说明FDI存量每增加1％，则带来0.002%和0.062%的就业效应。虽然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就业的拉动效应开始出现。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投资对就业的影响都为正效应，并在1％的概率水平上，统计上高度显著④。
　　那么，外资进入流通业到底是对我国就业产生创造效应，还是摧毁效应呢？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跨国巨头都号称“三公里之内无对手”或者“五公里之内无竞争”，尽显惟我独尊的霸王之气。在美国出现沃尔玛走到那里，那里的中小型门店就会遭遇严重打击，比如爱荷华州199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自从沃尔玛落户该州之后，50%的服装店关闭，30%的五金商店关闭，25%的建筑材料商店关闭，42%的杂货店关闭，29%的鞋店关闭，17％的珠宝商店关闭，26%的百货商店关闭。同时，调查发现沃尔玛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带来1.5个人的失业，沃尔玛每一千万美元的销售额所需要雇佣的员工总数在65至 70人左右，而其他小商家完成这个销售额所需要雇佣的人数是106个。
　　我们目前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完成实地考察，希望今后能够在这个领域进一步研究，有所突破。
　　
　　贸易扩张
　　
　　商务部的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从1998年的15532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41884.79亿元，同期，出口额从809.62亿美元上升到2366.7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从1999年的39.95%对外依存度逐步上升到2003年46.72%水平。相比之下，外商投资企业对外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其他类型企业的对外依存度从1999年到2003年一直徘徊在16.0%到17.4%之间，2004年1－9月其他企业对外依存度更下降到11.5%。
　　特别指出，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80.50%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85.45%。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63.37%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70.72%，2004年1－9月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的比重达到72.98%。
　　外商投资企业以制造业为主，其产品销售额中近50%为出口，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销售额(工业)约为42510.7亿元，其中出口额为19876.2亿元，约占其销售额的46.76%；内销额为22634.5亿元，约占
　　53.24%，2003年，其内销值约占全国工业品内销值的15％，如果将服务业和其他产业销售/营业额纳入，外商投资企业销售/营业额占国内市场的比重估计低于10%。
　　从流通业来看，外商零售企业加大了在中国的采购力度，支持了中国商品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许多中小企业过去没有能力建立出口销售通路，如今，一旦与跨国零售企业建立了供应联盟，可以充分利用跨国零售企业的全球网络，推销自己的产品。如今，沃尔玛和家乐福等跨国零售企业都把中国作为它们亚太区的采购总部，在中国内地的采购量逐年提高。
　　目前，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伊藤洋华堂、万客隆、金狮、欧倍德、翠丰、欧尚、正大、利丰等11家跨国零售集团在中国采购总规模已超过3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2%。
　　
　　技术进步
　　
　　对于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作用，经济学界历来分为两派。早期的学者们大多数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很弱，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成长。在后来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则强调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成长的正面作用。近年来，经济学家们趋于折中，既不否认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东道国的技术成长有作用，但又强调技术并不会自动地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流入，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⑤。
　　持肯定态度的以江小涓为代表，她认为：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过去5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最大的机械、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和化学纤维制造等正是利用外资实行了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特别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提高了研发项目的水平，提升了在华研发机构的地位，引导国内研发能力面向市场，研发人才也出现了双向流动。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还在于通过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体现出来，代表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机电产品，外资企业出口超过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外资企业超过80％⑥。
　　杨丹辉认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跨国公司进入使国内企业和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产品，提高了国内企业及相关研发人员对新技术、新产品、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兴趣和模仿能力。第二，跨国公司对国内配套企业的高要求，促使国内供应商改进自己的工艺，提高产品质量。第三，外商投资所带来的间接效应，比如，人员培训和人才流动等，对我国科研体制改革有一定示范和借鉴作用⑦。
　　北京大学路风则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在全球扩散，但是扩散是不平衡的，最大的技术转移发生在美日之间，并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的关键变量是本土技术创新与创造能力的成长，只有本土能力成长才会加强引进技术的正外溢效用。此外，应该在概念上区分体现在产品中的技术是物化技术，而技术能力是设计制造产品的能力，是内生的能力，跨国企业的新技术产品属于物化技术，它不等于技术能力，也不等于技术溢出⑧。

　　王春法分别从文献调研、理论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四个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内生技术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⑼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一国内生技术能力的贡献是非常复杂的，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第二，从外商直接投资与一国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角度来看，除了传统文献所确认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以外，知识流动效应、生产网络效应和技术联系效应是培育一国内生技术能力的构建途径，而它们都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第三，至少从现阶段而言，外资企业对中国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贡献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第四，案例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或者地区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学习能力。
　　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为了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绝不能信守“当前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的教条，不仅要以关税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本国幼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政府要以资金和税收来补贴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尽快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军事工业实行技术封锁，我们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本国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工业，不这样就不可能在当今这个实行强权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国家安全。 ⑽
　　高世楫则持有折中的观点，他认为，跨国公司对本土技术创新发展同时具有促进和抑制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抑制作用体现在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所谓挤出效应表现在外资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东道国企业的排挤，例如专利技术、优先技术标准、认证制度等等。所谓替代效应表现为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和外资研发机构对东道国研发机构的排挤，使得东道国的研发能力降低。因此，总的看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重点产业的结构升级有较大贡献，但是，中国的技术进步，更多地要依赖于本土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⑾
　　裴长洪认为，首先，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绿地投资”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通过并购方式呈现上升趋势。其次，从国内吸引外资的渠道多元化，引资成本观念开始增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提出利用外资这个大政策，本质上是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其内涵是由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与25年前相比，虽然总趋势没有改变，但是许多客观具体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未曾预料的新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丰富和完善利用外资发展观的内涵，从而实现中国式利用外资理论的创新，并进而指导新的实践。 ⑿
　　从流通业来看，外资带来了全球领先的零售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内零售企业与制造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跨国流动会产生更明显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 ⒀作为服务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零售业的技术外溢十分明显，我国目前零售企业在零售技术（包括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技术、现场布局与商品陈列技术、品类管理技术与防损技术等）和管理经验（包括组织机构、连锁经营、经营哲学、企业文化、决策方式、人员培训与考核体系等）方面从跨国零售企业身上获益非浅。可以说，中国的零售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与跨国零售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由于我国有大量的制造企业成为跨国零售企业的供应商，这些企业可以分享跨国零售企业的信息与全球网络资源，特别是可以学习它们先进的供应链技术，降低无效库存，提高物流管理水平。下表1是我们总结的沃尔玛在零售业引入的各种技术和管理手段，目前我国许多企业正在向如下方面努力。
　　
　　增长促进
　　
　　裴长洪认为，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利用外资得当，必然有助于东道国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来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上游替代或下游替代方向发展，中国的产业成长在相当程度上贴近这种成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企业仍将发挥很大作用，能否把外资利用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新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利用外资新阶段所面临的第一项重要课题，同时，能否在国际投资转向服务业的变化趋势中，把握新的机遇，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这是利用外资新阶段所面临的第二项重要课题。 ⒁
　　根据Barro和Martin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 ⒂李新中基于各省从1992年到2001年的cross section数据，运用计量经济的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对比研究。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人均GDP的增长起着正效应，虽然统计上并不是高度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度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1993年和1994年，其拉动效应达到17.03%和19.14%，除了1996年和1997年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外，其他年份拉动效应都在10%以上，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远远大于国有固定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拉动效应均在国有固定资产拉动效应的10倍以上。 ⒃
　　欧阳志刚根据联立方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产出对FDI的弹性为0.028，在1980到2002年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4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年均贡献为0.127%。此外，简化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量和产业结构优化都有显著影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样本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有量的作用，而且有质的贡献。 ⒄
　　胡祖六认为FDI给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而不一定是高新技术。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真正商业化的企业经营与运作的管理模式。而外商的进入与参与，带来了经营模式的革命性变化，表现在产品与服务形态的多样化，质量的显著改善，与运营效益的提高。
　　从流通业来看，外资的积极作用在于：
　　1．增加了资金来源，成为银行的优质客户。尽管外资进入零售业的总体数量不是很大，但是单个外商企业在华的投资量还是在逐年提高的。迄今为止，仅沃尔玛一家企业在华的总投资额达到了16亿人民币。另外，由于外资企业的资信较高，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同时，具有较大的现金流，从而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和争夺对象。
　　同时，外资企业充分利用融资手段，来加快扩张速度。这也是有的学者质疑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没有带来多少外资的一个原因。从赢利能力上看，内资零售企业目前要好于外资企业，2003年所统计的内资企业利润合计为11.2亿元，同比增长68.77%，外资企业合计亏损4479万元，比2002年减亏2亿元。
　　在所统计的单店经营面积在万平方米以上的外资零售企业中，2003年有68.75%亏损，单店经营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外资零售企业中，2003年有60%企业亏损。
　　分析外资亏损原因可以发现，2003年有6家外资企业是由于开新店所造成的。由于外资企业可以利用其品牌在国内银行得到贷款，同时利用其丰富的商品营销及管理经验加上本身开设的大型商业设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企业在开始运作时会表现出高负债、高销售额增长、高亏损的状况，一般会在2至3年后转为赢利。目前外资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高，亚洲投资企业平均为87.5%，欧洲企业平均为89.15%，美国企业平均为81.2%，内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6.1%。 ⒅
　　2．改善了城市形象，增加了我国的税收收入。许多城市的外资商店成为当地的重要购物场所，成为了城市一景。
　　至于税收收入，以沃尔玛为例，自从1996年进入中国，在华的8年中累计纳税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当然，问题在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如果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那么，这些倒闭企业也会减少当地的税收。
　　3．激活了国内零售业。由于外资的进入，“鲶鱼效应”十分明显，促使国内的国有商业加快了改革步伐，激发了民营资本的进入，新生事物（比如，连锁经营、产销联盟、新型业态）层出不穷，这些新生事物不仅改变了我国零售业传统的落后形象——总是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而且我国的零售企业在某些领域开始引导制造企业的流向，真正发挥了“产业先导”的作用。
　　4．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要。在有跨国零售企业的城市，居民节假日到这些商店购物成为大家一种消遣的方式。总体而言，跨国零售企业的购物环境较好，服务质量比较高，消费者对它们的信任程度也较高，可以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选择需要。
　　对于外资进入我国零售业带来了哪些消极的作用呢？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早在2003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宏伟先生就提出：针对外资商业企业的违规操作，有关部门的清理整顿不够，而且外资的违规行为仍在继续。“入世”以来，人们关注的主要焦点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能否获得“国民待遇”。其实，WTO的核心原则就是三个字——“非歧视”。非歧视不仅是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而言，而且应当是国内企业能否获得与外资企业同等的竞争地位。外资企业获得的“超国民待遇”，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对它们违规问题上的“网开一面”，而且体现在税收、工商、异地贷款等待遇上的优惠。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不平等待遇，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内企业要承担过多的税负、履行繁杂的政府管理程序甚至包括各种歧视性限制。有位企业经理对笔者说：他的企业在国内也算大企业，当他希望投资建设购物中心时，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各种刁难，当他希望向当地领导陈述己见时，却吃了闭门羹。而当竞争对手某跨国巨头也要建设购物中心时，却受到当地最高领导的垂青。我们审视政府的政策，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清醒地认识这种“超国民待遇”的恶果。如果不加以制止，其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调查，华东某城市，外资以各种方式投资的84家流通企业中，只有两家企业是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合法审批。笔者认为，超国民待遇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擅自赐予外资企业。因为地方政府看中的是招商引资所连带的外资投入、增加税收、扩大就业，以及改善市容市貌，提高城市形象等。许多地方政府以某些外资企业进入本地为荣，所以，造成了引进外资不计成本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对政府出政绩的根本动机、采取方法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赞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歧视性的政策；我们欢迎外资的进入，反对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方式、以享受贵族服务的方式，挤压国内零售企业。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积极调研起草相关法律法规，以减少外资企业的各种“超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