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连续几年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美对华贸易逆差有可能存在相当长时期。美方动辄以逆差为由，或采取对华反倾销措施，或要求人民币升值。但事实上——

         国际产业转移成为美对华逆差的决定性因素。现有的以原产地规则为主的统计方法，无法反映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带动国际投资大幅度增加，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和向母公司返销大量增加，像美国这样的对外投资大国在获得投资利益的同时，却出现了大量逆差。如果改变统计方法，将跨国公司的海外净销售和出口予以扣除，美国的逆差就可能大大缩小或出现贸易顺差：如果扣除美国跨国公司在华销售，美对华逆差降到只有60亿美元左右。中方统计，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将下降30％；如果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或外资企业的顺差，中对美顺差将分别减少91％、73％。美对东亚其他国家的逆差转为对华逆差、对华高技术产品逆差，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美国在拥有巨额逆差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济活动的本身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逆差只是经济活动的表象，它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根本危害，无论是美国的进口、出口还是对外投资，美国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否则，美国早就断然采取措施减少其6000多亿美元的逆差了。美国在中国投资也获得了巨大利益，据中美商会调查，75％的企业认为在华盈利极佳或有盈利，71％的企业认为其在华利润率高于或与全球平均利润率持平。 
       逆差对美国不重要。逆差的重要性与本国货币地位和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众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如果连续几年逆差，就会出现本币急剧贬值，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后的巴西与阿根廷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成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发达国家却不一样，无论是其经济实力还是因市场机制健全、抵御风险能力强等因素，都能承受汇率波动。特别是美国因为拥有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可以直接发行货币支付，弥补贸易赤字。显然，如果不是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支撑连续30多年的逆差。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实际上中国的中央银行大量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是美国支持其贸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很难想象一旦把美元换成欧元，结果将会怎样。换个角度想，只要美国不能消除其近7000亿美元的逆差，就不可能解决对华1000多亿美元的逆差。

          美国逆差的大小不是其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不少学者根据国际对比分析得出结论，逆差与顺差并不是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志。上世纪90年代，美国累计大量逆差，却维持了10年繁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均顺差上千亿美元，但其经济长期不振，年均增长速度不到1％，其中有几年经济还是下滑的。尽管美国对华逆差，但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降低了美国物价，使其较长时期保持较低通胀率，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美元是储备货币，可以说不存在外汇储备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外汇储备不足相关。但美国可以直接发行货币作国际支付，弥补贸易赤字。显然，如果不是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支撑连续30多年的逆差。

       中美经济互补性决定了美对华逆差将是一个长期问题。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中美经贸互补、互惠的特点更加明显。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已成现实。在考虑中美经贸关系时，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互补性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中美很可能在新世纪里互为最大经贸伙伴之一。而且美对华逆差不会因汇率等因素而发生根本改变，因为汇率基本上不能改变贸易走向，如《广场协议》以来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38升到1988年的128，但同期美对日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461亿美元增加到517亿美元，到2004年美对日逆差仍达752亿美元，对日逆差已持续了40年；又如2002—2004年欧元升值幅度达40％左右，但美对德逆差却从2001年的29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458亿美元，增长了近60％。可见，逆差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自身的问题，受汇率等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较小。今后，中美两国参与全球化和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会继续加深，只要不改变现行统计方法，美对华逆差有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