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
　　十六届五中全会11日在京圆满闭幕。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制定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二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建议》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坚持“六个必须”的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人民日报》昨日发表了题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的社论。文章指出，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六个必须”必将成为“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实践证明，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才能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近日，本报记者邀请了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五中全会关于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思路、新要求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盲目追求GDP风气笼罩着全国。这使很多地方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改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为增长而增长。现在我们则要转变发展观，使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才有可能从战略上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
　　
　　南方日报:今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反复强调，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我们注意到，温总理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在学界早就有过讨论。站在“十一五”即将开局的关节点上，能否请各位专家再次和我们一道深入探讨这一话题？
　　
　　创造了全球GDP的4％，却耗费了百分之几十煤炭石油等资源
　　周天勇:“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存在着三大难点:就业压力增大、能源价格上涨和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十一五”期间的形势将会比“十五”期间更为严峻。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上述经济矛盾背后的现实问题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将会有更多的人被排挤出劳动力大军，导致待就业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不断上涨的国际油价，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怎样消除高油价的影响，将油价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对中国经济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此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我国经济未来走势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是一个难解的未知数。
　　我手头的一组数据就反映了不少问题:2004年有关部门对国内500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90个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119个城市超过三级标准，50个城市的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50％，部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不到标准。
　　刘福垣:现在一提到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就难免感到很遗憾。“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市到省，到国家，对“十五”的评估都是“超额完成任务——GDP超额了。煤油电运全面紧张，地区结构三大板块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两元结构，农村收入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创造了全球GDP的4％，却耗费了百分之几十的煤炭、石油等资源。这与我们过去对经济发展战略认识能力的制约不无关系。
　　
　　过去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外资拉动
　　由于一直没有意识到要走什么路，而照搬欧美甚至拉美、日本的模式，把“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理解偏了，没有找准中国特色在哪里。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盲目追求GDP风气笼罩着全国。这使很多地方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改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为增长而增长。现在我们则要转变发展观，使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才有可能从战略上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
　　此外，过去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外资拉动:我国经济就好像巨人拄着一根大拐杖，也就是“三外”:外贸、外商、外资。这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缺陷。在此环境下，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我认为，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一旦失去拐杖，经济巨人可能就要倒下。我们关键还要靠内需。
　　左大培:大家都有体会，自去年以来，煤电油运紧张、国家宏观调控不断跟进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这些报道所反映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企业经营模式上普遍缺乏自主创新
　　最近20多年，我国经济持续地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相比于欧美国家在这样长的时期中达到年平均3％的增长率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增长了。但不可回避的是，生产能力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们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
　　至今为止，我国还是靠复制欧美国家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的科技水平低，复制的多半是欧美国家过去的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技术。这就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两个重大的问题: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
　　不过，我认为，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企业低产出等还仅仅是走“老路”所带来的显性的一些矛盾。从深层次看，经济管理上、运行机制上、企业经营模式上普遍缺乏自主创新才是症结所在。实际上，这些深层次的矛盾正在WTO背景下日渐显现，譬如，正是因为我们的企业缺乏创新，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而常常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恶意压价或围追堵截，企业生存的外围环境更加严峻。
　　
　　再走以前老路将使人和自然不和谐
　　南方日报: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继续走以前的老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按照五中全会的精神，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方向？
　　周天勇:如果再走以前的老路，我们的资源就会更加紧张，环境污染也会更加严重，出现人和自然不和谐的现象。这是中央和地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目前，很多的学者和官员都已经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
　　刘福垣:“十一五”规划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作为学者我认为，从全国而言不解决社会保障、不解决中部地区问题就什么都解决不了。只有解决社会保障才有和谐社会，有了和谐社会才有环境节约。
　　左大培:从大的方向上看，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努力走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道路才适合国情。从前那种只注重短期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绝对走不下去，也不是长远之策。
　　要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目前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经济转向能源低消耗、资源循环利用、不造成环境恶化、最终依靠可再生能源的道路。
　　
　　自主创新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
　　
　　南方日报:各种信号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倚重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过去几年的现实情况看，我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存在怎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央尤其强调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
　　
　　不少民企遇到了致命的技术瓶颈
　　周天勇:我认为，各种现实的挑战要求我国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因为自主创新首先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全；其次，通过创新技术能切实解决资源问题，降低能耗；而且还能增加我国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从社会层面看，构建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民主参与，也都需要制度上的创新。
　　左大培:最近几年温州所呈现出来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倒退。本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它应当首先体现在产业升级上，体现在支柱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上。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却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了使用最原始技术挖煤的山西私营小煤窑，这就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的下降。
　　我外出考察时曾经问温州人:你们为什么将资金投向倒卖大城市的住宅而不是技术革新？他们回答说:如果做其它的工业我们没有技术，如果做大商业我们又斗不过美国沃尔玛那样的跨国超级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已经进入，我们已经无法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同他们竞争。
　　温州人的投资方向和困惑同样在珠三角不少民营企业家身上有所体现。由于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我国的很多企业家确实无法进一步大量投资来发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遇到了致命的技术瓶颈。
　　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私营企业中，只有“吉利”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华为”显示出了自主开发技术的强劲势头。但是又觉得“华为”是我国私营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华为从参与政府的项目中得到许多好处，华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曾借力于国有经济。
　　
　　重点应放在推动工业“质”的提高
　　赵英:如果说“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工业在开放条件下迅速发展、扩大规模的“量”的问题，那么，在“十一五”期间则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提高工业的水平、自主开发能力等方面，推动我国工业“质”的提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点在哪里
　　
　　南方日报:在前期的采访中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不少地方领导、专家都意识到了原先那种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弊端，但他们又大多觉得“力不从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要转变一种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很大的难度。你们认为其中最大的难点何在？
　　
　　观念和习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周天勇:我认为，除了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不合理因素外，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很大一个难点是，人们的观念和习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增长方式从广义上来讲还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现在浪费几乎已成习惯，要让人们开展节约好像很难。因此，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各种积极的、有效的途径宣传、强调节约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有些传统产业在改变增长方式时还会遇到很多技术上的难度，这也是制约企业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
　　企业要从以前的高投入、低产出转变为低投入、高产出，关键就是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现在国内很多行业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许多企业包括很多国有企业对能耗、水耗和土地资源的约束都比较粗放。节约在技术上的转化比较难，还与缺乏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有关。
　　
　　最大障碍是能否保持快速技术进步
　　左大培:我始终认为，我国经济今后的持续高增长面临着的最大的障碍是，能否保持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现代的经济增长首先依靠人们掌握的技术和技能的不断增进。我以前做过产业工人，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需要集聚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来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建立和经营大型的企业。
　　我认为，除了本国人民掌握技术的快速进步之外，妨碍经济高速、可持续增长的障碍依然是资源和环境因素。此外，正确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科学的产业布局，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分重要。
　　
　　自主创新需合力助推
　　
　　南方日报:一位民营企业家和一位地方官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都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愿望和动力，但一直缺少很好的鼓励和支持政策。那么，从务实的角度看，要切实提高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来配套？
　　
　　必须环境、人才和政策三个因素综合发力
　　周天勇:这两年，企业的原材料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都趋于上升，但是技术创新并没有大的进展，因此消化不了这些上升的成本，“投资什么都不赚钱”成了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一句口头禅。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日新月异的科技。“十五”期间，我国整个财政实力增强，国家整个工业体系有了很大变化，整个产业结构转型有了基础。这为“十一五”规划制定提供了条件。
　　我认为提高自主创新最主要的应该是环境、人才和政策这三个因素综合发力。环境就是政府采取什么样的体制，各级政府应该在体制上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这就要求政府在财政补贴、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对自主创新给予一定的支持力度。
　　环境和政策上则需要靠人才去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里所说的人才主要是指企业人才和创业人才。过去人们的观念总是以为创新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由政府的技术部门去做。但是，其实创新应该是企业行为，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
　　
　　侧重扶植开发能力
　　赵英: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要由笼统地对高技术产业进行扶植，转向在高技术产业中某些确需政府扶植的战略性产业、关键产品和产业化关键环节，由侧重扶植与发展生产经营能力，转向侧重扶植开发能力；由侧重财力、物力等资源的配置，转向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某些领域，政策的存在形态要由行政指令与法规，转向通过人大立法，加速我国自主创新法律体系的形成。
　　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要使促进自主开发能力形成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更加协调和一体化；在中观和微观领域，要加大政策的差别化，针对具体的重点环节，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使政策效果“精益化”。
　　
　　教育结构要下大决心进行大调整
　　刘福垣:我觉得，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才，这就需要普及大学教育，解决急需的中等技术人才。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和我们这个大国不相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和现实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实事求是地说是多了，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企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又过低。这样素质的劳动力和高科技人才很难结合为现实生产力。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只有靠大力培养中等人才来解决。
　　我国的教育结构要下大决心进行大的调整，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财政教育资金向实用专业倾斜。为了适当延长教育期，减轻就业压力，提高人才素质，应该取消大专，力争普及大学教育。
　　我们应该明确大学毕业生属于中等人才。大学毕业，取得专业资格认定方可就业，当技术工人。除体力工人外，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这样可以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为发展高科技打好基础。除少数专业外，大学毕业工作5年以上方可考研究生。目前硕士、博士数量偏多，质量在逐年下降，就业岗位和学历、专业不对口等问题也日益增加。这也是一种资金和人才的浪费。
　　左大培: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等已经完成产业升级换代者的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技术进步。我的一位在东北老国企工作的朋友跟我讲:“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我们这些从国有企业培育出来的技术工人都已经老了，却没有新一代年轻人来接替我们作技术工人。”
　　于是我也在考虑，为什么我们的那么多的私营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客观地评价，我觉得我们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广东应利用市场机制到全世界寻找新技术
　　
　　南方日报: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就“十一五”规划专程赴豫赣鄂三省调研，考察的重点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他也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那么，是不是每个地区都能进行自主创新？
　　
　　应把立足点放在创新产业
　　周天勇:我觉得，每个地区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创新。但是每个地区应该区别对待。在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中专院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自主创新。但是如果在一些偏远地区也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感觉不太符合实际。创新也应该因地制宜。各地区应该根据人才条件、院校条件、地理位置不同来确定不同程度的自主创新。
　　广东省作为一个技术转化的地区，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去寻找新技术。比如说有些地区西安有，但是在西安也许并不能转化成产业。广州、深圳就可以把它们拿来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成产业，使这种创新商品化、产业化。这应该是广东的优势。
　　创新是有风险和成本，但是技术转化、产业化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广东应当把立足点放在创新产业。因此，广东不一定要大规模地建立科研院所。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要做，但是还是应该发挥广东在转化方面的优势。
　　
　　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更大胆改革
　　左大培:广东近两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也反映出了广东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短板”所在。如果继续倚重廉价的人力资本来发展经济，广东的后劲势必要大打折扣。
　　20多年来，广东一直发挥着全国经济发展排头兵的作用，随着与港澳地区纵深合作、与珠江流域其他省份构建泛珠三角经济体、率先与东盟等方面合作接连都取得突破，其外部发展环境正在不断优化。不过，广东应该看得更远，在政策范围内，对自身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和突破。
　　不久前去汕头调研，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很不错；此外，众所周知的深圳、珠海、东莞等地不仅有潜力，而且有经济能力开发新思维。提高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政府也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市场本身能自主研发和创新的企业、项目要给予充分的鼓励；对于市场本身暂时难以完成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则应该在技术上、人才上、资金上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