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按照我的理解，这话里面有两层意思，值得说一说。其一，丁学良不是学经济的，属于门外汉讲话，有点直；其二，这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就是标准，只是个说法而已。正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不是确指的数字。不过有一点，丁学良教授说得也没错，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少了点。

　　不过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媒体要说经济学者的事情，却去采访社会学家呢？虽然说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说法，但这很可能是针对天才而言的，大部分情况下，纵然不是“隔行如隔山”，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这里不是批评丁学良教授，丁教授作为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分析也是无可厚非。但是后续的媒体评论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比如，有甚者气势汹汹，质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说话，“主流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反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主流经济学（m a i n s c h o o l e c o n o m i c s）是指用现代经济学体系及其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学问，其建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萨谬尔森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为标记。其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发表，这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领军地位。当然，为此作出贡献的还包括迪雷克特、阿罗、施蒂格勒、贝克尔、科斯、卢卡斯、莫迪格里尼等人。

　　主流的“流”是什么意思，在英文中就是school，也就是一个流派的意思。要在学术史上，称得上流派，并不简单，芝加哥学派在其中也是历经沉浮，最终奠定其主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上的睿智，也是因为方法上的便捷。当然把芝加哥学派称为主流经济学，并不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学者自吹自擂，他们就能变成主流经济学家，按照艾智仁的说法，所谓“主流”是市场挑选出来的。因为芝加哥学派是在和其他学派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才取得主流地位的。

　　所以在经济学上，所谓主流，是有特指的。显然，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并不是说在媒体上经常露脸就能混充主流经济学者。没点真才实学，那只能是南郭先生。那么如何来分辨一个人是不是主流经济学者呢？幸好，芝加哥学派在杀出血路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武器。只要使用精当，那就是主流的。否则，就不是了。这些武器中又有五种非常有代表性，其一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说的是经济体制同效率不相关；其二是MM定理（莫迪格里尼－米勒定理），是说金融工具同效率不相关；其三曰科斯定理，说的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经济制度与效率不相关；其四曰卢卡斯货币中性理论，从微观到宏观，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货币，卢卡斯提供的理论基准是，从长期看，货币政策与经济绩效无关；第五是BS模型（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这一理论揭示出执法体制（只要有独立法庭执法并切实可行）同执法效率无关。

　　当然，以上只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至于在中国，什么是主流，或许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一些媒体只看见“主流”两字，而不想搞清事情真相，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经济学者，按照芝加哥大学新闻处的分类，至少有这么几种：1，理论经济学者，包括做实证工作的；2，政策分析经济学者，包括搞调研的、做官的以及对媒体发言的；3，企业经济学者，包括经营的、做咨询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者为利益集团代言，实际上也是正常现象。比如费尔德斯坦是总统竞选顾问委员会的，查尔斯·舒尔茨是总统经济委员会的顾问，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经济问题保持其个人的观点。而真正将所谓主流经济学者挑选出来的，不要忘记，正是竞争激烈的市场。

　　在今天，捍卫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意味着我要捍卫某几个人。因为芝加哥学派阐释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不重要，市场才是重要的。所以捍卫一个竞争有序的“学者市场”，淘汰滥竽充数者，将最终捍卫“主流”的尊严。（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