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学者鼓吹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希望让更多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认为，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双重责任，企业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同时，也具有独立的道德人格，它不应只关心利润的最大化，还应该承担除经济责任之外的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并且提出，重视社会利益，对社会负责，可以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为自身创造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反过来可以促进企业利润的进一步增长。

    这些观点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赞同，因为它看上去如此的善良和完美。他们背离了企业本身来谈企业责任，仅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企业责任，容易把本应由社会承担而不是企业来承担的的责任安到企业头上去，为企业经营者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引诱企业患上“良心肥大症”。

    我并不否认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应该严格界定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以免“社”“企”不分，职责不清。社会与企业在责任划分上历来存在严重分歧，举例来说，某大型国有企业门前修路，政府让其捐钱，企业不捐，很多人不满意，说他为富不仁。企业感觉非常冤枉，我已经为作为股东的国家上缴了利润，又为国家上缴了税收，尽到了社会责任，修路是国家的责任，不是企业的责任，我有财力我就掏，我没有财力我就不掏，没有必要非得揽到身上来。

    我认为企业责任对外包括守法经营、公平竞争与诚信，对内要求以人为本，为员工提供实现价值的环境。但企业最基本的责任是赢利与纳税，赢利是对股东的责任，纳税是对国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其中“税金”是值得仔细思考的一个名词，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浓缩，教育、行政、国防、甚至对外援助等等都是从税金中提取出来的，只要企业合理合法的纳税，它就已经基本尽到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有权对其他额外的社会责任说不，不应该被指责。如果一个企业既偷税漏税，又每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你说它是尽到社会责任了么？为了进一步区分社会责任与企业责任，我们可以看以下几个例子。

    捐资赈灾是社会的责任，不是企业的责任，企业可以捐资，可以发动员工捐资，但不是必须捐资。我看到，许多企业每当社会需要的时候都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捐款捐物，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必须有一个标准，必须在股东的同意条件下进行，必须对股东负责。某国家政策性银行，对印度洋海啸灾难捐款1000万人民币，这笔钱是谁的，不是银行的，实际上是股东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的，这种捐款，对社会而言是道德的，对股东而言是不道德的，它违背了企业的本质，患上了“良心肥大症”。

    增加就业是社会的责任，不是企业的责任，企业只应根据需要来增加工作岗位，经济滑坡时必然要裁减员工，企业不能因为增加就业的社会责任而造成机构臃肿，这样企业最终也是倒闭。国有企业就是这样的例子，社会负担过重，不能轻言裁员，最后发明了“下岗”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是有典型的“良心肥大症”患者。

    教育公民遵纪守法是社会的责任，不是企业的责任，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就是提供合理报酬及良好的工作环境，支持其发展。员工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是企业人，在8小时之外是社会人，一个人下班去赌博，是他犯法，跟企业没有关系，企业不应该受到牵连，企业没有教育员工在工作范围之外遵纪守法的责任。如果企业将管理的职能延伸到工作之外，必然是干涉人权，导致员工的抗议。

    中国改革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确立“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重要步骤就是还原“企业”的本来面目，让企业轻装上阵，专注竞争，减少社会负担。市场经济最大规律是优胜劣汰，企业最大特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两者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性可言。但中国历来有泛道德化的倾向，不容易承认赤裸裸的责权利关系。以至于营造一种道德至上的氛围，让企业患上 “良心肥大症”，行动左顾又盼，疲于应付。企业出名之后，政府、工商、税务、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都涌上门来，以各种各样的名目索要，其中承担社会责任就是最大的借口。在我看来当前需要警惕不是为富不仁，而是杀富济贫，为企业发展提供干净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