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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社会分化、道德共识困境、社会资本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局部的中观层次的精神文化，对于社会整和、道德共识的重建、社会资本的积累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企业文化是把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有机联系起来的辨证中介。
　　关键词：企业文化 整合 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
　　
　　企业文化促进了社会整合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一个社会从整合状态到分化状态再到新的整合状态的过程。对于传统社会结构，“同质性”和“未分化性”是其根本特征，这主要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功能和需要上缺乏自主性和互补性，没有形成以充分分工和自主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自愿联合，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治权威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处于一种无差别、无个性的机械统一状态中。与传统社会结构完全相反，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异质性”和“分化性”，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从原来的以政治领域为绝对核心逐渐转向各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主，从而实现了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过渡；另一方面，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存在空间。前者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已从政治领域的强制性统合中分离出来，具有了“自成目的”和“自成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后者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私人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并真正成为了一个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思想和行为的领域。这种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的分化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由传统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社会经过充分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彼此间获得平等身份，相互包容，社会结构开放，价值评价体系非单一，这便形成了一个多元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正是一个多元社会。然而，从一元社会被打破，到多元社会的重新整合，需要一个中介，该中介是能够把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联结起来，把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统一起来的实践性的现实中介。该中介应以承认个体价值为前提，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为基础，以一种理性态度，通过非排他性的宽容精神把个体价值理念有机地整合成大家共同承认并遵守的公共价值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中介是企业，这种共同的价值理念便是企业文化。社会的整合依赖于各主体的价值整合。而能够理性化地整合不同价值观念的当属文化了。而企业文化作为各主体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体系，不仅作用于企业内部的价值整合上，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其他社团及个人之间，则是通过企业文化的开放的价值宽容精神起到整合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整合。企业这个共同体内的文化认同和立场协调，主要从价值导向等方面推进了社会整合。
　　
　　企业文化促进了社会的道德整合与重建
　　
　　（一）道德的分化

　　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念，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道德分化”。传统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和未分化性决定了传统道德具有一致性、唯一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在传统社会结构条件下“道德共识”的困境是根本不存在的。正相反，强有力的道德共识构成了整个传统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构成了传统社会共同体用以规范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关系，从而进行社会整合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然而社会的过渡造成了统一性道德的瓦解以及道德存在形式的多元化。

　　首先，“道德分化”表现为道德的“领域分化”，即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不再束缚于某种统一的、强制性的道德价值，而是逐渐形成了领域性的道德，如政治领域要求公正；经济领域要求效率与公平；文化领域要求自由和个性。这些都是从社会诸领域自身中内生出的与各自领域相适应的、独立的道德价值和规范。

　　其次，“道德分化”还表现为“公德”与“私德”的分化以及终极价值的“私人化”。公私不分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公私不分的道德。随着现代社会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相对分离，“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自由”得到了社会承认。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坚持何种道德，实践何种道德，执着于何种道德追求，完全是个人的私人事务。进而，关于人生意义、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的问题都完全属于私人的信仰，人生的终极意义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良知决断。正是这种“道德分化”导致了“道德共识”困境。

　　（二）道德共识重建中需处理的关系

　　局部性与整体性、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要形成道德共识，必须创造一种既能保持道德价值的“领域性”和“私人性”空间，又能使这种“领域性”和“私人性”保持开放态势、避免自我封闭的辨证中介，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道德共识”重新陷入困境。

　　“一”与“多”、“相对”与“绝对”的矛盾关系。现代社会结构分化所导致的“道德分化”意味着道德价值的“多样化”和“相对化”，而“道德共识”的重建则意味着追求道德价值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过度的多样化和相对化必然陷入“无约束的多元论”，从而使一切“道德共识”成为不可能。但过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又有可能使“共识”成为压制个性和差别的绝对的、独断的力量，从而阻抑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自主发展和个体人格的独立。

　　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性和先验性之间的关系。“道德共识”困境是现实的，而“道德共识”的重建则是人们努力实现的理想，但这个理想不能脱离现实而成为外生变量，而应该以现实为基础并从现实中内生出来，如果它与现实相脱离，并成为一种居高临下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的外在的先验性规范，那么，这种“道德共识”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乌托邦”。因此，必须在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性与先验性之间实现一种辨证的平衡。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能够平衡上述三对关系的辨证中介是企业，而企业则是通过企业文化的力量解决以上矛盾的。道德是文化的一个中心内容，企业文化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对个人而言是“公德”，对于社会而言是“私德”。在企业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同时，又是具有“交往”资质的开放性存在；既是有着自我意向性的私人性存在，又是与他人进行交往、并试图与他人达成共识的社会性存在；既拥有私人信念的自律人格，同时又拥有与他人共同追求价值信念的“公共性”。而企业文化恰恰强调人们在企业这个共同体中的“共通感”和“我们感”，要求把个体价值整合为群体价值。同时企业文化又是企业在运营实践中内在地形成并推动现实生活不断跃迁的真实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之中的道德意蕴对于道德整合或“道德共识”的重建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

　　上述社会整合与道德整合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互动过程，社会整合中包含着道德整合，道德整合又促进了社会整合。
　　
　　企业文化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
　　
　　诚与信是企业文化的本质性内涵，企业文化的成功塑造和有效运作能够确保企业诚信理念的贯彻执行，进而企业信用理念的普及和践行能够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提高社会的守信度，社会守信度的提高能够大大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社会的交易费用较之市场的交易费用，是更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社会生活中人们交往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一般而言，社会交易费用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和监督费用等，可以看成是寻求和确保信用的费用，在交易各方的信用信息不明确时，交易费用必然会上升。当社会的守信度普遍降低时，人们的交易活动不得不大量用于互相防范与戒备，以加大保险系数，这就使交易的难度与费用大大增加，而成交率却大大降低。同时，如果交易的信用度低，则事后追究的索赔、诉讼、仲裁等纠纷也就大量增加，这也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居高不下的直接后果是交易数量的人为减少，这对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为不利。如果相反，一个社会的信用程度高，信用文明普及，那么该社会的交易费用自然会大幅度下降。再有，信用增加了信用主体的无形资产，“人无信不立”说明信用是对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其实，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机关或其他社会团体，信用都是所有者的无形资产，它可以增加主体的价值和资产，提高主体交往的声望与地位。 　此外，信用还扩大了社会的交往范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已经为人类跨地域、民族、文化的普遍交往创造了技术条件。但人们的普遍交往不仅需要技术条件，而且需要人文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信用道德。只有信用道德得到普遍发展，才能消除人们普遍交往的心理障碍。信用可以为交往的各方提供某些确定性和某种安全感，使交往活动达到各方预期的结果，从而使交往各方能够尽力促成每一交往活动。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和交往层次。社会的信用水平与社会交往的普遍程度成正比。人们对他人和社会的信用状况抱有信心，就能主动走出固定不变的交往圈子，积极扩大新的交往关系，增加新的交往内容，交往关系的不断更新与扩大，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的社会化进程，而社会化程度正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
　　
　　企业文化的运作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术语，目前尚未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各个学科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侧重点也不一样，社会学中广泛认同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主要涉及自愿社会团体、公民参与、公民心等方面。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则不同，它认为社会资本是继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之后已经成为的一种生产要素。社会资本理论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它是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应该培养企业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信任，以共同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弗兰西斯·福山认为经济学家在进行分析时除了应考虑传统的资本和资源外，也需要考虑相对的社会资本实力，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社会中存在高度信任感能够促进大规模企业的产生。政治学则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由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它强调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因而，它本身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从比较宽泛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制度、规范以及网络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关系，直接以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重到了文化（包括信任、规范、制度、传统、网络、形象等）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尽管国内外的研究或各学科的研究各有侧重和着眼点，但其中也包含共同的因素，即都认为社会资本之中包括信任与合作的价值观念，都肯定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微观层次，指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指组织的社会资本；宏观层次，指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在社会运行分析上，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社会资本。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追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这两个需要被称为是利益最大化理性和行动的逻辑理性。对于中国而言，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血缘家庭，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过程中，我们应提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即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而非传统的血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这需要寻求社会资本积累的新的载体——不同于家庭的社群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广泛、最有效地把个人连接起来的社群组织就是企业，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中观层次，它能够整合个人的社会资本，并推进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而成熟的、成功的企业文化之中就内涵着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是企业文化的内容之一。企业文化之中所包含的信任、合作、互惠等价值理念就是局部的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或企业的社会资本，它把个人的和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并推动两者的建构和积累。因此，从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次来说，企业文化都是推动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
　　
　　企业文化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及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具有教化功能，它能使企业的道德观念内化于员工的具体行为中，从而培养员工的责任意识。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员工会具有强烈而且明确的使命感，会在促进企业发展中体会和感受自己肩负的责任，会认为自己就是企业形象。同时企业文化也具有辐射功能，它会促使员工在促进本企业发展的同时，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为己任，会将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融入经济生活中，全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成功的企业文化在促使员工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多做贡献的同时，还会培养员工在社会上遵守公德，助人为乐；在家庭中树立新风、弘扬美德，会激发员工处处延伸企业的理念。企业文化的外溢效应能够使与该企业有关的团体和个人感染企业文化的价值理念。其实，企业文化之中所蕴涵的道德精神，诸如诚信、合作、互惠等内容不仅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人们交往甚至整个社会存在发展的重要道德准则。我国历来有“以德报德”的思想观念，企业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理念具有示范效应，它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另一方面，道德又是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前提。道德规范与制度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所以可能的一种担保，它是从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而言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对失序与失范的抑制。道德规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展示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及提供行为选择准则，以抑制可能的越轨动机。在越轨和反常发生之后，道德规范则作为行为评价的根据，参与外在的舆论谴责和内在的良心责备等道德制裁的过程，并由此促使和推动行为在越轨之后重新入轨。从秩序的担保到失序的控制，道德规范提供了一种无成本、高效能且无所不在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因为任何法制规范都是外在于个体的律令，而道德规范则是通过理性认知内化并融合于个体意识的德性，这是一种内在律令。因此，人们普遍的道德理念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得以获得的根本出路，它为社会实现稳定有序的统一提供了内在机制。
　　
　　企业文化对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人是理性的存在，这个理性不仅是指人具有经济学所规定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之理性，更是指人具有在人类世代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种人文精神之理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最终目的是“人类解放”，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关注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注重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引导人们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中逐渐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然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正面临精神文化危机，这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用马克思·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问题出在价值理性层面，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不再考虑终极关怀问题，精神高度大大降低，这个问题最终与整个民族有关，但它首先是个人性的，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另一种问题出在工具理性层面，即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市场经济导向不能和谐与匹配，人们不具备市场交换所要求的个人素质，这主要是指前面所说的目前人们在交易关系中信用和声誉的缺失。鉴于此，学者们大声疾呼要重塑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而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重塑必须寻找一个切入点或者是一个可操作系统，在该系统中，一方面要较好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还要能够让人们展示自己的人生抱负，实现人生价值，追求幸福和美满。此外，还要让人们具有神圣的使命感，为集体和社会承担责任。这个切入点应该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提倡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的价值导向，而且在实现共同理想中实现个人的生存价值，从而使人文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在文化精神上接轨融通。企业文化能够把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与个人的个体行为统摄于其中，它通过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来践履一种精神理念，具有可操作性，较易塑造一种局部的或中观的人文精神，进而能够把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塑造变为可操作系统。特别有意义的是，目前，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是一种历时形态而非共时形态，人文精神的塑造是在社会的动态变革中进行的，企业文化的不断发展性和开放的广泛联系性恰能与社会的不断变革形成互动的共同价值。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1985
　　2.张五常.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和约安排的选择[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