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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是一个不间断的社会发展过程。2012年，日本每万人法人企业数已达252.4家，浙江2013年仅为日本的68.4%，且浙江企业素质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当前目标是加快推进改革，争取从低水平的创业大省，早日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高水平创业区域，谱写浙江创业新传奇。

    浙江是中国少有的创业热土。不久前公布的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浙江2013年每万人口法人企业多达172.6家，全国仅60.3家，浙江是全国的2.9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按人口计算的企业密度持续提高，长期居各省区首位。1996年全国第一次单位普查，浙江每万人口法人企业45.1家，是全国的2.1倍；2001年全国第二次单位普查，浙江企业密度每万人口56.7家，是全国的2.4倍。2013年，浙江企业密度比2001年整整提高两倍，比全国平均密度的倍数亦有较大提高。

    浙江人内在地具有强烈的创业情结，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得益于农业文明传承。气候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浙江这块土地，只要投入劳动就会有相应产出。那些听起来很简单的光照、气温、雨水，以及三者之间的同步关系等要素，在中国多数地方总是有所欠缺。中西部缺水，东北缺气温，华北不仅缺水亦缺少降水在时间上的合理分布，而且不少地方的土地缺少肥力。正是在这些情况之下，纵使对小块土地有较多劳动投入，亦不可能有较高产出。

    当然，在浙江产出增加而人口亦在增加，生活依然拮据，农民不得不继续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浙江神奇之处在这儿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当农民不断增加在小块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时，光照气温雨水仍足够使用，产出仍继续增加，农民生活得以维持或改善。

    而在随后，又形成新一轮的人口、劳动及产量增加的循环，从而不断地把浙江的传统农业推向新的高度。这就形成了浙江独特的农业文明锤炼发育机制。首先是促进农民的勤劳，浙江农民的劳动时间，以及对于小块土地的劳动投入，远多于其他地方；其次是促进农民具有企业家式的精明，既追求实物产出最大化，更追求货币产出最大化；再次是促进农民形成和提升高度务实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浙江农民相信只要肯干，总能让家人体面生活，他们最看不起懒人。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民与其他地方一样贫穷。然而中国其他多数地方的农民是又贫又困，浙江农民却是贫而不困，他们的内心激荡着火一样的创业激情。而浙江的南北体制差异进一步促进了个私经济快速崛起。浙东北的集体经济掩护了浙西南个私经济，继而浙西南个私经济又促进了浙东北集体经济改制。

    然而，传统创业文化必须加快转型。这10余年来，素质性及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加剧，尤其是“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暴露出传统创业文化正在日益成为浙江发展的桎梏。

    发展型创业浙江创业不乏传奇，但缺少的是历久弥坚的一路长歌。30多年前，浙江家电产业风靡全国，但如今，中国家电TOP榜已无浙商。几年前，浙江一家风头正盛的房地产大咖突然清盘，销声匿迹。前不久，绿城几乎再次演绎同样故事。贫穷创业破釜沉舟，富裕创业山高水长。个别企业的选择无可厚非，而当集体选择致富后急流勇退，显然存在着发展型创业的严重缺失，浙江必须狠补这一短板。

    精英型创业草根创业虽是浙江经济快速成长一大奥秘，但走在最前面的永远只能是极少数的一群人。草根与精英在创业取向上虽无截然界限，但促进草根尽快转变为精英应是当前重要导向。精英亦是广谱概念，睿智韧性及善于无穷折腾均系精英。然而能把诸多强烈优点完美结合，则是顶尖精英，而这正是浙江当前最稀缺的企业家资源。精英型创业关键还在于团队创业，应坚决摒弃绿林好汉单枪匹马打天下的状况。

    知识型创业IT业界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去IOE”化，最早即起源于阿里巴巴。简单而言就是用相对低价的X86服务器，替代昂贵的IBM等小型计算机，用低廉软件替代昂贵的Oracle等软件。阿里巴巴能走到今天，与其技术创新形成的低成本，以及海量数据下的系统高稳定性密不可分。尊重知识和人才，打造让创业团队合法地暴富起来的体制环境，坚决拒绝哲学式的抽象尊重。

    创业是一个不间断的社会发展过程。2012年，日本每万人法人企业数已达252.4家，浙江2013年仅为日本的68.4%，且浙江企业素质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当前目标是加快推进改革，争取从低水平的创业大省，早日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高水平创业区域，谱写浙江创业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