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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在越南如何投资矿产？邹青海得出两个判断：第一，在越南做矿要上规模、搞加工；和中央政府部门直接打交道，拿到红头文件才运作，不能依据法律条文。如果上不了规模，最好只搞贸易；其次，做越南生意只能独资，不能和越南人联营。

　　如果传说中的“阿里巴巴宝藏”为世人所知，结果会是怎样？

　　“大家拿去交换的财富要比宝藏多几倍，而且在阿里巴巴面前落地斗价，让阿里兄大赚一笔。”这是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先生的答案。

　　在邹看来，越南矿山正是各国尤其是中国商人眼前的“阿里巴巴宝藏”。近乎原始的矿藏开采手段，煤、铝、铬、铁、锰以及宝石、重晶石等非金属矿产，其品位、其集中度，广西社会科学院某机构长篇论证之后，用了诸如“梦寐以求、喜出望外、不敢言表”等成语表达其感观。

　　“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又如潮水去，无穷无尽。”邹青海告诉记者，浙江的越南商会2003年成立时成员100多人，2004年底增至800多。去年初越南中央整顿地方开矿，中国民间资本仓皇撤退，粗略估计亏损不下5亿人民币，商会成员也减至目前的不到700人，但更多的人整装待发，今年预计可突破900人。目前，商会正式成员加上跟班和来往散客，越南境内浙江商人常年不下3000人。

　　“我们有个说法：100个中国商人到越南开矿，85人考察后放弃，留下来的5人亏、5人平、5人赚。”邹青海说。

　　邹可能成为幸运的“5人赚”之列。去年8月，邹青海与越南中央政府达成协议，获得了越南清化省挪山区古定一座年产铬铁30万吨铬矿20年的开采权，分两期投资：一期投资1亿元人民币，今年4月开工；二期投入6000万元人民币，明年4月开工。就规模而言，是中国目前在越投资的最大的一个矿产项目。

　　铬矿属越南国家核心资源，邹青海作为来自浙江永嘉县的民间商人，能先于中国国家资本取得突破，给了商务部不小的震撼。邹告诉记者，4月末商务部将有部级领导就邹的项目亲赴越南参加开工仪式，以示支持。

　　“我为这个项目跑了两年，是不得已而为之。”令人意外的是，邹青海语气淡然，并没有如广西学者笔下的“喜出望外”。邹告诉记者，他的铬矿可使用100年，20年合同期满后可以续签，但他不会续签。

　　在中国商人们心中，闪闪发亮的越南矿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崎岖梦境？

　　邹青海的铬矿故事

　　“我算是劫后余生。”邹青海至今仍为去年春节时的惨状心悸。偌大的铬矿矿区，山上窝棚一片寂静，走到山底的中国人居住的二层搭顶小洋房群，却听到隐约延绵的哭声。“每栋楼之间相隔三四十米，哭声不高，但到处都是。”

　　越南铬矿集中在古定矿区，储量约2000万吨，适合露天开采，精选后，三氧化二络含量可达46%以上。邹青海告诉记者，当时在古定采矿的主要是50多家广东商家，大多是1000多吨的小规模，用当地人的名字开矿，精炼后直接运往国内。

　　狂涛自2005年1月13日卷起。是日，越政府办公厅第208VPCP-V.I号公文通报了潘文凯总理的决定，全国所有地方省份发放的采矿执照，一律回收中央，越南矿产总公司受到全面整顿。

　　清化省的古定铬矿首当其冲。潘文凯亲自责成工业部，就太原有色金属公司在古定铬矿问题上放松管理，因而导致矿区违法开采买卖做出检讨处理，“严肃处理有关负责人”。

　　省颁发的执照一夜作废，挂名越南人的中国矿区一片狼藉。以古定铬矿而言，中国民间资本损失2亿人民币左右。邹也卷入其中，10多年在越打拼所得尽数投入古定铬矿山的购买上，已危如累卵。

　　就在“1·13通知”下达前的2004年年底，邹刚刚和越南青化省政府有关方面达成协议，获得20年铬矿开采权，投资总额在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当时如果跟着其他人一起逃跑，连锁反应之下我会全军覆没，再也无法翻身。”邹青海回顾，他不停地联系温州老乡，和越南各级官员接触，还多次咨询中国驻越大使馆，最终发现了生机所在：越南政府打击的是原材料出口，只要搞冶炼、成规模，能够让越南在矿产能源产业链上上一个台阶，中央反倒比地方好说话。

　　千难万险之后，邹联系到越南主管矿产的能源部和投资规划部，拿到两个部长的签字，以红头文件发下地方，而合约条件比原青化省提供的更好：一是允许中国人全资，不必分割联营利润；二是允许加大投资额度，投资项目增加到2000万美金，由邹青海和另一温州商人合伙，成立纯中资的中犹金属冶炼有限公司，500万美元注册资金，“不过越方要求注册资金一次到位，首期投入扩大到人民币1亿元”。

　　越南中央接受邹青海投资的理由有三：一是集中初级冶炼，以铬铁出口，而不是原矿精选后直接运回中国；二是承诺三年后承包附近一个铁矿，以古定铬矿生产的铬铁为加工原料，冶炼在越南还是空白的不锈钢钢锭。三是招收当地员工达600人之多，而且交10%的增值税。

　　“何晓玲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邹青海告诉记者，何为中国驻越南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一直劝说中国民间资本在越南矿业投资上必须“倍加谨慎”。

　　邹告诉记者，他1994年进入越南开辟越南辅料专线，1997年和越方合办辅料公司，近几年先后开办4家建材厂，现任越中建设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注册资金1200美元，在越南境内属投资和影响力都比较大的中国公司。而十几年的人脉积累，正是拿到矿山的先期投入，如此种种，邹感言，此次成事“代价巨大，不值得复制”。

　　中央地方两出戏

　　“越南矿山开采，中央和地方政策剧本不同，表演的是两出戏。”邹青海如是解说去年越南的08VPCP-V.I号文。

　　“越南这个国家充满矛盾，一方面有强烈的对外开放意识，但另一方面，200年来一直和外族抗衡，产生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中越边境城市广西崇左市发改委主任，曾多次前往越南进行中越崇左火电和煤炭开发项目商务洽谈的劳宁军称，“矿产能源在越南属国土概念，有很深的民族意识沉淀在里面。”

　　一边是全面开放，一边是国家利益保护，越南的对外开放政策处于微妙的平衡过程中。而中央和地方在开放政策上的缓急之别，正是其直观体现之一。

　　事实上，越南中央在矿产能源对外开发政策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对官方正式投资人尤其如此。比如越南虽然同意外资举办各类独资、合资、联营及短期合作企业，但对于煤炭开发，越方认为只能采用联营方式；关于联营的股份比例，越方同意中方可以达到50%，附加条件是投入资本要产生利润，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也要产生利润；关于产品销售，越方要求投资以中方为主，中方可同越方享受同等权利，可以在国际与国内销售产品，但出口数量需越政府定；关于销售价格，对方要求不能低于越南国内价格；关于利润分配，对方认为只要在合理条件下可以接受；关于技术与安全方面，要求按越南国内标准为主，若国外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高过越南，则可以按国外标准执行；关于员工工资，越方要求不低于越南国内同行业最低工资收入。

　　如此一环扣一环的保证条款，在各矿种开发上大同小异，越南中央实际上是要将基本审批权力收在手上。但对越南60多个省来说，有自身的招商引资任务指标，基于地方发展需要，在具体条款上出台地方规避政策，对各国民间资本颇有吸引力，“但同时也陷入了一个很深的局”。

　　邹青海分析，对外资发放矿山开采许可权在中央，越南各省大打擦边球，要求当地人顶中国商人名字，或者和当地人联营，留下隐患。邹本人最初和越南清化省的合同就有此特点：越方不出资，但要求采取联营名义，邹青海铬矿项目每年利润的20％归青化省政府所有，矿山开发20年后无偿归还当地。

　　中国人在越南如何投资矿产？邹青海得出两个判断：第一，在越南做矿要上规模、搞加工；和中央政府部门直接打交道，拿到红头文件才运作，不能依据法律条文。如果上不了规模，最好只搞贸易；其次，做越南生意只能独资，不能和越南人联营。越南商业环境和中国80年代类似，存在信用问题；一些小规模的、踩点式的生意可以合作，规模较大的需谨慎从事。

　　对地方政府来说，邹青海认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轻度污染的产业较“容易拿下”；高新产业、大型项目等如要运作，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背景，通过民间商团发挥非官方的“第二轨”作用。

　　“第二轨”的现实逻辑

　　“我手中的这个矿也曾有日本、台湾公司来谈，但根本拿不下来，他们不懂社会主义投资体制的实际逻辑，而这个我们懂；同样，中国国有集团也来接触，但承受不了很多商业之外的条款，我们在商言商，没有太大顾忌。”

　　目前，在越的中国各地商团都在努力实践“第二轨”的作用。事实上，在2004年11月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对于中国企业进军东盟市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明确提出，温州企业“要带个头”。

　　“越南政策多变，而我们的政策相对滞后。”邹青海认为，中国要支持民间资本进军东盟，打开两国经贸交往通道，在对东盟投资审批上，必须有别于对欧盟，才能与越南等东盟国家较为初级的、尚在发育中的投资贸易环境相适应。

　　“我现在是两头为难。”邹青海以他的铬矿项目为例，越南方面手续已全部通过，目前在国内审批环节上却出现滞后。按中国对外投资规定，投资人必须在国内开设公司，持续经营两年，而且上一定规模，对外投资不能超过注册资金50%。

　　“我长期在越南做生意，没有在国内开公司。”邹青海说，以他在越南多年的信誉，中国商务部总算特事特办，不要求持续经营两年，目前邹的国内公司正在办注册，月内可以完成。商务部开了绿灯，但外汇方面的国内程序还没走完，资金汇出估计4月份才能办妥，“这也是我对越方承诺的开工时间”。

　　但中国民营资本在越生存环境的改善，仅有中国国内程序方面的简化通融是不够的。邹青海认为，中国民资在越南抱团达到一定规模，项目谈判直接到中央层级进行，反而安全。但要上规模，除了资金外，还需要中方国有大集团在技术、电力和国家政策方面的配合。

　　本报1月4日刊登了温州商团在中越边境设立360亿铝加工区的“狂想”，文中提及的南宁温州商会某负责人给本报记者来电，强调仅为其“酒席间个人说法”。不过，该人士证实，江浙采矿资本受越南“1·13通知”打击撤退回国，目前确实正重新聚集在中越边境。

　　该人士分析，上游的氧化铝赚钱，中游的电解铝耗电亏本，下游的铝深加工利润空间最大，两头赚中间亏。中国境内江浙资本介入电解铝这一块，换得中国铝业集团技术、电力上的支持，以此为条件进军越南，重回越南矿开采市场，在境外与越方合作氧化铝，输入境内搞电解铝，再用初级的铝深加工利润回补电解铝的亏损———越南、江浙资本、国家铝业大集团在此形成产业合作链条，局面也就打开了。

　　事实上，铝、铁和锰都是江浙资本在越南境内的投资方向，而越南缺电，又没有加工能力，江浙资本利用广西、越南之间的市场空当，作大规模资本驻扎，为下一轮进军越南矿和能源初加工市场做准备。

　　“这背后有很多潜台词。”上述温州商会人士认为，中国各种高耗能、高耗材产业发展很快，能源矿产跟不上制造业的发展，比如中国铁矿石产量增速就远小于钢产量增速，不得不大量进口铁矿石以弥补不足。如果在原材料进口方面不畅，就只有加大境外开矿的力度，才能形成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