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三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构成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贡献率。由于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消费率高低不一、特点各异。与此同时，受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各国消费的相互联系也在日益加深，并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趋势。总体上看，世界各国消费的增长与GDP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平均消费率稳中趋升。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国际消费率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明显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因此，积极扩大消费需求，逐步提高消费率，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各国消费率变化的基本趋势与特点

　　纵览世界各国消费率的演变，大体呈现以下基本趋势与特点：

　　一是消费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消费率稳中趋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6-1995年，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年均增长3％，私人消费增长3．1％；1996-2005年，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年均增长2．8％，私人消费增长2．9％。在这两个10年中，私人消费均高于实际GDP增速0．1个百分点，反映了私人消费略微超前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同样，在前后两个10年中，最终国内需求分别增长3％和2．9％，也都保持同步或略高于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也呈现了类似的趋势。由于私人消费占据全部最终消费的绝大部分，其增长速度整体上快于GDP的增速，世界平均消费率因此总体趋于上升。近年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2％，2001、2002年分别上升到78．3％和79．6％。

　　世界投资率的变化也可以反衬出消费率上升的趋势。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已从24％降至2002年的19．9％，按照世界最终国内需求基本同步于GDP增长的趋势可以判断，此期间世界平均消费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在14个代表性国家中，只有中国投资率呈不断提高趋势，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巴西和美国等5国基本稳定，而英国等其他8个国家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同样，储蓄率指标也可以反衬即期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世界平均储蓄率总体上同样在低走，2000年为22．8％，2001、2002年分别降为21．7％和20．4％。

　　二是居民消费增长快于政府消费。发达经济体在1986-1995年和1996-2005年期间，私人消费即居民消费年均增速比公共消费即政府消费分别高0．9和0．8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居民消费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费，即分别高1．4和1．8个百分点；欧盟居民消费增速也分别比政府消费高0．6和0．4个百分点。只有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居民消费疲软，而政府为振兴经济极力扩大公共消费，导致政府消费年均增速分别高于居民消费0．1和1．3个百分点。发展中经济体总体上居民消费增速也快于政府消费。正是由于居民消费增速较快，其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稳中趋高，大多数经济体都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最终国内需求的主体或绝对主体。

　　三是消费率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阶段会有显著上升，此后基本趋于稳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年》中采用多国模型所给出的标准结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本文分析中大多采用GDP数据，由于人均GNP与人均GDP的数值差距不大，因此一般认为，消费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与上述结论接近。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证考察，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通向3000美元左右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都伴随居民消费率一定程度的攀升。比如，美国1942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到1962年达到3144美元，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4．9％，GDP总量相应从1618亿美元提高到5865亿美元，增长2．62倍；同期，人口增加5167．8万人。按照支出法核算，同期美国居民消费率从1942年的54．9％提高到1960年的63％，18年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占GDP的一半多一举上升到接近2／3的水平。

　　四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以下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另据对17个主要国家、地区数据的分析，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恩格尔系数平均从41％下降到32％。其中衣着类消费小幅下降，平均下降1．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展享受型消费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五是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大多消费率偏低。多数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是明显的例外，其消费率居于较低水平，而且没有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明显提高。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韩国、香港地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消费率与1985年各自的消费率相比，均有一定幅度下降，其中泰国和马来西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只有印尼和菲律宾消费率居较高水平，并总体呈上升趋势。日本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率有明显上升，但在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阶段，消费率也不升反降。日本人均GDP从1965年的1071美元增至1973年的3372美元，年均增长15％；但1965-1973年，日本消费率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也同步下降了5个百分点。

　　消费率变化的国际比较

　　通过与国际平均水平和各国消费率的广泛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消费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明显偏离了世界消费率变化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近20年我国最终消费与居民消费年均增速低于GDP年均增速，与此期间世界消费同步或略高于世界GDP增长的基本趋势相悖。据计算，1986-2004年，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长15．74％，而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年均名义增长仅为14．55％和14．48％，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1．19和1．26个百分点。考虑价格因素，1979-2004年最终消费实际增幅更低于GDP增幅2．4个百分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的幅度进一步扩大。

　　第二，我国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国际平均消费率高位稳定并趋于微升的趋势相比，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我国消费率仅在1978-1981年有一定幅度上升，即从62．1％上升到67．5％，居民消费率从48．8％升至53．1％；此后长期趋于下降，1997年最终消费率降至58．2％，居民消费率降至46．5％；2003、2004年最终消费率又进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费率则降至43．3％和41．9％。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与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消费率65％相比，我国目前消费率也要低12个百分点。

　　第三，世界银行关于各大洲26个代表性国家的数据显示，1985-2003年间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多数欧洲国家平均消费率在70％-80％之间，由于它们均属于高收入国家，其最终消费率的一般趋势是高位稳定或略有提高。比如，英国从1985年的80．71％提高到2003年的86．63％，提高将近6个百分点。只有卢森堡是例外，其消费率从1985年的77．93％降到2003年的61．11％，下降近17个百分点，从较高水平行列降到中低水平行列。北美洲三国都在高位稳定的基础上略有提高，其中同一时间美国和墨西哥的消费率分别提高2．35和8．1个百分点。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稳居高位并略有提升，2002年消费率分别达78．47％和78．17％。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也是稳中趋升，2003年消费率分别达到84．77％和81．43％的高位。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国的平均消费率也分别在70％-80％之间，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稳定在高于70％的水平。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大约要低10-20个百分点。

　　第四，我国消费率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位列较低。2003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内地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3．05％，比日本的74．43％低21个百分点，比韩国、香港地区和泰国分别低15个百分点左右，比马来西亚低4．6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0．26个百分点。

　　第五，与印度相比消费率也有较大差距。印度同是人口大国，其消费率绝大多数年份一直稳定在77％-78％之间的较高水平，最低为1995年的74．67％，最高为1998年80．31％。而同一时期，我国平均水平不超过60％，比印度低近20个百分点左右。

　　几点启示

　　世界各国消费率演变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反映了各国经济的普遍规律和要求。在如何对待和培育消费需求方面，世界各国各地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逐步提高消费率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我们应当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优化消费的制度环境，使消费保持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率，稳步提高消费率，使居民消费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过于依赖外需和投资，其本身明显的脆弱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由于出口高增长和高投资率的支撑而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单纯依赖高投资率，国内消费需求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必然加重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或出口下降，就有可能引发国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乃至金融经济危机。

　　第三，经济贸易大国尤其应该内需外需同时并举。日本采取"贸易兴国"战略，在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形成了"高积累、高投资、高出口"的增长模式，国内居民消费处于受压抑状态，消费率不升反降，加重了对外需的依赖。由于过于依赖外需，日本在日美贸易谈判中被迫步步退让。"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出口下降，并引发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扩大内需政策前后反复，收效甚微，居民消费更趋疲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10年"，至今仍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而德国，由于市场开放度较高，高出口与高消费率并举，其受外部打压和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自身适应和调整的灵活性大，所以贸易摩擦相对较少，马克升值并未给德国经济带来大的冲击。

　　第四，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增强经济的稳定性。2000年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次年又遭遇"9·11"事件的巨大冲击。为了应对危机，美国一方面连续多次降低利息，另一方面大幅度减税，有力地促进了居民消费，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为支撑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促进消费以稳定经济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五，低消费率不一定与人口大国直接相关，关键取决于工资收入水平和消费制度环境。印度消费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其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高，伴随经济的增长劳动工资水平增加较快；二是其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政府公共消费发展相对平稳，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较完善。

　　第六，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阶段，居民吃穿类消费比重显著下降，住用类比重显著上升，住房、汽车、交通、通信、教育、旅游、文化娱乐和服务性消费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应当顺应这一趋势，促进住房、汽车等产业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使上述新兴消费热点成为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