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外国政府一年只会对一个行业重点扶持一个展会，提供一笔预算作为参展的运输费用或展位特装的补贴。在这种有限的支持下，外资展商只对北京、上海那些“中”字头的大展感兴趣。在国际大参展商的导向下，海内外的中小展商往往也跟着扎堆，这导致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在客源上距离越来越大。

　　但现在二、三线城市的展览往往盲目跟风一线城市，许多展会只能靠代理参展。但经销商费用有限，根本无法实现会展经济的预期。出谋划策“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不少二线城市的市长上门要求我充当顾问，找寻治理‘药方’。”朱裕伦说，许多地方建成了10万平方米的展场，钱投了几十个亿，不仅本收不回来，每年还要补贴几千万元，人大、政协通不过，很头痛。有的甚至希望雅式把展馆管起来，拉一些海外的客商过来，办几个大展，靠会展赚点钱，不用再投入会场空转费，原来的财政投入就算了。

　　“我只能回复他们，这个钱真的赚不了。”朱裕伦表示，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同样的会展，不能“东施效颦”。地方政府要发挥地方优势，进行差异化竞争。“我认为地方展馆不能搞太大，2万~3万平方米是最合适的，但现在地方政府动不动就10万、20万平方米。”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广州琶洲一期展场面积15万平方米，加上二期10万平方米，总规模达25万平方米。东莞厚街的国际会展中心目前有13万平方米规模，深圳的会展中心也有10万平方米，除场馆面积，再加上餐饮、会议等设施的用地，整个广东的会展面积是接近30万~40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

　　“有些地方一年才搞一至两次拳头产品的展览，如温州的鞋、义乌的小商品交易会等，只适合2万~3万平方米的场馆。如果到时面积不够，可以搞几个临时的会馆。假如场地没有空调，展会可选在一年中不用空调的季节。”朱裕伦认为，地方经济起点不能过高，一个摊位定价应在3000元~4000元之间，总量控制在1500~2000个摊位。这样，参展费用不会太高，2万~3万元就能搞定。除此之外，2万~3万平方米的展馆还可以建成具备综合功能的会场，适用于音乐厅、演唱会场、球赛场、人大、政协会议会场，甚至可以让一些找不到足够大的地方摆酒席的人们也在这里延开数十桌。到春节，节目可以更丰富，搞一些购物节、花卉节、新春晚会，都会令空置场馆赚钱。

　  会展经济

　　朱裕伦认为，内地许多地方政府并不了解会展经济的真正盈利模式，因而造成很多误区。“会展经济最重要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周边土地的升值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展馆一定不能设置在市中心。会展中心好比是一个盘子中央的茶杯，以此为中心辐射开去的一定范围内的圆型面积土地，政府要在建设展馆时一并征用，等会展中心做旺2~3年后，再像切蛋糕一样，把土地一块块慢慢分切出去，保赚土地升值的回报。这样，最初建会展场馆投资的10亿元、20亿元不愁收不回来。”

　　但有些地方政府搞会展经济不得要领，为了省事不懂参与会馆的建设，把项目全部承包给地产公司来做，到头来让房地产公司坐享了土地升值的丰硕回报。

　　“有些没有全国辐射能力的地区，不应该搞五六个展馆，一个省只适宜搞一个有代表性的展馆。省一级层面上应该把各路诸侯的利益平衡一下，集中力量还可以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会展巨头拼一下。但如果一个省里的五六个展馆先是在自己地盘上打拼开来，内部不团结，没有将地域经济整合做大市场，这时候，过分自由经济的弊端开始体现出来。”朱裕伦表示，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去年温家宝总理在布局宏观调控中，已将会展、高尔夫球场等调控对象写到计划当中。

　　“地方也不适合搞太多展览公司，展览馆就应该垄断，下面只设一个展览公司，由这个公司全面统筹所有的不同会展计划。即便展览馆不赚钱，搞展览总能赚一点钱，以此补贴展馆。至于那些专题展会，则要找有客户资源、有买家资源的人来承包。通过政府自己做、社会做，两条腿走路。”但朱裕伦特别提醒，地方政府不能微观地单看场馆的单一回报，如果盲目追求展馆自负盈亏，很容易导致展馆什么展都招，将直接导致大家恶性竞争、恶性循环。“展馆的建设，是政府对社会的一项公益工程，除了土地升值的回报，其余经济领域的拉动也是无形收益，应该算总账亏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