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论中，最著名的入门题目是“囚徒困境”：甲、乙二人为同案犯，被隔离审讯。条件是：如果二人都不招，将因证据不足每人判1年。如果一方招认，将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将被判10年。但如果二人都招认，则各判5年。最终结果是：二人同时招认，被各判5年。

　　在现实生活和各种政治、经济活动中，仅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盲目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他人利益，往往适得其反，导致整体利益的最小化。而与他人共同分享利益，往往在合作中也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体现。这个道理在城市及其会展行业也莫不如是。

　　城市作为人口与经济的聚集中心，也是会展经济的发源地与集中地。在现代城市管理理论中，城市被作为有价值的实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人类劳动和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产生了著名的经营城市理论和“城市运营商”的概念。经营城市，就是要把城市有价资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使静止的资产富于活力，通过市场化营运，从而达到资产增值，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会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并且一定是落地在某个城市的。这里面，城市成为了会展各种硬件设施、软件服务的载体，而且会展业作为一种热点经济现象和社会活动，目前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城市的功能。既然是功能就应该为协调发展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形成功能障碍或者功能紊乱。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各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间明显存在着合作缺陷，其发挥的作用甚至是零和博奕现象。这种现象从城市规划到交通、配套，从行业协会到税收政策，从重复办展到展位价格之争，几乎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和严格的管理，各种竞争主体之间的布局混乱，缺乏统筹和协作，从而使会展业的生存发展环境状况日趋恶化。

　　尽管在国内目前还存在着学习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的探讨甚至争论，但是，在世界展览业大国——德国，除了耳熟能详的著名会展城市汉诺威、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纽伦堡、斯图加特、柏林和莱比锡等等，我们还会看到：当一个城市叫做科隆，他的展馆也叫做科隆，他的会展公司叫做科隆，讲授课程的也是科隆大学。这种均衡博奕关系使其参与各方成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其会展业和其他各个行业一样得以协调发展。

　　归根结底，我们面临的依然是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体系问题，良好的制度体系是政府的有效“杠杆”，也是行业的产生和发展重要条件。讨论城市会展问题，实际上也是制度经济学的应用和体现，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囚徒困境”的案例提醒我们，在对城市及其会展业发展的研讨中要重视其中利益关系的稳定与均衡，从合作发展的角度看待其中的问题，才能让会展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真正发挥“发动机”和“晴雨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