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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当代艺术，就无法回避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的各种艺术展览，然而言说展览，我们就会发现从展览的外部文化环境到展览本身都遭遇到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已进入一个艺术展览泛滥的时代。那么，今天美术界的展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呢？用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蔚为壮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有双年展、有三年展；有个展、有群展；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展览，有画廊、美术馆、基金会的展览；有雕塑展、有油画展；有行为艺术展、有装置艺术展；有男艺术家展，有女性艺术展……。同时，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外，而且它们都有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名称，或者便是在展览名称前再加一个令人炫目的定语。“新”和“当代”是两个泛滥成灾的词汇。例如：“新一代”、“新一派”“新锐”、“新界面”……；再如“某某艺术家当代艺术展”、“某某城市当代艺术展”、“当代油画展”、“当代水墨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追问过“新”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新观念、新风格、新思潮还是最简单的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贩卖新人”或“贩卖新作品”。同样，我也质疑“当代”一词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要知道，20世纪初，马蒂斯、德兰等艺术家在举行“野兽派”画展，毕加索、勃拉克等艺术家在举行“立体主义”画展时，他们为什么就不加“当代”一词，然后将展览称为“当代野兽派”和“当代立体主义”该有多好！我并不知道在那些喜欢艺术的人群里有多少人得了“展览综合症”，也不知道在那些慕名前来看展览的人中有多少人扫兴而归。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良莠不齐的各种各样的展览已到了泛滥成灾的时候了，而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展览在伤害展览，艺术在践踏艺术自身。

    实际上，从艺术作品(不同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展览——艺术的接受者(观众、收藏家)这个系统的艺术生态链上看，艺术展览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同时，我们也知道，只有通过众多的展览才能为当代艺术的多元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展示平台。但是，事与愿违，今天泛滥成灾的展览不仅没有建起良好的平台，而且对当代艺术生态的良性循环还起到了破坏作用。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局面？

    显然，展览模式的多样化是导致展览泛滥的根源所在。如果在八十年代，观众可以观看的展览大致有两类，一种是官方举行的各级美展或某种专题展，如全国美展、油画展、体育美展等。另一种是地方民间美术团体自发举行的或者由美术批评家组织的各种展览，如北京的“星星画展”、重庆的“野草画展”和北京“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等。但是，对于九十年代的展览而言，粉墨登场的各种展览不仅有着多元化的展览模式，而且汇集了各方面的展览力量。具体说来，九十年代的展览其重心也从官方转移到民间或者是转移进艺术市场，它们包括各种画廊、美术馆、基金会，以及各种大型企业或机构所投资赞助的等多种展览形式。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画廊、美术馆、基金会根本就是鲜为人知的新事物，但是，一旦它们形成艺术的生态链，艺术与市场、艺术与名利的结合迅速便集结着惊人的力量。而展览赞助模式的多样化无疑也成为九十年代艺术展览火爆的直接原因。

    既然有多样化的展览，那么也就有不同的展览目的。对于官方举行的各种展览而言，艺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要远远高于艺术展览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例如全国美展的目的便是弘扬主旋律，让艺术更好的成为继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官方举办的像“北京双年展”这样的高规格展览，主要也是借艺术来代表文化的先进性，也是通过艺术来谋求与西方简单对话的手段之一。显然，官方的各种展览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这个局限则来源于艺术与政治之间潜在的对抗关系。我们应看到，不仅是在西方还是在美国，政治、艺术、道德都处在独立的三个系统之中。而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能对既定的政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提出问题，艺术家便通过捍卫艺术本体与自身的独立性来保持艺术批判时的精神性。显然，不管是西方的现代艺术还是中国在八五时期发展起来的“新潮美术”，它们一个共同的特征便是对政治和道德系统保持着一种疏离和批判的态度。所以，就现代艺术的本质来说，艺术与政治、道德的对抗注定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无法摆脱这种具有悲剧色彩的命运。尽管，一部分人可能反问，今天官方的美术馆不也接纳了中国当代艺术吗？威尼斯双年展不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国家馆了吗？但我们应知道，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接纳仍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展开的，真正具有先锋性和批判精神的作品仍然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在开放和宽容的姿态背后，官方实际上有着一种对当代艺术家进行收编的意味。这是一个悖论。因为，艺术对政治与道德系统的批判注定了与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美术馆和各种展览机构潜在的对抗与冲突。然而，艺术家又不得不与官方妥协才能争取到一张进入官方展览的入场券。

    如果说官方的展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那么由画廊、各种私营美术馆，以及各种大型企业或机构所投资赞助的展览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从画廊和美术馆的经营性质上看，收藏和出售作品是其最重要的手段和目的。在从收藏到出售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对作品进行展览。那么，就这些展览而言，其质量又会怎样呢？首先从收藏谈起。对于画廊来说，选择和签约哪些艺术家便是最棘手的问题，同时，画廊签约或代理的艺术家的名气大小客观上也决定了画廊在艺术市场上的学术定位和经营策略。目前，我们可以大致地将这个潜在的收藏群体划分为四类：

    1、在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确定了自己艺术地位的艺术家。因为这些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具有艺术史上的价值，所以深得国内众多美术馆和大型画廊的追捧。

    2、以中国文化身份挪用中国文化符号的艺术家。因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有着潜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印迹，在满足海外买家的审美与投资的欲望的同时，还能满足他们在后殖民意义上所产生的文化优越感。所以，这类艺术家特别走红海外，同样也深受国内画廊的青睐。

    3、身处专业美术学院或者是体制内，拥有既是掌权者又是专家还是艺术家的多重身份的人。因为他们的社会身份、艺术圈子和手中的权力，以及还有他们的作品，可谓一举四得，所以倍受各种中档次画廊的喜爱。

    4、一些有着强烈个人图式和个人风格的年轻艺术家。因为他们的作品收购的成本低、升值的空间大、方便炒作，所以倍受各种画廊的宠爱。

    尽管中国的画廊可以选择各种类型的艺术家，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一个相对有限的资源，同时，如果一旦某个艺术家被画廊代理后，这就意味着其它画廊便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且，优秀的艺术家毕竟是少数，所以对于中国的画廊来说，如何通过签约艺术家来提高自己画廊的学术品味和抢得艺术市场上的先机便成为了关键。其次，有了艺术家只意味着画廊成功了一半，而另一半则在于通过展览，以及对展览进行全方位的包装和炒作来实现。于是，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画廊的展览来说，它们已失去了展览本应有的学术性，相反，展览变成了展示，展览成为了艺术拼盘，展览成为了一次艺术品的集体出售，展览成为了一个小圈子的聚会………。同样，在学术价值和市场利益，艺术精神和大众审美趣味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如果画廊要追求艺术品的精英性，那么画廊的接受者或卖画的人必须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才行，他们必须要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同时还得要有很强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画廊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捍卫当代艺术作品的精神或艺术价值，而是为了盈利，所以，画廊必须得考虑接受者的购买力以及富裕中产阶级的艺术审美趣味。显然，画廊的展览是无法调和学术价值和市场利益，艺术精神和大众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的。相反，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方式是，艺术家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画廊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批评家为了争取更为丰厚的回报，所以，艺术家、批评家、画廊在艺术市场上自觉地进入一种“合谋”状态。同时，画廊又必须在保持自己的学术品味和满足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最终的后果是在金钱面前的相互妥协。

    显然，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画廊所举行的各种展览，由于其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大部分展览最终都成为了一次艺术的拼盘，一次隆重、盛大的艺术展销会。即使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各种双年展，无非也是试图将官方的力量与艺术市场进行有机的结合，但这种新的展览模式同样无法解决学术价值与市场利益，展览独立与公众趣味的矛盾问题。表面看，当前美术界的确是一片歌舞生平、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表面的狂欢和繁华并不能掩盖当代美术所存在的危机。所以，我们仍然要警醒，如此泛滥的展览到底会给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什么潜在的后果？例如就当代艺术的审美趣味来说，和八十年代相比，启蒙理性精神的消退与个性表现的增强，地域文化意识的淡薄与流行文化因素的增多，群体意识的淡化与个人生存经验的突出，油画语言研究的减弱与个人图式的强化……，这些都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出现的新变化。但是，在这众多的变化中，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媚俗”趣味正弥散在中国美术界。那就是，空间的表层化、色彩的艳俗化、造型的图式化、符号的中国化、审美趣味的庸俗化成为大部分艺术家追求的目标。这里边有着两个潜在的原因，一是中国当代美术在经历八五的启蒙理性运动后，一次自动的向艺术市场靠拢。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现代艺术品走向市场并不是由单纯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市场的成熟所引起的，其中包括8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在官方的拒绝和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抵制下，在一种受挫和无奈的情况下被迫调整先前的精英主义路线，然后寻求与市场的妥协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反映在大众文化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中。像我们熟悉的电视、电影、网络、时尚杂志、各种流行节目、广告……，它们在满足人民的消费欲望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审美趣味。在一个文化变成消费的时代里，文化所带来的一次性、即时性、瞬间性的消费快感已经取代了过去文化在精神上的持久性和永恒性。艺术也不例外。然而，正是这两种必然的历史境遇共同营造了一个艺术“媚俗”的时代。因为艺术必须走向市场，而市场是由无形的大众构成的，而大众的趣味是表层化和享乐主义的，所以，当代艺术便自然倾向了“媚俗”。同时，由于展览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桥梁，由于展览最终受市场的利益所驱动，而且，如果就中国只有一千个画廊来计算，如果一个画廊一年只举行一次展览，可想而知，展览必然泛滥成灾。

    我们应认识到，如果艺术展览失去了自身的学术性和丧失了文化的批判力，中国的当代艺术最终不会有太好的前景。但是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就展览而言，有两种途径是行之有效的。第一种：建立独立的艺术基金会，然后由策展人和批评家来选择展览主题，然后将展览的理念和思路由基金会组织专家讨论，然后再根据可行性举行展览。另一种是：由当前的艺术杂志主办，由部分优秀的批评家参与组织，然后举行展览。前者的优势是，展览既独立于官方，也独立于画廊，这样展览能保持自身的学术性。同时，在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对优秀作品进行收藏，这样可以为那些致力于艺术实验的艺术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后者的优势是：艺术杂志掌握着媒体这个权力，同时，通过媒体自身的宣传又能对当代艺术的创作方向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当然，这个目标只有在媒体保证展览的学术性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就国内当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应以第二种方式为主，然后大力发展第一种方式。 （来源：太原新闻网）

    正如前文中所说，展览并不是简单的展示，展览并不是艺术拼盘，展览并不是一次艺术品的集体出售，展览并不是艺术家、画廊、批评家的合谋……。相反，理想中的状态是：展览是对一种艺术现象的呈现，是对一种艺术精神的追问，是对一种未来艺术方向的探索。或许，我们只有真正怀着一种严肃、负责的心态去策划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我们才能真正改变今天展览泛滥的局面；或许，只有出现真正独立于官方和艺术市场的展览时，展览才能重塑自身本应该具有的学术与艺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