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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里，政府主导型展会随饱受争议，但政府主导型展会依然是众多展会的“风向标”。

　　如果离开了政府的支持，没有相应的政策优惠，中国的会展业会是一番什么景象？我们难以想象。

　　在“扶上马，送一程”的原则下，一批由政府主办或得到政策大力支持的展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实力。“规格高，权威性强；经济效益之外，社会效益明显；资源丰富，整合力强。”博鳌论坛总监姚望如此评价政府主办展会的优势。

　　中国的会展业，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些受政策支持的名牌展会将何去何从？几个曾更名的展会案例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五月北京：科博会 北京科技产业的窗口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科博会），其实原名是中国北京高新基础产业国际周。和广交会一样，科博会也经历了一段更名历程。

　　科博会由国家科技部、外经贸部、教育部、信息产业部、中国贸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承办。通过观察主办单位的阵容，不难看懂其强大的政府背景和获得的政策支持。据了解，中国政府领导人李鹏、朱熔基、胡**、尉健行、李岚清、贾庆林等都曾多次出席科博会活动并接见参会的境外来宾。

　　在2001年还是“国际周”的时候开始，整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顶级首脑论坛”上，包括ABB集团、蒙特利尔银行、东京三菱银行、法国电力公司、通用电气、惠普、微软、英特尔、IBM、诺基亚等几乎所有世界知名企业的首脑都曾出席过。

　　“北京的科博会之所以能够成功，跟北京市的整个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在首都北京新的发展纲要中，重工业不再是受宠产业，而污染相对较低，利润较高的高科技产业则成为新宠。”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凭借“首都”这一标签，聚集世界各地的科技型企业并非难事，更何况北京的科技产业本来就很发达。

　　“一个展会在策划主题的时候，一定密切关注当地的政策走向，集中专家的智慧。”姚望表示，政府主导的展会除了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支持，还有无形的政策支持，甚至包括主流媒体的造势。

　　此外，包括组织各地机构动员企业，邀请高层领导出席等，北京科博会将政府资源发挥的淋漓尽致。

五月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　深圳城市转型的机遇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作为第三届文博会的牵头主办单位，将把筹办工作作为总署工作的重中之重，举新闻出版全行业之力，与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广东省和深圳市等主办、承办单位一道，将第三届文博会办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说。

　　年轻的深圳市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在文化底蕴方面却严重匮乏。在外界看来，发展文化产业，和北京、西安、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城市相比，深圳并不具备优势。创办文博会，深圳也不具备优势，但展会的效应却是巨大，通过举办文博会，可以汇合全国的文化产业向深圳汇集。显然，深圳市有此方面的考虑，意图举办文博会带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博会在筹办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曾对该项目做出批示，肯定了在广东举办“文博会”的创意，要求把“文博会”办成我国文化产业的“广交会”。这一批示，使文博会在开幕前夕升格为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广东省政府共同主办。而在首届成功举办之后，文博会的名称也由“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改为“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第二届文博会观众数量达到了90万人次，成交额超过100亿元。显然，文博会的举办让深圳市不仅仅赚足了银子，也赚足了人气。

　　近些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开始逐渐放松，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指引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问题。“以前政府是站在台前办文化事业，现在都要转到幕后为文化产业提供服务，这或许也是政府大力支持深圳文博会的原因之一。”一位专业人士说。

十月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　广西食得“头啖汤”

　　很多具备办展资源的城市，都出台了相关政策，力图通过发展会展业带动当地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大规模、高档次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样也成为整个自治区的发展契机。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主办地的广西，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的陆海连接的地区，中国若与东盟进行多方位的商贸往来，广西成为必选的窗口。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窗口，今年7月广西提出全新的“M”型的发展战略，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两个板块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组成，形成形似英文字母“M”的一轴两翼大格局。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双方期望该贸易区于2010年建成。这一自由贸区建成后，将成为拥有18亿人口，GDP超过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绝对地缘优势的广西，无疑将食得“头啖汤”。

　　其实，云南的昆明同样具备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条件，从地缘优势和办展经验上看，昆明丝毫不让南宁，但因为广西成为举办地，昆明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在2004年举办第一届的时候，并未形成如此气候，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广西区政府，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该博览会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十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平台。在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项目越来越多，演变到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十国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平台。

　　此时，一个不被外界发现的细节，“南博会”的简称也已成为历史。

春秋两季：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外经贸政策的风向标

　　在中国刚改革开放政策之时，中国对机械设备等相关物资奇缺，当时的外经贸渠道同样匮乏，难以满足这一需求。“我们最初在广州举办展览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贸上的渠道匮乏，并且信息也不对称。通过举办展览会，将海外的企业引到中国，邀请中国的企业到现场采购，在没有其他渠道的情况下，展会成为双方接洽的最好平台。”香港雅仕集团董事长朱裕伦回顾改革开放时期广州会展业的情况时说。

　　这种说法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广交会最初创办的原因：中国与海外进行经贸往来的市场需求。

　　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广交会迅速发展起来，在市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权威地位。伴随着政府观念的开放，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开始以出口为导向，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广交会这一已经在民间形成权威的外经贸平台，开始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为了加强内外贸统一，商务部应运而生，并成为广交会的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成为承办单位。

　　2006年，商务部公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从重视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实现贸易平衡转变。由其主办的广交会，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新战略的一张执行牌。

　　而具体到广交会本身的发展，由于广交会将增加进口功能，参展范围将得到扩大，导致其规模的必然膨胀。广交会完全可以利用此机会发展壮大自己，通过调整参展企业结构和展出商品结构，对展会运作进行升级，以打造自身更强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