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内关于“双循环”的讨论正热。

究竟什么是国内大循环？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一样的解读。然而，当前的讨论多聚焦于宏观层面，从中观角度进行解读仍相对空白。

更重要的是，这一崭新的经济发展思路下，中国当前的区域格局或将迎来调整。笔者认为，在探讨国内大循环概念的过程中，不能离开区域的概念。国内大循环落地的过程中，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必将扮演重要角色。中观层面来看，区域大循环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一环。

进一步讲，区域大循环不仅涉及都市圈内部循环的概念，还应引入都市圈与都市圈之间的互联互通，即外部循环。广州、深圳作为国内两大头部都市圈，内部各方面的循环都已较为活跃。与此同时，两大都市圈还同聚粤港澳大湾区内，目前已呈现出明显的联动发展效应。无论从消费内循环还是科技内循环来看，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在新循环经济格局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都市圈？都市圈怎样才能打通各种壁垒和阻碍，从而在更大的区域层级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性大循环？

实际上，从最初的广佛同城，到广佛肇经济圈、广清一体化,再到如今的广州都市圈，广州在区域上的核心地位不断加强，辐射范围越来越广。近年来，广州与佛山、中山等周边城市，正不断冲破地理界线实现跨界合作。

不可否认，地理距离短是都市圈抱团发展的天然优势。珠三角城市分布比较紧凑，广州市中心到佛山市中心只有30公里。另一方面，成熟的交通一体化也是广州都市圈内部联系紧密的关键原因。以笔者本人为例，虽然居住于广州西部主城区，若乘坐公交车前往佛山南海区，路上所需时间还不到半小时。由于交通非常便利，城与城之间的行政边界感也更加模糊，餐饮服务业等消费市场也因此打破了城市的界限，实现了都市圈内部的消费循环。从广州前往佛山吃宵夜再回家，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反过来，对于佛山商家来说，接待广州顾客自然也是常态。

再来看科技内循环。讨论科技，往往离不开R&D经费这一指标。它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基础研究经费、应用研究经费以及试验研究经费。通俗地讲，基础研究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应用研究就是在此之上研究应用。试验研究则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再对产品生产或工艺进行研究。这三部分，也对应着科技从理论规律到产品落地的上中下游环节。

这一点上，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呈现出良好的协同发展状态。在深圳都市圈，企业是科研队伍的排头兵。一直以重视研发著称的华为，仅凭一己之力，就撑起广东“半边天”。年报显示，华为2018年研发费用高达1015亿元，约占同年广东全省研发经费37.5%。

虽然深圳企业是当地科研的中坚力量，但一般来说，企业往往更关注产品层面，主要以最末端的试验研究为主，基础研究短板却比较明显。2018年，全国科研经费投入总量上，高校、政府、企业占比分别为7.4%、13.7%和77.4%；如果单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企业占比极低，高校、政府、企业占比分别为56.4%、40.4%和3.2%。

相比之下，基础研究主要依赖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这正是广州都市圈的强项所在。广州高校实力雄厚，坐拥5所“双一流”高校。2018年，主要高校拥有各类高层次人才2161人，其中九成全职在广州；主要科研院所23位中外院士，四成全职在广州，而省部级高层次人才中超九成在广州。

2018年，广东全省科研经费以2704.7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可见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之间的科技内循环成效显著，在科研上中下游环节均实现了有效配合。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在构建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的都市圈？通过上述讨论可见，交通一体化是都市圈建设的前提，更是构建区域内循环体系的基石。在都市圈之间，一旦形成科研配套、产业联动的区域格局，将有效提升整个区域的科研实力和产业层次。

超大规模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为构建高水平国内大循环提供了良好基础。在都市圈内部，城与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将有效扩大市场辐射范围，形成一个保证公平的统一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围绕都市圈消费、投资以及各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根本上考验的是城市的营商环境成熟度。唯有以积极、开放的态度迎接外来消费者、投资者，营造诚信、有序、透明的市场环境，才能在都市圈内部不断扩大自身的市场辐射范围，从而在这一轮内循环新格局之下获得更多的发展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批复了《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将构建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广东省内地级城市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相邻省会城市3小时通达的交通圈。如今，广州、深圳两个都市圈，已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独特的共振效应。未来在“内循环”背景下，两大都市圈还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