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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的“主场”：1957年首届广交会在广州人民北路的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左上资料图片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提供），如今的广交会早已改在位于琶洲的新馆迎宾（羊城晚报记者宋金峪摄影），并通过“云上”的形式联动全球

油画《1872年·广州商业街桨栏路》 冯少协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广东，是西方与中国最早形成商业往来的地区，“粤商”这一群体就诞生于此。

从近代到现代，粤商一直承受着中国的转型之重，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世界级”的。

当代，借力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转型升级的大势，位于岭南这片土地上的华为、大疆、柔宇等高新企业秉承粤商敢为人先的历史传统，又以5G技术、消费级无人机、柔性显示屏等现象级的创新，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千年口岸

唐宋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

清代“一口通商”之后，以广州为唯一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明代航线基础上扩展到了北美洲、大洋洲和俄罗斯，航线大致覆盖了全球。

航线的开拓增加了中西方贸易往来，贸易又催生了大规模的西方订单，产自中国的生丝、茶叶畅销世界。

广州博物馆藏一幅绘制于19世纪的“广州黄埔港风景”纸本水彩版画，描绘了黄埔港帆樯云集、小艇穿梭的景象。岭南与国外长达千年的商业交流背后，是中外思想的碰撞和交流。这奠定了粤商一大特点——善于贴心地观察客户的喜好，并将之完美实现。

借助“一口通商”的政策利好，广州及广州港辐射的珠三角地区成为了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土地，也是清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十三行行商在此期间累积了巨额财富，同文行潘家、怡和行伍家均是当世最富裕的商人。

鸦片战争结束了清朝“一口通商”的历史，也彻底瓦解了行商制度。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的粤商们凭借代代相传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以及由此积累下来的国际视野，敏锐地感知到上海开埠、西方各国对华贸易重心北移的变化，大举向北扩张。

19世纪中叶，十三行行商出身的吴健彰主政上海。广州十三行中的不少买办也转变为致力于民族经济振兴的实业家、资本家，纷纷到上海组建洋行，吸引了欧洲、印度及中东商人涌进上海，这座滨海小城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之旅。

20世纪初，粤商马应彪、郭乐等在上海开办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新百货和大新百货，助推上海由一座滨海小城蜕变为国际大都市，第一次在中国把现代化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一批广东买办开始在此投资设厂，合办近代工商企业。距离天津108公里外，唐廷枢创建开平矿务局，为中国煤炭工业、铁路运输业开了先河。

粤商中的杰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还以超前的胆魄，提出“抵御外侮、商战甚于兵战”的论点，集中体现了粤商的国际视野和思想高度。

“威水”广交

新中国成立后，粤商再次承担起与国外客商交流的重任。1951年10月14日至12月5日，广州市政府为解决物资匮乏、加强商品流通，在十三行的旧址上举办“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这成为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的先声。

1957年4月，首届广交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召开，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名客商参加。同年10月第二届，人数、成交额均大幅提升，第一年这两届广交会的成交额，占了当年全国创收现汇的20%。

来自港澳的商人起了很大作用。人称“欢叔”的港商李欢回忆，当时香港商人参加广交会需要费尽周折，“南北行公所及中华总商会组织几十名会员，硬是冲破了港英当局的刁难，历尽艰辛去广州赴会。”

这些商人，不少正是原来的粤商。尽管广交会初期可供采购的商品屈指可数，港澳商人往往花半天就谈完生意。但在“欢叔”和他的同伴们看来，参加广交会，就是希望为祖国创收外汇、谋求发展。

改革开放的号角响起，粤商获得了更大发展，再次凭借广交会这一中国最大的外贸平台，华丽转身。他们将十三行“口岸式”的经营模式发扬光大，主动了解外国客商的需求，针对这些订单进行加工。1962—2018年，广东进出口从1.91亿美元增长到10851亿美元，年均增长16.7%；1986年以来，广东外贸总额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的1/4。截至2018年底，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4470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5；对外直接投资2200亿美元，居全国首位。

反哺内地

从近代到现代，粤商一直承受着中国的转型之重。如今坐拥“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世界超市”等美誉的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在开业之初也是凭借“广货”的东风打开世界市场。

1984年3月20日至30日，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参加了金华赴广东佛山考察团，考察了佛山多个批发市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商品，深受触动。回来后，他决定开展“学习佛山义乌怎么办”的专题讨论会。义乌市市场发展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义乌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农回忆：“我们义乌这么一个小县城，参加干部大会的就有2000多人。”

从1984年到1987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经历了第二、三代的更迭，袜子、服装、玩具等传统广东小商品在义乌市场上的占比逐年增多。特别是第三代城中路市场开业后，“广货”占义乌市场售卖小商品的份额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最高的。原因无他，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客商公认，“广货”的质量最好、粤商的理念最先进。 

傲立潮头

上世纪80年代末，“广货”逐渐从义乌的市场退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地小商品质量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东开始产业发展转型，高新技术企业逐渐替代了一批科技含量不高的小商品生产企业。

作为经济特区，紧邻香港的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末奔上了产业转型的快车道。依靠成立高科技发展服务公司、创新科技投资公司和境外风险基金，通过贷款、担保、贴息等方式支持高新技术产品项目出口，深圳吸引了一大批弄潮儿前来掘金。当代粤商的内涵更为丰富。

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入股。依靠这个文件，华为总裁任正非在这一年创办了华为公司。经过30多年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为打破欧美垄断，华为决定提前布局5G网络。2019年，华为5G宣布正式商用。2020年8月17日，深圳实现全市5G基础设施全覆盖，成为全球5G第一城。借助5G，万物互联正逐渐成为现实。第二天，深圳地铁6号线、10号线正式开通，这是国内第一次单线全部应用华为城轨云解决方案的地铁线路。截至2020年底，5G商用终端和用户数相比2019年呈现爆炸式增长，由粤商掀起的变革注定再度领跑全球。

当代粤商中，还诞生了大疆这样的科技创新企业新秀。2006年在深圳成立以来，大疆在无人机、手持影像、机器人教育及更多前沿创新领域不断革新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重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仅仅用了6年时间，大疆就正式宣告了消费级航拍时代的到来。从此，“上帝视角”与普通人的生活怡然相联。

从2013年至今，大疆的产品系列每年都在更新，目前已占据全球80%的航拍无人机市场份额；而产品线也拓展到便携式云台相机、手机云台、农业无人机、教育机器人等多种类型。粤商里又出现了一个行业巅峰——空间智能时代的技术、影像和教育方案引领者。

访谈

王先庆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

海洋性与口岸基因是粤商之脉

羊城晚报：“海洋性”对于粤商传承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先庆：最大影响必然是“开放性”。因为“海洋”就意味着“开放”，粤商的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两点：

一是能主动走出去。因为他们面对大海，所以无论遇到自然灾害还是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漂洋过海。你可以看到，越南、印度、南美洲、非洲……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粤商。他们祖祖辈辈都能很快适应他乡生活。第二是能接受外人来。不管是从内地来，还是从国外来，他们都欢迎。所以粤商很能接受招商引资。

开放是双向的，这是构建双向市场的基本条件。正因如此，一实行改革开放，广东马上就能够发展起来。

羊城晚报：随着时代的发展，粤商的“商脉”有所改变吗？

王先庆：粤商的“商脉”，从大方向上是没有改变的。无论是秦朝、汉朝、宋朝，还是到十三行，以及到现在的广交会，粤商的共同特点是一种“口岸式”的经商模式。“口岸”的特点就是中转——客商需要什么，我这里有什么，就帮你找什么。所以粤商的核心先是扮演中介商人的角色，这种善于发现商机的基因是一致的，最善于匹配“供”和“求”的关系。

打个比方，有人需要布匹原材料，粤商就马上搞个布匹市场；有人的茶叶要出口，就搞个茶叶市场；有人需要陶瓷，就把景德镇的陶瓷运到这里来，再帮他们烧一遍。

粤商商脉的传承还在于不过多扯感情、扯文化，生意就是生意，规则就是规则，底线就是底线。在赚钱的同时要共赢，能退则退，绝不会把生意做死了。

羊城晚报：去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粤商而言是机遇更大还是挑战更大？

王先庆：其实，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中止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模式变了。新的全球化要靠互联网、靠跨境电子商务，严格来说其实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粤商应当趁势转型：以前多是接外商的订单，受控性很强，现在可以自己控制供应链、产业链，自己创造订单和市场。其次，过去粤商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很大，现在因为交流不便，可以趁此机会完成数字化转型。第三是要开始创造自主品牌，不再满足于生产为国外贴牌的奢侈品、名牌产品。

粤商在历史上的优势，是始终比别人先走一步，先发优势始终都在，转型升级也一定比别人快。为什么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因为粤商存在独有的优势，大湾区的打造也是一种转型。

个案阅读

三代粤商的“琴缘”

因仰慕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博大胸襟，佟礼贤1954年将初创的琴行取名为“大同”，以维修和调律为主。佟礼贤带着儿子佟炳才走街串巷，上门维修手风琴、钢琴等乐器。

时移世易，改革开放让第二代掌门人佟炳才嗅到了商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先是从上海、北京进一些乐器做贸易，然后又与香港第一琴行“曾福琴行”合作，成功引入外资和海外的专家和技术，创办了广东省哈利臣钢琴厂，生产钢琴等乐器。

大同琴行以前的模式是在繁华地段设置展示和销售点。但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分薄了琴行的销售渠道，接过班来的第三代经营者佟伟彦遂将精力转向培训和教育领域。

佟伟彦希望把大同琴行做到社区化，让顾客想起学琴时先想到“大同”，再进一步带动销售。为了拓展新业务，他甚至将自己接班前做餐饮时的营收也投资在大同琴行内，做大培训业务，逐渐通过口碑打开了市场。目前，琴行的学员规模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钢琴的年生产及销售量也在六、七千台。

三代琴行掌门人在不同年代均眼界向外、适应市场，以灵活的商业模式求发展，是粤商传承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