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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举世瞩目的经济巨变和全方位的制度变迁进程中，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质变。中国民营经济也由此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0多万家中国专业市场将承担起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和驱动全球贸易的重任。

　　民营经济勇担市场弄潮

　　专业市场的崛起受益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受益于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更受益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2008年5月24日，古城西安。在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中国企业改革30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上，一位来自芜湖的老者登上了主席台。当颁奖者为他佩戴上“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1978～2008)”时，全场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这位老者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以炒瓜子出名，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傻子瓜子”上升到整个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他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一锤定音，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新纪元。个体户的雇工问题迎刃而解，成为现在轰轰烈烈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小口子。

　　1989年，民营经济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此后3年时间里，中国民营经济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第三次提及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邓小平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篇讲话不但救了年广久，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为民营经济再次打开了绿灯。

　　而在此之前，因为所谓的“贪污”问题，年广久已被羁押了3年多。

　　就在中国民营经济且进且退，步履蹒跚时，浙江人则小心翼翼却步伐坚定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专业市场建设步伐。在浙江省各级政府的悉心呵护下，“专业市场”与“民营经济”一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驱动着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和失措之后，浙江省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很快进入调整期，开启了二次创业历程。

　　1997年，在省政府直接推动下，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创建星级文明规范市场评选活动。通过该活动，重点解决农贸市场“脏乱差”和工业品市场“假冒劣”问题，并着力扶持和培育一批具规模、上档次、有潜力的重点市场，引导全省商品交易市场用现代物流的理念，加大投入，提高整体业态的创新和提升，塑造浙江专业市场新形象。

　　2004年，海宁皮革城向浙江省工商局申报创建五星级市场，由于市场硬件设施和管理等条件没有达到标准，被认定为四星级，这对皮革城触动很大。2005年，完成整体提升改造的海宁皮革城以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实现了创建五星级文明规范市场的目标。目前，海宁皮革城不仅是中国皮革制品购物中心，更是CCTV中国服装（000902）流行趋势的发布地。“我看世界，风尚看我”是海宁人对自己拥有的皮革市场与产业的自信与自豪！

　　星级市场创建活动不但提升了星级市场的声誉，生意更加兴隆，还进一步促进了浙江省民营经济大踏步前进。民营经济在提升自身素质、规范经营行为的同时，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

　　2008年以来，商品交易电子化、市场建设现代化、监督管理规范化、市场经营连锁化、物流网络现代化、市场摊主公司化、市场辐射国际化、市场字号品牌化等亦成为专业市场发展新趋势，而中国民营经济也由此迈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城镇化建设拓空间

　　不可否认，与美国信息技术革命一起被经济学家称为“21世纪世界经济两大动力”的中国城镇化，其成就有目共睹。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只看统计数据，中国城镇化建设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要知道，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只有11个。

　　在30年时间里，中国释放了大约5.18亿农村劳动力，这些人进城务工，开办企业，经商贸易，他们在增加个人收入的同时，还快速地提高了个人消费能力。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撑起了超过10万家中国各类专业市场。

　　义乌是浙江省内陆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伴随着小商品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建设、外来人口集聚，义乌由一座普通的县级市迅速变为一座国际性的商贸城市，是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模式的重大突破。

　　义乌城市发展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人口爆炸性发展。由于小商品经济的强势发展态势，义乌出现了一些大都市才能出现的人口集聚态势。2004年年底，义乌全部外来人口达到75.4万，首次超过当地户籍人口65.76万，成为浙江省惟一一个外来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县级市。而在5年前的1999年，义乌外来人口仅有10.09万、户籍人口仅19万。尤其是最近几年，义乌常住人口已超过180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与国内一些大中城市人口规模相当。与户籍人口口径相比，常住人口口径对义乌人口规模的衡量显行更加妥帖、恰当。

　　作为一个被金华所代管的县级市，义乌在经济与人口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远胜于金华市区的发展优势。义乌在行政辖区面积仅相当于金华市区的54%、户籍总人口仅相当于金华市区的74%的情况下，在经济规模、人口集聚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发展优势。1990年，义乌的GDP还低于金华市区。 2012年，义乌的GDP达802.9亿元，是金华市区GDP( 510.7亿元)的1.57倍。1990年，义乌常住人口不到金华市区的四分之三。2012年，义乌常住人口已达到180万，远远超过金华市区92万的常住人口，义乌已取代金华成为浙中地区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义乌城市发展模式对我国城市行政级别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目前全国百强县市中居前列的江阴、常熟、昆山、宜兴、慈溪、海宁等县市，它们无一不是处于各个都市经济圈的辐射之中，其都郊经济的特征都极为明显。惟有义乌，不仅在地理上远离杭州、宁波等都市的辐射，而且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日用小商品基地，经济上自成一个体系，并没有其他县域那种都郊经济特征，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全球性工商贸城市。它脱离了地级市金华对之的带动和辐射，相反却形成了对金华市区与周边县市的反辐射作用。同时，义乌构建起一个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大人口集聚力的大市区，实现了城市多中心、多元化发展，实现了大市区内的城乡一体化。可以说，义乌城镇化建设对于我国内陆地区中小城市发展模式是另一个重大突破。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小商品市场产业上取得重大发展并促成了义乌城市实现爆炸性发展，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中小城市在创新性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独特模式。这种模式是当前浙江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制、以及在这种制度上确立的城市间的行政关系和经济关系，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瓦解，它对于当前国内的中小城市能实现创新性发展并适度突破传统体制的局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可能达15亿人左右，城镇化率可能达70%左右，城镇人口将达到9.5亿人。也就是说，相较于2011年，还将有3.6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十多万家中国专业市场将承担起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和驱动全球贸易的重任。

　　政策法规保驾护航

　　中国专业市场的兴起，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一方面，专业市场交易额大，对地方财政贡献率大；另一方面，专业市场能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解决了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第三个方面，专业市场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了商品流通。

　　1988年，为发展羊绒产业，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专门组建了“清河县羊绒局”。这在当时全国所有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中是惟一一个以单个产品名称命名的政府机构。如今，“清河县羊绒局”早已变成了闻名于全球羊绒产业的“清河羊绒制品市场管委会”。

　　“放水养鱼”一直是清河县委、县政府振兴羊绒产业的重要抓手，在税收、土地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

　　清河羊绒产业起源于1978年当地一位农民发明的“羊绒分梳”技术。在这位农民的带领下，清河县先后有数十万人投入到羊绒收购及羊绒原料加工行业。20世纪90年代，羊绒产业在清河县的经济比重提升至7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为进一步营造羊绒产业聚集优势，巩固羊绒产业霸主地位，推进清河经济跨越式发展，清河县委、县政府于1999年12月开始兴建清河国际羊绒科技园区，因势利导，加快分散采购向集中采购转变、分散加工向集中加工转变、粗级加工向深级加工转变、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的步伐，清河羊绒产业集聚度得到空前提升。

　　2000年后，以羊绒分梳为主的初加工竞争激烈，市场跌宕起伏，行情时好时坏，致使广大梳绒户加工利润微薄，发展信心遭受打击。清河县委、县政府及时提出了 “巩固提升初加工、大力发展深加工”的号召，实现向织衫、羊绒裤裙、面料、服饰制品等系列化、精细化方向拓展，为清河羊绒产业开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7年，清河县“十一五”规划重大战略工程、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河羊绒制品市场开业运营，标志着清河羊绒产业迈入集约化发展阶段。2010年以来，清河县委、县政府先后与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合作，联合推出“清河羊绒价格指数”；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合作，设立“国家羊绒产品质检中心”；与中国流行色协会合作，联合开展中国羊绒流行色基地建设和中国羊绒流行色趋势发布。清河县羊绒(国际)交易中心的成功运营和山羊绒(宏业)在渤海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清河在全球发起了一场羊绒原料交易模式的“革命”。

　　求变、引领、突破，清河县委、县政府始终将羊绒产业作为国计民生的第一要务，努力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软、硬环境。清河县委、县政府这双“有形的手”与羊绒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始终紧紧相握，共同打造“清河羊绒甲天下”的良好形象。

　　在30多年中国专业市场发展进程中，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条件，而且为公私财产权的保护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提供了较为有效和全面的制度保障。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88年、1993年和1999年，全国人大连续3次对宪法进行修正，不但明确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并且将私营经济纳入宪法保护范畴，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宪法依据。

　　1992年是中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元年。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企业间处于平等地位是国家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目标。1993年、1997年、1999年，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公司法》(1999年修订)、《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三部法律，标志着中国开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主体结构。这不但有利于实现市场主体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公平竞争秩序。

　　随后国家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市场监管则直接影响市场健康发展。为实现市场监管工作有法可依，依法监管，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众多法律法规，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规范广告行为、规范执法行为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充分保护了市场主体的“权”和“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法律支撑。

　　尽管我国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尽完善，与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依法监管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无论从国家层面上，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层面上，抑或是具体执法机构层面上，目前都已经意识到依法执政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不二选择。惟有如此，中国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

　　30年来，中国专业市场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离不开各级市场管理机构严格管理所取得的成效。

甘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