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于新晋商、新浙商、新粤商等提法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而以一个国际论坛的形式研讨“新粤商精神”在广东乃至全国仍是第一次。关于新粤商标准，赢周刊在若干年前曾做过“发现粤商”系列，我们以为新粤商的标准大致不会出其三：1.新粤商应该是新岭南人；2.新粤商必须是其所在行业新标准的制定者；3.非传统行业中的新粤商应该是新行业的领军人物。本次论坛上，记者采访了与会的领导、专家和新粤商代表，观点相同或相异的交锋和探讨，使“新粤商精神”渐渐浮出水面。

 

会客厅嘉宾：

卢瑞华：广东省原省长、全国人大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于    剑：深圳燃气集团总经理

张文彬：美国加州钻石吧市长和议员

吕    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    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

刘光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丁    力：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区域与产业经验研究的专家。

周兆晴：广州富迪公司企划总监

 

　　赢周刊：作为广东省的原省长，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粤商’发展的整个过程。也看到了广东的民营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你认为怎样定位“粤商”才最合适？

　　卢瑞华：我觉得“粤商”这个概念应当是一个品牌。

　　为了给新粤商这个概念定位，我建议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要从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这个背景来考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并在5年前加入了WTO，参与了世界经济的竞争，这种格局让我们新粤商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第二，从世界的格局来考虑。世界已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现在从制造到贸易再到服务业，都已完全打破了国界。现在，各国靠霸权已无法左右经济的发展势头和潮流。因此，作为新粤商要走向世界，面临的局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碰到的问题很多都是新的，同时也增加了很多机遇，因为世界的市场是在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必然会冲破旧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第三，要考虑我们企业的文化。说到底企业文化的根源是中华民族文化。我们要用中华民族文化来带动我们的企业融入世界经济。我觉得这不是漂亮的语言，而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企业信誉。

我希望广东的企业家不要把粤商的概念看成是学术问题，要看成是一个创造品牌的问题。要靠智慧和品德去创造新粤商的品牌。

    赢周刊：作为广东省的老省长，你认为现在的新粤商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卢瑞华：广东的企业家好好研究一下游戏规则。因为，整个经济的运作就是靠着游戏规则在支撑着。

　　第一，广东的企业家要好好研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法制框架，在近两三年内它将会基本完善。现在还差两个工作：一个是《物权法》，一个是《反垄断法》。《物权法》是把国有集体私有的财产平等的给予保护，中心内容是“平等”。这个法将在今年3月份全国人代会上审议通过。而《反垄断法》，就是要保证市场经济有着平等和自由的规则。我们要好好研究怎么在这些游戏规则下生存。

　　第二，研究世界的经济游戏规则。WTO规则里面有很多例外，比如说：技术壁垒，这是WTO规则上没有规定的，但谁都可以随时找出技术壁垒来限制进口。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经常会碰到问题，所以必须研究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很多企业就提出要走出去，80年代走出去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基本上是血本无归，全部都亏掉了。那个时候，企业不但不懂游戏规则，也不懂市场经济是怎么运作的。现在企业走出去的情况不一样，走出去的企业很多是大企业，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走出去之后，当地的法律规则你不懂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第三，要研究企业内部管理的游戏规则。比如，如何使你的员工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赢周刊：：我们在讨论粤商的时候，首先要对我们的粤商有一个概念，您对粤商有什么看法？

　　刘光明：在广东出生的，在世界各地发展的就可以称之为粤商。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在广东发展的商人，他以前不是广东人，但是在广东发展也可以称之为粤商。像潮汕地区出生的李嘉诚，他是粤商。还有在2005年获得全国大陆首富的黄光裕，他也是粤商。

　　赢周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各地开始形成新商帮，发展模式背后的商业文化是什么？新商帮发展模式的成功的精髓是什么？

　　刘光明：中国各地商帮的特点是：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把有血缘关系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或负责人，让跟自己血缘近的人来管理。这就是先把家里管好，再去管社会，再去管天下。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留下来的思想已经渗透在新商帮的思想里面，他们也把血缘关系融入他们的管理模式。商帮都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模式。

　　新商帮发展模式的成功的精髓，首先就是这种血缘关系。我曾经到过雅戈尔公司，它的总经理是李如成，他说自己主要靠两个东西起家的，一是境遇，二是警察。境遇，就是机遇。警察，就是政策。所以要先抓住机遇，再抓住政策。这个定位就在地缘、血缘和人缘。雅戈尔的特点就是血缘关系为纽带。所以，他们是一种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精英管理模式。像港商的郭炳钢、郭炳江、郭炳联，也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

　　家族血缘关系是交易成本最可靠的纽带。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蒙代尔杂志排出的榜单中，前十大世界富豪排行榜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这并非因为中国富豪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管理的传承性和持续积累受到阻碍，品牌文化的积淀也受到阻隔，企业做大就非常困难。

　　新商帮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家族的商业智慧。成功的新商帮，他们遵循两种规则：一种是法律，一种是诚信。一个企业没有诚信是完全做不好的。靠诈骗，在一个阶段、在一个地区可能成功，但要成为世界首富，要成为百年企业是不可能的。他的商业智慧在于，既不游离于诚信伦理与法律，又不墨守成规，既积极实施政府公关，又不超越法度，体现高度的商业智慧。

　　赢周刊：卢瑞华先生，你当省长的时候认识了很多的企业家，你认为广东的企业家令你最感动的，印象最深的特点或者品德是什么？

　　卢瑞华：广东的企业家总是走在政府的前面，冲进市场。这一点，是改革开放后广东总是能先走一步的关键。加入WTO后，政府总是觉得狼来了，但广东的企业不怕。广东企业总是走在市场的前面。

　　赢周刊：作为新粤商的代表，于剑女士，你认为新粤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于剑：我最看重的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为发展经济做好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使资源可再利用。新粤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具有这个时代的特色。

　　我认为现在是提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了。企业生存和发展是一个过程，如果不提倡企业家精神，路子会越走越窄。

　　赢周刊：张文彬先生，在美国，你是企业家、政治家和慈善家的三重身份，中国也有企业家加入人大政协，被称为“红顶商人”，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能给大陆的企业家一些建议吗？

　　张文彬：我现在有自己的企业，之所以我能够从政的情况下，从事人民赋予我的权利，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商人，我是在美国的制度管理规范下做市长的，美国的制度规范是非常清楚的。在我来讲，我需要为人民服务，我的服务是没有薪水的。所以，我需要有自己的职业，我的职业是经商。在美国的制度下，你要申报你的企业资产，如果你当官，你有10座房子，你就要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

此外，我觉得每个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社会的基本的责任。中国有一个说法：当上苍对你不错的时候，当别人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需要帮助的，如果你能帮助其他的人，对自己也是一个提升。把这么多的钱毫不思索地捐出来，不是说我是一个慈善家，我只是负起自己对社会的一个责任。

    赢周刊：从品德的层面上，你对新粤商有什么建议？

　　吕政：新商帮仍然要遵守中国的一个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爱财就不要当商人，但不能是“无商不奸”。这个“道”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遵循国际运行的规则，遵循诚信，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遵循既追求利益最大化，也使利益相关者的人员获得利益。

　　赢周刊：历史上，晋商、徽商、浙商、苏商和粤商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是地域商业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新浙商、新苏商和新粤商迅速崛起，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商业模式。但徽商却已没落，吕政先生是徽商的后代。你能否根据你的研究谈谈徽商的兴旺和衰亡，给新粤商的发展一个启示。

　　吕政：徽商最终衰落了与它的文化有关。新商帮要达到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徽商身上吸取几点教训：

　　第一，徽商的发展是官商勾结。一旦政府调整政策以后，它很快就衰落了。

　　第二，徽商有钱后就买田置地，回到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增加资本的积累。

　　第三，就是买官。大家知道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他从官场获得一定的超额垄断利润。

　　第四，徽商不培养接班人。徽商的子弟都去读书，考科举，然后再去做官。安徽出政治家、文化人，但没有商人的接班人。这种出政治家和出文化人的传统延续到现在。我统计了一下，刚刚改选的14个省市的党委书记其中有6个省市的党委书记是安徽人。

　　第五，修楼台亭阁，搞微缩景观。有了钱，就拿来盖房子，像十里亭台的房子都是徽商盖的，一大批的徽派建筑。

　　第六，徽州的商人富了以后，就包二奶。扬州的歌妓为原徽州的商人服务的。

　　我想，徽商的灭亡、衰退，对今天新粤商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赢周刊：中国各地的商帮，包括粤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族式企业。今天中国家族式的企业面对着社会的大变革，它们能不能走向世界？能不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企业？

　　刘光明：中国很多企业用家族的血缘的关系来统领企业，其实家族企业本身并不是就不好，它如果能适应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如果还有家族外面的精英能够参与到这个企业的管理，当然更好。

　　现在有一个现象是，杭州做得比较大的商人，他们开始进入人大作代表，而不是把自己的企业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当然，企业家进入人大对企业也有好处。为什么浙商发展很快？是因为他们在驻京办事处这方面做了很多公关的工作。

　　回到粤商这块，就家族企业而言，我认为它不是判断一个企业能否长远发展的标准。判断标准应该是企业家是否德才兼备，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作贡献。

　　赢周刊：韩国、日本吸收的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他们能造就世界级的百年大企业，为什么中国的企业为不能够做到世界级的大企业？

　　刘光明：我觉得这里面有文化交融的问题。就像韩国的企业，三星也好，现代汽车也好，他们吸收的不仅仅是我们儒家的文化。它们实际上是把中国优秀的儒家文化精髓的东西和西方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相互融合，不是只取一家文化。任何一个好的先进的文化体系，它不可能来自一家，它是吸收各家优秀的先进人类文化的成果，它肯定是一个综合体。所以，它们在经营自己的企业当中，也体现了这一个思想。

　　我们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也需要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创新。我们不仅仅要重视经济指标，而且更要重视人文指标。我觉得在这方面，粤商也可以作借鉴。

　　赢周刊：经过入世的五年，世界500强的企业都到中国来了。中国商业文化在“师夷长技”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认真反思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中国制度和中国的商业精神的特征是什么？

　　金碚：首先，中国的现实制度是一个父母官的文化。比如我们讲“党是母亲”。所以，中国企业家在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总忘不了说：“我们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以才怎么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态势。在中国的基本商业活动中间，常常出现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在中国，一个企业家成功以后，社会对他的褒奖就是让他当官。民营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人做到了副部级和副委员长。

　　在执法过程中，中国是“父母”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所以中国的所有的制度，都给执法者很大的裁量权。同样一个罪，可以判十年，也可以判几十年。所以，在执法的过程中，执法者往往是选择性的执法。父母管子女只能是“杀鸡给猴看”，不能把“鸡”和“猴”都杀了，于是只能找一些人来惩治、管教一下。所以，中国制度体系是一个“管全民”的制度哲学。

　　中国企业家说：在企业里我们可以当“老子”，到了社会上，对着当官的我们必须是“孙子兵法”。企业家做得再大，如果没有官，你就得当“孙子”。碰到再小的官吏，他也是执法者，如果你当“孙子”都不会，你就没法生存。所以，在浙江做得成功的企业家们有一个趋势，企业家成功以后，就要当官。毕竟，有了官才有地位。

　　中国的制度永远有特殊的情况，留下不规则的形式——通常情况下是“长辈”可以特殊对待：任何不让汽车进去的公园都可以有汽车进去。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制度会越来越严格，制度的台阶会越来越高。但是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弹性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在经商过程中的潜规则也可能会越来越大。指对这种情况，中国需要进行制度转换。

　　赢周刊：由于不违规的成本很高，许多企业打出生起就带有“原罪”，这也是中国商界目前讨论最热闹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商业要如何进行制度的转换？

　　金碚：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人可以不违规。中国所得税的税率就有十几种，高的可以到33%，低的可以到15%，有的税可以减半执行。在经商的过程中间，不违规行不行？一般情况下，不违规的企业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中国必须要和现代制度进行融合和对接。中国商业演进的制度是两个：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是走国际化道路。它们要求中国的制度要实现平等和公平。现代中国商业制度建设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向和要求，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商业制度。

　　首先，要消除制度的歧视性，改变“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药”；

　　第二，增加规则的透明性；

　　第三，扩大立法的参与性。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制度的建设，不是像过去父母官那样制定规则；

　　第四，要逐渐减少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通过一个公平的、透明的制度来执法；

　　第五，要降低政策的法规和潜规则之间的差异；

　　总而言之，只有以公平的竞争为基础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竞争能力才是最可持续的。

　　赢周刊：企业家精神再造是企业家转型的核心问题。你在广东和浙江都工作过，也是区域研究的专家，你能否把你所认识的这两地的企业家做一个比较？

　　丁力：广东和浙江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前列的地方。两地企业家都具有重商、务实、包容、粗放的特点。但又各有不同。

　　首先说 “重商”。广州的“商”是“坐商”，浙江的“商”是“行商”。

　　其次说“务实”。广东是“房东文化”——提供厂房，收租金。广东很多企业曾经很辉煌，但是现在已经被别人兼并了。因为广东人有一种心态，小富则安。而我去温州看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一个小孩18岁成人后，如果他天天跟在老板后面当马仔，他是娶不到老婆的，只有他做了老板才能娶到老婆。但是，他没有钱怎么去做老板呢？这就需要所有的亲戚都去支持他，钱多的亲戚可以支持三四万，钱少的可以支持二三万，聚在一起就是二十几万了，这就叫创业基金，原则上这笔钱是不用还的，所以温州人都喜欢做老板。

　　第三个是“包容”。广东人非常的包容，你包二奶，跟我没关，互不嫉妒，互不干扰。浙江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抱团文化”。像温州炒房团一样，他们都是一帮一帮出去的。

　　第四个是“粗放”。这两地的企业家都习惯于粗放，但是也有差别。浙江人办厂办到外面去，是“粗放”人家；广东人是把人请进来，“粗放”自己。

　　赢周刊：周兆晴先生是广东人，一直在企业工作，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你怎么看待这一代的新粤商？

　　周兆晴：广东有很多移民，形成了新粤商。商帮分为地域和外来移民两种。具有地域特点的有晋商、徽商等，比如说温州商人，他们90％以上是温州人。而移民文化的商帮有京商、沪商，他们从外地来创业，来自五湖四海。

　　而粤商并不一定是广东人，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成了新的客家人。广东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创新。有些新粤商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做研究。从国际上来说，德国商人，都是德国人。但是美国商人，多半不是美国人。粤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像一种美国商人。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说“新粤商”，那新在哪里？新在他们是一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许多制造业之外的企业家，用工业化生产的方式，去做金融、保险、旅游、零售、房地产，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比如金融业的招商银行或平安保险，它们达到了国内同行发展相当高的水平，广东的房地产企业家也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赢周刊：实际上周兆晴先生不同意丁力先生说的，“广东企业家粗放的特点”。对于这个问题，丁力先生怎么看？

　　丁力：周先生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做的判断，而我是搞理论研究的，我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个问题的。

　　广东现在工业产值2/3是建立在外源型经济基础之上，就是港澳台外商投资创造的。这个比例在浙江是20%多。我们现在是工业化的时期。北京的好的房地产至少广东省开发商开发的占了一半。但是今天的房地产对中国来讲不是一种正常化的现象，至少老百姓买不起。在这样的一种类似于泡沫经济的情况下，新粤商取得的成就，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赢周刊：广东的企业家有重商、务实、包容、粗放这些特点，从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来说，这些特点够不够？

　　丁力：我觉得不够。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我们企业要注重对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再造。有三个方面要重视：

　　第一，创新是一种风险。务实，说得不好听，就是注重眼前利益，创新还需要眼光，我觉得广东企业家现在过多的规避风险，而创新的企业家要喜好风险，广东企业家还需要脱胎换骨。

　　第二，创新需要要注重未来。比如美国搞一个药的研究，是15亿美元，10年的周期，广东的企业做不到，但任何的创业都不能是短期的。

    第三，创新要学会合作。广东企业家不喜欢干预人，我们怎么跟人家合作才是一种更大的包容。而这种合作不是同志合作，是异志合作，而且是分工合作的。这就需要魄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