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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广州零售企业为代表的“粤商”群体在全国业界地位的不断下滑正成为一个广受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现象与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最先崛起的“粤商”们却在“饮得头啖汤”后大都停滞不前甚至消失匿迹？为什么最先“试水”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以及“超市”等新型零售业态的“粤商”们大多“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在全国连锁100强中却少见踪影？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笔者试图从“粤商”的个性以及环境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引起对它的重视和讨论。

    一、“现代粤商”的概念及研究“粤商”的意义

    区域地理、文化、资源等一系列条件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的商业传统、氛围、理念以及行为特征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比较知名的如“徽商”、“晋商”、“宁波帮”等全国性知名“商帮”以及“渝商”（重庆及万州商业）、“鄂商”（汉口商业）、“江西商帮”、“福建商帮”、“山东商帮”等区域性“商帮”，都曾承载和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商业辉煌。

    从各类公开发表的文献看（注：为了研究“粤商”，笔者于 2003年至2006年间先后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却始终未查到有类似于《徽商精神》、《晋商与经营文化》、《寻找苏商》等这样的针对“粤商”的研究性著作。相反，“徽商”、“晋商”等相关研究著作一般都有数十本之多。此外，近十年来兴起的“淅商”研究更是以每年一度的“淅商大会”以及《淅商》杂志而得到广泛关注，而“粤商”却始终未能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尽管也有“粤商”（注：参见范勇著：中国商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广东商帮”（注：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第1版，第93页）等提法，但这里的“商帮”大都是指广义的“经商活动”，所谓“经商”不仅包括做贸易、开商店，还包括“兴办实业”即办各类工厂。因此，它们一般不是纯粹就商业贸易来界定和区分“粤商”的范畴。

    笔者看来，“粤商”包括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的“粤商”，即泛指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指所有的“生意人”，即包括制造业主在内的所有企业主，相当于“广东商界”；二是狭义的“粤商”，即特指以零售业经营者为代表的商贸流通业的投资者或经营者，包括批发、零售、餐饮、酒店等实体商业以及物流、商业管理咨询在内的商业服务业。本文所指的“粤商”即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此外，“粤商”在本文中还有一些限定。包括：第一，这里的“商”，一般不是指个人，而是指“企业”，即法律意义上的“商人”。换言之，本文的“粤商”就是指广东商业企业群体；第二，“粤商”并不是笼统地包括所有在广东注册的商业企业，而是指企业的投资人的户口所在地是广东的企业。那些中央企业、外资企业或外省企业在广东所办的商业企业，并不是本文意义上的“粤商”；第三，“粤商”并不限定其企业注册地范围，只要是广东商业企业对外投资兴办的商业企业，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省外，都属于“粤商”。不过，本文基本上仅指注册地在广东省内且投资人有广东户籍的商业企业。例如，尽管华润万家、好又多、百家都在广东注册，但它们不能算作“粤商”行列。同样，国美虽然是广东人办的企业，但它属于广东商业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不能算是本文所指的“粤商”。

    “现代粤商”在本文特指自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粤商”。在严格的意义上，“现代粤商”包括所有由广东人在广东省内及省外注册的广东商业企业，但考虑到广东省地域范围宽广、区域商业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差异以及代表性问题，本文所指的“粤商”主要是指以珠江三角洲商业企业为代表的“粤商”。

    “现代粤商”在中国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历程中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由于广东率先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长期压抑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一下子率先在全国爆发，于是使广东商贸流通企业长期处于全国的优势领先地位。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大多数先进的零售业态、流通技术以及组织形式，都是由广东商业企业率先引入并尝试，例如，超市、购物中心、购物广场、第三方物流等；另一方面，20世纪 80年代至90年代的近20年时间里，不仅“广货”销遍全国，旺盛一世，而且广州及深圳的零售企业、餐饮企业、酒店企业、批发市场、商业街等都一度领先全国，造成了“发财到广东”的盛世。

    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经济的全面建立和内地商业企业的全面崛起，再加上外资商业企业的强势进入，“粤商”的风光似乎不再，除了广州广百、广州天河城、深圳天虹等知名品牌还在国内商界勉强受到广泛关注外，原来的大多数一流品牌，从南方大厦、友谊百货、新大新、深圳国贸，到北京路、海印电器城、白马服装批发市场、广州电脑城等，现在大多都在沦为全国的二流品牌，有些甚至处于消失或转业过程中。经验观察表明，这已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群体现象，是一个相对于广东省所拥有的商业资源优势、发育成长阶段以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对比而能直观判断的客观“事实”，对于这一现象和“事实”，如果仅仅只是将它们看成是个别企业的管理问题或决策问题的产物，而忽视其作为一个群体的个性、理念、模式以及环境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将容易使人们对这些现象产生“误读”和“误解”，从而有可能使目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粤商”的个性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同的“商帮”，都具有各自独有的经营模式、理念和行为特征。例如，据专家分析，正是过度张扬、过度扩张以及官商结合等特性，导致了“晋商”、“徽商”从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彻底消失（注：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第1版，第93页），而“粤商”的“重实效”、“淅商”的“重合作”、“闽商”的“识时务”等特性，导致他们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能够风生水起，纵横商海。

    相对全国各地的现代“商帮”而言，“粤商”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但与“苏商”、“淅商”等“商帮”的开拓性和成长性相比，“粤商”有它的局限性。其所以如此，无疑与它的个性有关。

    由于地处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与港澳相邻，最早培育和开放市场，最早接受东南亚产业转移，因此它们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南越区域色彩风格和带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企业群体，造就了“粤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特征。这些个性既造就了“现代粤商”强大的生命力，又带来了制约自身发展的新问题。

    就积极意义而言，现代“粤商”具有四个方面的优点和个性优势：

    然而，与上述个性优势相联系的是，如果它们不能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断提升和发展，则部分优势就有可能转化成不足或弱势。

    第一，稳健有余，进取不足，保守过度。中国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国家，尽管市场体制不完善，但市场空间却非常大。全世界的商业企业都把目光瞄向中国，看中的正是它的巨大市场前景。然而，相当多的粤商却只顾“耕好自己的几分地”，踞守岭南一隅，极少对外省进行大规模扩张。他们一方面宁可失去全国各地高速扩张的商业机会，或者不敢或者不愿意到外省去冒风险。他们大多“知足常乐”，小富即安，尽量守住到手的利益，而不愿意将它们转化对外扩张的资本。

个性特征	主要表现
市场敏感性强	粤商一般能先人一步，发现商业机会所在。并且在别人看不准或犹豫的时候，果断而大胆地做出决策。这也是大量新兴业态和商业领域的先进技术被最先应用于广东商业企业的原因之一。
接纳和包容性强	粤商对于各种有能力的人才以及新生事物，普遍能够虚心学习接受，并对于企业发展有利于的批评建议以及有能力的人才都能包容和接纳。这也就是珠三角一些农民商人虽然自身没有文化，但却能办大型批发市场、高档连锁酒店以及商业街的原因。
讲求实效和稳健	粤商做商业，就是“办工厂”一样，实实在在，既不虚涨声势，亦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赚得手里的才是钱”，一般不做摸不着边际的“宏伟设想”。大多不冒风险，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朋友是朋友，生意归生意”，算盘打得精准。一切经营，强调的是效果，对于形式如场面上的东西，“粤商”们普遍并不讲究。当年郑州亚细亚在广州仟村百货经营时，每天早上鼓乐队迎客，粤商们就弄不懂它有什么实际意义，无一接受。
注重实干和苦干	大多数粤商是从小商小贩做起来的，所以即使现在规模做大了，亦勤劳苦干。“员工休息，老板守店”不足为奇，“大商场开业，老板亲自擦玻璃”，你也不要吃惊。

    第二，务实过头，务虚不足，不事张扬的背后又忽视形象宣传和品牌包装推广以及企业价值的发现。近三十年来，广东始终是中国商业第一大省，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它却是全国商业类上市公司最少的省份之一，不及一个武汉市多，更无法与北京、江苏、上海相比。可以说，粤商极少考虑借助市场品牌包装和资本上市运作等现代手段来使企业做大做强。

    而且，出于务实的考虑，不少粤商“只做不说”、“先做后说”或者“做了少说”，注重经验，缺少理性思考，从而也使广东商业企业在全国几乎没有什么“品牌”影响。

    第三，单打独斗，很少合作。粤商中几乎很多找多积极主动的战略联盟式的并购或合作案例，也很难找到大兵团作战式的对外扩张经验。几乎所有的粤商都是在进行艰苦的个人奋斗，凭借着单个人或家族的努力而“打拼”，极少以联合联盟等方式进行扩张和发展。这种情形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受实力和思路限制，很难有大的发展行动；二是容易出现在同一城市或区域过度竞争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局面。各个商家自顾自，甚至自相残杀，最后两败俱伤。这种性格导致粤商的个体生命力十分强大，但却普及难以做大做强以及成长后劲不足。

    第四，重战术性短期利益，忽视战略性长期运作。粤商普遍重战术、轻战略，重短期利益，轻长期后劲。他们往往过于关注眼前所能实现的利益，至于企业形象、品牌宣传、战略布局、阶段推进、资本运作等战略行动则不够重视。不少“粤商”认为那些“东西”太虚，不实在，不如把眼前的事办好，走一步看一步，跟着感觉走，进而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缺少理性思考和战略关怀。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全局性的行业短视、对行业成长缺少一种共同的责任性、对行业的生存环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少责任心。正是由于这种个性使然，粤商大多敢于进行从无到有时的尝试、开拓以及生存，但发展成长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就十分茫然，进退两难，停滞不前，或者走下坡路。自2000年至2005年五年间，全国至少发生了100多起针对商业类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例，然后粤商中除了“深圳茂业”外，再没有第二起；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的连锁商店至少四分之一开在省外，而广东省则十分之一都不到。除深圳新一佳、铜锣湾、人人乐以及东莞真功夫、中域电讯等粤商外，其余基本上都在未出省。

    三、粤商个性的影响及成因
 
   “粤商”个性无疑形成了“粤商”群体行为的共同风格，这种个性和风格对粤商近十年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在全国各主要省市商贸零售业大扩张以及国内外零售企业纷纷走出“攻城掠地”实行全国或区域门店布局而“粤商”们却普及无动于衷，其背后就是这种个性使然。

    “现代粤商”的这种个性和风格造就了自身的矛盾境地：一方面讲求务实、不外露、谨慎、实于等个性，特别是讲求实效和勤劳实干的个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普及关注成本和利润的均衡关系的传统行为，导致“粤商”普遍在压抑或不成熟的环境条件下能够生存和成长，呈现出相当强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十多年来，除了类似于“铜锣湾”以及少数地产商转型的“准粤商”（某些开发商建立的商业地产项目）等极少数个案外，很少听到粤商中的“大起大落”案例。但另一方面，同样的企业个性却使“粤商”们在繁荣和整体高涨时期容易谨慎有余，对急速膨胀的市场和产业的巨大变化反应迟钝。他们大多“怕”冒风险而损失了既然利益，宁可“走一步，看一步”，保住“碗里”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进一步说，“粤商”的这种过于稳健、务实、不合作等个性，导致他们在扩张中资源不足、决策保守、视野不开阔、战略判断不准确。他们往往能够凭借经验能够处理好细节，却无法通过理性思考把握战略大势。可以说，这就是近十年来，粤商们未能借助“先发优势”乘胜直追谋取全国市场的关键原因，也是导致粤商未能借助资金实力、早期经验和积淀的品牌价值进行资本运作而抢占中国商业制高点的软肋所在。可以说，从中国商贸流通业发育成长的大环境来说，粤商们作为一个群体失去了 1997年之后中国商业实现全国大扩张的最好时机，也失去了在资本市场雄霸全国的最佳时机。

    导致粤商个性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然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政府的，也有企业的。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广东的区域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保”意识，就是怕多事、少张扬、图平安、财不外露、小富即安。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客家迁移或流放文化的后遗症，同时也是一种长期远离中央政府支持只有靠自身力量“发奋图强”等文化背景的反映。它反映在粤商个性中，就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少说”的传统。这实质就是基于一种“少惹是非，求个平安”的文化心态，是一种农业时代以及专制体制背景下的商人群体心态，是一种适应于“经验制胜”时代的商业文化哲学。显然，在现代经济市场条件下，市场运作和拓展需要的品牌意识和资本价值观念，如果再一味地过于务实、谨慎，就难以形成一种以积极的心态去国内市场进行扩张（注：当然，就商业角度而言，缺少风险意识的过度张扬或者一种纯粹依托“官方”支持，都难以持续发展。例如，历史有名的“徽商”就有两大特性，一是喜外出经商，扎堆在国内一些商埠重地经营，而常年不回家，“商人重利轻别离”就是指的“徽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二是“好儒”，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并与“官”结合起来，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都是由“徽商”出面招待的。但或许，正是这种四处扩张以及“好官”的传统导致“徽商”走向最后没落的深层原因。）。

    第二，与上一点相联系，就是粤商的生存环境相对来说缺少外部支持和合作，长期靠个人奋斗或自身努力。这种个性演变到今天，就是“不合作”。可以说，就全国来说，很少有像广东企业那样缺少相互合作的情形。在近十年的商业扩张中，以“浙商”最为成功，而其中“宁波帮”、“温州帮”更是领尽风骚。而“淅商”中，无论是“温州商人”还是“宁波帮”，他们都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同乡扶助”，团结合作。相反，“粤商”却一向追求孤军奋战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少合作，最后都做不大，也缺少支撑和保护。由于缺少群体保护，最后也就只能“财不外露”，绝对不可能做出象“温州炒房团”包火车专车或专机去全国炒房的轰轰烈烈的举动。

    从这些年我们对一些广东流通企业，尤其是零售、酒店、餐饮、批发市场等企业的观察来看，“粤商”之间的合作相当稀少，与“温州商人”那种抱团打天下的盛况相比，“粤商”之间的不合作已成为它们“多而不强，强而不大”的主要因素。如何走出这种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格格不入的缺少团队合作状态，是考验整个珠江三角洲经营环境优化以及企业升级转型的关键问题。

    其间，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面对这种不合作，政府部门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不干预市场”为借口而回避正确进行市场导向的责任。当然，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走过来的各级政府部门大多还没有找到一种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导企业进行合作以及推动产业成长的机制和办法。

    第三，粤商很少得到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这也是中国商界特有的一种现象。即便是一些国有商业企业，也很少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在资源和条件上几乎根本得不到类似于上海百联那样的支持。因此，粤商们逐步形成了依靠自身力量逐步发展的风气，一般也没有想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等进行大扩张的思路。

    第四，广东商界还有一个“重外贸，轻内贸”的传统。从宋代开始，即是如此。这恰恰与浙江等商人形成反差。粤商有着把“广货”卖到世界各地的本领，却在抢占内地市场方面被海内外的各地商家步步逼退到“岭南一隅”自守，甚至边广东大本营都打得“势均力敌”而缺“反击能力”。这样，一个可见预见的境况，在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广货”和“粤商”的黄金时代之后，在“内需主导”的国内市场大扩张中，“粤商”可能

    四、深入研究粤商转型升级新思路，推动粤商对外扩张

    任何企业群体在一定的环境下，都难免受到相应的环境约束并相互影响，形成群体效应。“现代粤商”发育成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受惠于“双轨制”和“率先市场开放”这样的市场不成熟、不完善的特殊条件，因此，对于市场成熟和完善条件下，如何对外开拓市场、展开跨区域扩张以及如何运用现代市场理念和资本运作理念来逐步实现企业从市场化初期向市场完善时期的升级转型，已成为摆在“现代粤商”面前的一道“槛”。可以说，对于内地大多数省份的商业企业来说，它们更多的是要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向初级市场观念的转型，而对于“现代粤商”来说，则是要尽快实现从与初级工业化背景下的初级市场观念向更层次的市场观念的转型。

    第一，“粤商”群体在目前内外的冲击下，应该开始进行群体性的反思和集体意识的觉醒。从目前的情形看，粤商们面临当前国内外商业企业大扩张所作出的“滞后”反应，显然不是某一家企业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粤商”在全国地位的下滑，也是一种集体地位的下降。实际上，这是现代粤商在这一轮商业大扩张中对机会把握的“集体丧失”，是一种持续成长的中断和断层，是粤商群体性地对商业环境变化的判断不到位以及行动的失措。因此，“粤商”们有必要对此进行集体反思，尽早跳出观念、环境、传统经营模式等多种约束，完成升级、转型和企业再造，参与到对整个中国新一轮的商业大扩张浪潮中去。

    第二，广东省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粤商”群体性以及全行性地位下滑的严重性，尤其是像广州市政府各部门更应该看到这种全民皆知的事实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过去二十多年，广东各级政府“重生产，轻流通”中毒太深，对发展工业充满着近乎圣徒般的“迷信”和痴迷，有着其特定的产业背景。尤其是像广州、顺德等城市在工业化的激进性追求陷得太深，对以商贸流通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冷落了长达十余年。其结果可想而言，因为政府从资源、规划、资本、项目等多方面长期将商业排斥在外，有限的资源和财力全都倾斜到工业、房地产等“高产值”性产业，商业自然它们难以获得有效地发展。实际上，十多年来，“粤商”在上市、并购以及规划布局存在的问题，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对其“泠漠”的烙印。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政府部门有必要“动大手术”来振兴商业了。一方面对整体“粤商”生存环境进行系统性改善，另一方面对商业长期“供血不足”导致的营养进行适当补偿，并从政府决策层面将城市商业规划布局及发育成长提升到战略决策高度，那么，“粤商”在全国地位的进一步下滑将有持续恶化之势。

    第三，加强“粤商”研究。广东是全国第一商业大省，但在商业教育和研究方面却十分薄弱，其排名远在10名之外。广东省的商业教育和研究在全国的地位，与广东连锁商业在全国的地位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从广东省政府研究中心、广东省社科院，再到广东省各高校，对商业的研究不仅无法同北京、上海相比，甚至比湖南、江西、黑龙江等这些省份的影响力还要弱。因此，“粤商”的振兴之路与“粤商研究”的开展有着密切联系。因为缺少理性和战略导向的行动，往往难以持久且容易迷失方向。加强“粤商”研究，将是引导和推动“粤商”崛起的一项先导性工作和重要的使命。

    总之，如何发挥粤商的优良传统，引入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和企业文化，突破自身和地域的多重约束，需要学界和商界的共同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