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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是继晋商、徽商之后中国又一著名商帮，潮商的辉煌一直延续到现代，出现了李嘉诚等商业大亨，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敢想敢干、冒险拼搏、抱团出击，使潮商常常无往而不胜，但某种程度上，这些精神也让他们法律意识比较薄弱，很容易触及“雷区”。如何将杰出的商业智慧与良好的企业伦理相结合，相信是当代潮商需要深思的。

　　特质：冒险拼搏抱团合作

　　潮汕人被喻为东方的“犹太人”。据有关部门估计，海外有华人华侨5000万，其中潮汕人有1000万。潮商在近代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显赫地位。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公布的“2007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中，著名潮商李嘉诚以1794亿元财富名列榜首，而前200名富豪中潮商就有20位，占1/10。可以说，潮商是全球华商中最会赚钱的族群。

　　潮商的故乡潮汕地区面积约10346平方公里，约为全国的千分之一，约为广东省的1/18。为什么在如此狭小的区域，能够产生如此庞大的商帮呢？

　　在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所长黄挺眼中，潮商的冒险精神跟潮汕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古以来，潮人就和大海结下不解之缘，渔业、海运、海上贸易有很长历史。明代中叶后，潮州人口激增，可垦土地越来越少，潮汕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更加兴盛。穿越在海浪与海寇之间，造就了潮商顽强求生、冒险拼搏、艰难创业、不怕竞争的文化性格。

　　“海洋不仅仅是一个生态自然环境，它同时也是一个与潮州商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人文环境。”黄挺指出，宋元时期，因为有政策支持，潮州海外贸易相当发达。而整个明代，倭寇、海盗之祸几乎从未停息；同时，实施海禁政策，不准商人出海。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海外贸易的潮商必须同时对付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艰难的环境也激发了他们冒险和拼搏的精神。

　　家族观念浓厚、抱团合作是潮商的另一个品格特征。黄挺认为，在潮汕，家族建构活动开始于宋代。而家族组织大量出现，并且和乡村地缘叠合，则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种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宗族社区，对潮州商人文化品格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济则指出，海洋贸易的巨大危险，使巨商大贾不愿“忘危身以博阿堵之物”，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出船或放贷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以获取巨额海上贸易利润；而从事长途海上贸易的往往是那些中小商人，中小商人“为之四处经营，以分其息”。而在“红头船”（古代潮商的标志）出海贸易中，也较早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商业伙伴关系，参与“红头船”贸易的商人以及水手均可获得商业利益。

　　因此，冒险拼搏与抱团作战的特质，是潮商制胜的法宝。

　　软肋：规范意识较薄

　　与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对政府的依赖较少。晋商、徽商许多都是“红顶商人”，通过拿下运盐等垄断权力而积累巨额财富。而潮商擅长从事海上贸易，因此胆量更大，只要看准了目标，就敢于马上投入重金，博取厚利。但冒险做过头了，有时难免走向反面。几年前，潮汕地区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巨额出口退税的重大案件就曾经惊动全国。

　　潮商为了逐利而游走于政府规定之外的“灰色地带”，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明朝严厉禁止沿海商人私自进行海上贸易，并毫不留情地镇压违抗禁令者。在这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潮州海商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谋求，艰难地与朝廷抗争，“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这段历史对潮商文化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广东药学院社科部教授刘海欧，几年前在汕头大学任教时曾做过“经济全球化繁荣下潮汕地区家族企业伦理”的研究课题。在调查中，他发现，潮汕地区家族企业伦理中存在着理想中维护道德而现实中违反道德、崇尚良好企业伦理却又缺乏内在道德自省等问题。

　　在回答“您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诚信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50%被调查的潮汕企业负责人选择“绝对讲诚信”，另有15%选择“讲诚信有利企业发展”。但他们选择实际奉行原则的前几位却依次是：随机应变、稳定发展、只重视效益与利润、自信自强、诚实守信。“应该”与“实际”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距。

　　调查显示，尽管不少潮汕企业把“诚实信用”等作为自己企业的基本理念或核心价值观，并认为这是企业成功发展的根本要素，但对于社会上存在的相当普遍的不诚信经营行为，却往往归结为外在环境的影响——百分之六十的企业负责人认为“社会风气不好，大家只顾挣钱”，一半的企业负责人则认为“用来支持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法律制度不健全”，而企业经营者很少作自我道德反省。

　　刘海欧认为，潮汕企业在伦理道德上的矛盾看法，反映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道德双重标准：对于非道德经营行为的批评，多着眼于指责他人，是一种他律；而在自律方面则宽以待己，将非道德行为归咎于大环境，拒绝为个人进行的不道德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潮汕商人逐利意识很强，而规范意识则比较薄弱，对企业伦理还不甚了解。”刘海欧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强调。

　　企业伦理：亟待重构

　　“今天，怎样对潮商的冒险精神、家族观念这一类文化传统进行扬弃改造，继承和保留它的合理内核，尽量消除它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黄挺在今年10月29日北京“第三届潮商大会”上如是表示。

　　对于潮商企业伦理方面如何转型与创新，刘海欧给出了他的建设性建议——

　　第一，潮商的伦理关系要从封闭向开放转型。

　　从国内外家庭企业演进的规律来看，家族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家族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家族企业化→公众公司”这个路径演进的。这种演进模式表明，潮汕地区的家族企业要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成功扩张，则首先必须打破封闭的关系网络，摆脱其将企业的生存发展与家族兴衰紧密联系的传统。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学习跨文化管理，将家族传统与西方的制度化管理成功地结合起来，不仅要依靠家族，更要超越家族，实现伦理关系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

　　其次，潮商的企业伦理秩序要从纵向型向横向型转变。

　　家族企业实际上是由家庭和企业这两个重叠的系统构成，家庭企业里各成员所负的职责和所扮演的角色，往往也就是个人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延伸。每个人在家庭里所处的地位，往往对于其在家族企业里所扮演的角色有重大的影响。整个企业表现出一种纵向性的伦理关系。但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是一个群体智慧的时代，经理、专家和全体员工理当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理当受到企业平等的待遇。因此，家族企业很有必要把自己的价值定向、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价值判断从纵向垂直的由血缘亲情所决定的伦理关系向横向伦理关系转变。

　　第三，潮商的企业伦理价值取向要从单一谋利转向担负起社会的责任。

　　一般而言，家族企业赢利目标明确，有极强的逐利性，与之相对的则是社会责任感差，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甚至不择手段。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家族企业既有进入市场、占领市场的权利，又有遵循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原则的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的结合，客观上要求家族企业的谋利行为除了经济上的可行性、法律上的合法性以外，还存在伦理观念上的行为正当性。因此，家族企业伦理除了是调适本企业内部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外，更应该表现为面向社会、面向宏观经济发展的责任心和法制精神，以及对国家社会、对消费者负责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只有当其逐利的同时，也带动行业、社会的进步，潮商所创办的众多优秀企业才能基业常青。

　　潮商代表人物

　　李嘉诚

　　从卖塑料花开始发迹，到在房地产业界扭转乾坤，再到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不愧是杰出潮商的典范。

　　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潮安县一个书香世家。1940年移居香港，1943年辍学，当过学徒和推销员。1952年创办长江塑胶厂。1972年7月，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1979年购入英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22.4%的股权，成为第一个入主英资财团的中国人。1986年，他名列香港首富。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内地投资的范围已涉及房地产、旧城改造、港口、货柜码头、能源、旅游、道路等，总投资已达60多亿美元。他还在内地兴教助学，在汕头创办了汕头大学，总投资已逾10亿港元；从1998年起，他还与教育部共同在内地设立并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马化腾

　　有“QQ教父”之称的马化腾，是潮商的新锐代表。他创办的“腾讯”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即时通讯运营商。他的创业历程，体现了潮商大胆创新、不轻言放弃的精神。

　　1998年11 月，他和合作伙伴凑了50万元人民币，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从此改变了大学毕业后当软件工程师的命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基于Windows系统的ICQ演示，ICQ当时虽已风靡全球，却没有中文版。由此，马化腾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在中国推出一种类似ICQ的集寻呼、聊天、电子邮件于一身的软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令腾讯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发展了500万个用户，并引来了2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从而渡过了资金难关。2000年，已拥有上千万用户的腾讯开始切入网络广告业务，终于带来大量现金流。2004年6月，腾讯在香港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