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最具有发展效能的浙江民营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似乎也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不过，在危机面前，精明的浙商已经意识到，“危”中同时也包含无穷的机遇，整顿好行装，朝着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努力，这将是浙商下一个30年不懈努力的方向。

　　在由《第一财经日报》主办的“思想盛宴之大师会”上，6位有代表性的浙江企业家就抓住机遇与经受诱惑畅所欲言，分享他们的实践智慧。

　　企业家应能够经受得起诱惑

　　秦朔：6位企业家的演讲，给我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代表的企业家群落，是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依靠扎扎实实提升管理水平和不断自我超越和创新获得成就的。所以我想，今天的讨论，就集中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干什么，或者是去哪里，第二个是怎么去。

　　第一个是进去和退出的问题。在中国，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些机会你可以靠管理、创新获得，但有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寻租的市场，对于中国大量的企业家来说，在判断他怎么抓市场机会时，他可能把握不了，面对寻租机会赚快钱的诱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面临着进入到哪里，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的困惑。我希望和我们在座的进一步去讨论。

　　郑永刚：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中国的企业实际上还是机会竞争。这个机会竞争力怎么样把握好节奏？首先我觉得还是要从国家的宏观战略来分析，因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必须要和国家的战略结合起来。

　　第二，我觉得在当前的环境下，投资还是要多元化，但是经营必须是专业化的。这样你能抓住机遇，也可以将产业做强做大。过去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多元化李嘉诚先生做得最成功。专业化有更多成功案例。

　　第三，量力而行，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实力，最后做到了一定程度，就倒下了，出局了，从而就彻底丧失了机会，所以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陈妙林：我认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抓住机会，需要辨证来看。比如说，开元曾经面临着以酒店业为主还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困惑，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房地产和酒店收入基本上是相等的，也就是每年25%左右的增长，在营业收入差不多的情况下，房地产的利润大于酒店。但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房地产才做了三五年，但我们酒店业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同时，酒店业经过了两次的宏观调控洗礼，但房地产还没有。最后，我们认为酒店的前景非常好，坚持了酒店为主的路线。

　　此外，在期货和股票投资上，我们也非常保守，尽管这里面或许存在快速赚钱的机会，但我们是非常谨慎的。

　　我感谢政府，我感谢改革开放30年，感谢政府对我的政策，但是我从来不拿一分钱去行贿，在诱惑面前，我经得起考验。

　　茅理翔：我搞过两次创业，一次是1985年到1995年，当时还是不错的，很拼搏，后来把这个事业交给女儿。从1996年开始，我创立了方太集团，因为我儿子很优秀，所以我在2002年就彻底交班了。现在，我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就是在外面讲课、写书、办学校。

　　回忆起方太集团的历程，我认为，集团在第一个十年成为中国厨房领域第一个品牌，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第二个十年我们准备做世界的著名品牌，以后的30年我们还是做厨房产品不动摇。

　　我觉得，未来30年是中国整个社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30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厨房”，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厨房产品潜力还是非常大。我们抵御住了各种诱惑，但是企业的规模却越做越大，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我们还是比较稳健的，和去年相比，公司还是有相当高速的发展，这其中的重要一点，是因为我们占领了高端领域。

　　马津龙：在媒体眼里，温州商人是机会主义的代表，好像最经受不起诱惑，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说炒房，温州的企业家炒房很少的，都是企业家的太太在炒。刚开始，大家是赚点小钱给小孩子读书用的，但是发现这里面有财富机会，所以有很多人去炒，但炒家其实都不是企业家，企业家一般是在搞投资，做实业。

　　说到多元化、专业化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中国有一些企业有特殊的机会，不妨去搞一下多元化，但这个机会下的多元化是不长久的，如果是投机的，迟早会套进去的。我们一些不太成熟的企业，有时候的确可以抓住一些机会，但是真正创品牌的企业，是不可能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的，还是必须实现专业化。

　　我认为，温州商人有时候的确是会抓住机遇赚一笔的，因为温州社会资金充裕，经营网络宽广，相对就可能找到更多的机会。温州商人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抱团，某一个人有关系网，一片人就可能跟进去了，形成了气候，对于股票，我是不赞成他们炒股票的，希望他们赚钱的还是要专心搞投资、实业。

　　孙德良：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诱惑，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一句话——天下的事做不完，天下的钱赚不完，我只做我擅长的事，赚我该赚的钱。我觉得，我们不能头脑发热，要经受得起诱惑。

　　第二点，我遵循的扩展理念是有机扩展，我们公司成立了很多的子公司，但是这些子公司的成立都是和过去的基础有关的，在这个情况下我实现扩张，叫行业内的有机扩展。

　　我觉得我做企业就是这两点，我拿它们时时刻刻提醒我，我觉得是很有用处的。

　　张周芳：在当前的金融危机面前，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企业反而是充满了机会。比如说我们公司，得益于今年7、8月份进行的一些机制改革，我们下半年的业绩还是上扬的。

　　我认为，危机其实就是危险当中的机会，世界级的企业成长都是经过了大危机，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过一到两次大的危机，是不可能长大的，这就像一个人一样，小孩子不长痘是长不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了机会，我们一定要看到冬天的好处，把自己的核心能力建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企业应对未来的发展。

　　创造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秦朔：刚才我们讨论进入的问题，有产业的机会，政策的机会，官员提供的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在什么阶段把握，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做下去，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国际通用的答案。每一个国家的机遇环境都不一样。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做已经选择好的市场和把握的机遇。我们30年来学的都是国外的管理方法，包括今天说的很多术语都是国外传来的。如专业化，为客户创造价值，组织结构等等，这个范畴里面，有没有很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办法，还是这一些东西是通用的，把国外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怎么样做强做大？

　　茅理翔：我始终感到，对我们民营企业中相对来说比较中小的企业，完全用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要吸收优秀的地方，把我们传统管理当中的优势地方结合起来，创造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模式。

　　我现在说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模式，如果说能够按照管理人自己的特色、企业的特色，把现代企业制度跟这些特色融合起来，比如说方太集团，现在总裁是我儿子，董事长是我，但是我儿子所有的下属都是博士生、硕士生，这就是方太集团自己在探索的模式。我们是家族模式，但是能够把比较现代的、有责任的、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引进来，同时把很多现代管理的体系引进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保留家族企业的优势，也可以学习西方的优势，从而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体系。

　　陈妙林：承接刚才茅总的话题，我现在最紧要的是找一个接班人——第一，按照我的设想，我到60岁要退休，现在还有3年，所以我有非常强烈的紧迫感；第二，我到退下来之前，我的股份，我要送给管理层，只留30%股份养老，现在我有36%送掉了，还有20%多没有送掉，我在3年时间送不掉的话，下一任董事长继续送。

　　我觉得社会财富要回归社会，财富的积累要依靠大家共同的创造，不是靠一个人创造。具体到管理方式问题，我想，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肯定要学，但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现在国内的酒店业20强中，我们是唯一一家民营企业，其他的19家基本上是国有资本，或者是与国有资本有关系的。作为民营企业，我们的优势就是体制、机制上的优势，比如观察问题快、凝聚力强，但我们也要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我们提出了一个国际标准和东方文化相结合的理念，这种理念可能会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竞争优势。深入一点说，国际酒店最大的优势是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我们在这个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加上人性化的服务，融入了东方民族的精神，这就是管理上的优势，从实践来看，我们融入的东方文化还是很受欢迎的。

　　此外，国际集团管理的酒店餐饮很少，但我们的餐饮做得很大，占营业额的60%。还有娱乐，国际集团对娱乐不重视，我们比较重视。当然，人性化的服务，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到位一点。

　　孙德良：我觉得最先进的管理应该诞生在中国，这次金融危机，美国老板完全是自由的极端，我们以前则是全部国家控制，改革开放是把计划和市场相融合，因此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中庸之道。

　　管理在我看来，既要有制度化，也有人性化，不管是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未来的管理理念，最先进的东西要诞生在中国。

　　马津龙：我认为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形成的企业制度、经营方式有前景，所谓中国特色，不是说搞出更先进的中国特色的经营方式，我们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实现。

　　在我看来，企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区别的可能是有规模的长期发展，创世界级的企业。家族企业可以一代一代发展下去的，在国外，有长期几百年发展的企业，但全球表明，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一般都是职业经理人在经营。所以说，家族不一定好，我们只能说，在家族的这个框架下，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能够使没有家族管理下的企业，也可以长期发展下去。

　　郑永刚：从中国的企业管理来说，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很年轻，从管理上来讲，学西方的成功经验，这个没有错，但西方的管理有局限性，所以要结合中国自己管理的特色，因为中国人比较灵活，要管好灵活的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特色，适应自己的发展和管理模式。

　　第二，小企业的管理相对大企业来说，并不显得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机遇。在企业小的时候，一个决策的成功，意味着这个企业的发展，管理则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大了以后，管理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显现出来，这时候，稳健是第一步，这个不管是专业化也好，多元化也好，都是很重要的。

　　第三，中国企业，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家长制。作为创始人的企业家，你可能个性很鲜明，最后形成一个问题，老板没有点过头的话，下面很难实施，这几乎成了一个潜规则，这个就是未来中国企业需要改变的现状。所以说，制度创新很重要。

　　第四，关于接班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既要对下一代负责，又要对企业负责。他有能力的话，可以创造更大的企业，所以这些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让孩子幸福，快乐。

　　张周芳：我最近更新了我的思想，孙总刚才说自己每天的现金流是正的，我觉得我的思想流是正的。我觉得中国的管理就应该是一个有中国特色文化的东西，西方的供应链什么都是西方的语言，就比如山东人的管理和上海人的管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管理和国外的管理也不应该一样。我觉得管理是管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管激情，要管能动性、规范性。

　　秦朔：请允许我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总结一下。第一，中国经济对速度的依赖非常高，从增长的速度来讲，政府比较强大，政府来保证就业和社会的稳定的话，我认为恢复最长是两年的时间。

　　第二，如果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而不是数量，效益而不是速度，发展而不是增长，我觉得我们要真正达到这次宏观政策的调结构、促内需目的，就是经济要转型，经济要升级。升级和转型的时间跟保增长的提升相比，会比较漫长，如果我们可以再用10年到20年，把整个经济进行升级和转型，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家已经找到了更加依赖于创新的方向，只要坚持，中国经济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把增长的速度提上去，用更长的时间努力，中国可以成为强大的、伟大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