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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粤商凭借特殊的地域和政策优势，以其天生的商业意识，加上注重实干、开放变通的优良品格，以及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洗礼之后，一代粤商形成了重商、开放、兼容、创新的新粤商精神。

    一、在传承粤商商业文化中形成的新粤商精神

    1、两千年历程造就重商、开放的文化基础

    历史上，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合称五大商帮。粤商早期虽不及晋商、徽商，但当晋商、徽商相继黯然之时，粤商不仅长盛不衰，而且越来越辉煌，最终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商帮。粤商因何能长盛不衰，且能成为当今经济发展时期的一代富商，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粤地特殊的海洋性、边远性区位，使其从秦代开发以来，就一直承担着与世界交往的重任。便利的海运、河运交通，丰富的海产、亚热带果品，都为粤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至18世纪，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的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排名第四。当时的广州十三行，有“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之说；黄埔古港有来去穿梭的洋船帆影，成为这个千年商都、千年港城繁华的形象写照。这期间，世界各地的商贸活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集中交汇于广州。那时的广州被外国人称为“CANTON”，在欧美世界名声显赫，以“进入中国的最主要通道”而著称，广州成了南北水路商贸的交汇点。为供应广州海关出口，珠江三角洲地区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种植养殖业和工场加工业也兴盛起来。商业的需要使众多商人应运而生，商业的高利润也使许多农民、工人转向亦农亦商、亦工亦商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期的海内外贸易，形成了粤商开放变通的性格。南粤远离中原，中原的传统文化对其影响不深，而频繁的海外贸易却使他们更易接收西方的思想观念，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至于稍后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人创办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则更是容纳、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

    2、“先行”特质使粤商善于率先抓住商机

    自古以来持久而迅速发展的商业赋予粤人重商求利的传统，它促使粤商形成开放性、进取性的价值取向；而中国儒学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竞争、开拓精神结合起来，对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历史沉淀下来的重商求利传统与竞争意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体现在历代粤商开放务实的性格中。从唐代开始，粤人就敢于冒险犯难，前往南洋、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建立家园并从事商业经营，从而使粤地成为我国侨胞最多的地区。即使在明清实行海禁的年代，粤人也敢；中破禁令出洋贸易；到了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粤人把握时机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修铁路、办工厂、设医院、引进技术设备。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实业家中山人郑观应更是力主变革，向西方学习，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以“商立国”。综观历史，历代粤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作为，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干别人还不敢干的事，“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只有“先”才能主动，才有意义。当代香港巨富李嘉诚（潮州籍）、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曾宪梓（梅州籍）就是善抢商机而创业成功的粤商典型。历史悠久的商业活动和众多粤人对商业的广泛参与，形成了岭南粤商不同于岭北人轻商的一种明显的重商意识。这种重商意识不仅为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商品经济奠定了历史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粤商重利求寓、务实创新的价值观念。在经商活动中，他们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固定的框架内，赚钱才是最终的目的。

    在全国掀起改革大潮时，粤地得海外风气之先，深知世界发展的潮流，加之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影响，善于寻找商机的粤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与禁锢，秉承先人的重商、务实、敢为人先的品德，运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先行一步。当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还习惯于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看待变革时，粤人已率先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破除传统惯例的经济改革措施。比如，第一个引进社会资金修桥铺路，而汽车过桥需“留下买路钱”者，是广州到珠海的五座公路大桥，它率先结束了过去路难走的历史。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资金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冲破了人们那种只依靠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才能修路造桥的僵化思维模式。又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先允许大批境外商人前来投资办厂、雇佣工人；至1994年，广东利用外资项目数占全国总数的30.07%，利用外资协议金额占全国的25.56%，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的21.16%；而同期上海的这三个指标只有3.6%、4.36%和4.03%；北京则仅为4.16%、2.35%、3.11%。粤商利用种种特殊优势将广东的社会历史推到了全国的前列，而敢为人先意识支配下的先行创新活动以及由这种活动创造的先进的社会状况，又塑造了粤商敢为天下先的超前意识。

    岭南商业文化作为一种较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形态，在新粤商身上表现得比较集中，且更突出。不论从经济的发展上看，还是从思想的解放上看，当代粤商堪称是岭南商业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具更多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

    二、新粤商精神集中体现了粤商群体的多元化特质

    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商人群体像粤商这样由多种不同渊源、背景的人群聚集而成。历史上中原汉族因宫廷内讧受贬、战乱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而出现了多次大迁徙，汉族与南方的百越族（主要是畲、黎、瑶等族）融合，在岭南各地区形成了既保留中原文化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精粹，同时吸收海外文化的多元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特征。由于文化的不同，因而形成粤地不同地区的商人也各具特色。

    广府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早在南北朝时期，梁、陈两朝均设广州都督府，其后，隋、唐设广州总管府，明、清设广州府。从秦末汉初开始，两千多年来，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不少中原人士前来贸易经商，加上早期移民就有不少商人，因此，广府人精明开放、商业意识浓厚，为了追求利润，勇于冒险，富有开拓精神，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潮。随着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提高，广州人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更新，他们开始产生现代意识，如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创新等。

    潮汕人（以汕头、揭阳、潮州为主的粤东地区人）：潮汕人勤苦俭朴，刻苦自励，敢于打拼，富有创业精神，精于商务，善于渗透。尤重义气。过去“潮州帮”商人远近驰名，这是由于潮汕人所在地区地少人多，加之盗匪多、生存条件恶劣，无论是留在当地还是被迫大批外出谋生，都需要互相照应，这就培养了他们顽强的内聚力和较强的商业意识。

    客家人（主要分布于粤东的梅州、河源地区和粤北的韶关地区等）：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中形成了强烈的群体观念，他们往往聚族而居。所谓“无山不成客”，艰苦的山区环境，造就了客家人自给自足的习俗，勤劳俭朴的品德，重视文化教育的风尚，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形成客家人乐天、豪放、浪漫的性格。

    在当代新粤商群体中，除了大部分是本土广东人外，还有建国后由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需要进入广东安家落户的外省科技和管理人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又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和“下海”人员。对于当代进入广东的外省经商人员，他们虽然保留着来源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但也受岭南文化的影响，大都融入了本土粤商行列，如步步高的段永平、万科的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等。长期以来，粤地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博采中外文化之长，为我所用。这样就形成了岭北的中原文化和本土的百越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汇合、交融的岭南文化，造就了粤商的开放性、兼容性的文化品格。新粤商擅长经商贸易，与港澳及海外资本联系紧密，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务实而不擅空谈。在商海搏击中，他们视野开阔，敢于拼搏，显示出当代粤商的气概和魄力。1987年10月，任正非从内地退役后，和其他几个人一起用24000元钱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办起了一个小公司。今天的华为，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到初具规模、成为中国高科技领域领头羊之一。20多年来，不管是创业初期，还是目前仍在进行的二次创业发展期，任正非一直努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以西方文化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自觉融入岭南文化，形成华为独特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可以看出，华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坚持的正是“重商、开放、兼容、创新”的精神。

    三、博采众长，丰富和提升新粤商精神

    近20多年来，广东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出口创汇、引进外资等都居全国前列，经济总量和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得益于政策优势和地缘优势，另一方面，更离不开一代新粤商的“重商、开放、兼容、创新”的商业精神。这是新粤商的灵魂，更是新粤商创业致富的奥秘所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粤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下了辉煌业绩。然而，进入90年代，一些商界明星却陨落或衰微，如“太阳神”落山，“巨人”倒下，“爱多”梦断，还有神州、万家乐、健力宝等也名声远去。这些早期创业且颇有知名度的粤商在短期内迅速成长起来后，本应持续辉煌下去，但由于内部主观原因却快速衰落或死亡。当然，“短命英雄”并非粤商的专利，国内同行不少也“寿命”不长，飞龙、三株、南德、亚细亚、秦池等也如飞逝流星；甚至国外的企业也不例外，一项统计表明，日本中小型企业能够维持10年的只有18.3%，运营超过20年的只有8.5%，而能够维持30年以上的则不到5%。可见，企业的兴衰更迭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像这样寿命之短、更迭之快却是世界企业史上少有的现象。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即经营管理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实际上，企业里出现的许多问题，如果仔细追究，大多是源头决策问题。那些从红红火火到负债累累的企业，几乎都可以在决策失误上找到败因。战术运用失败只会导致局部受损，而战略决策的失误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从决策失败到企业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然而，再深一层追究，决策的失败，其根源在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沉醉在既往成功的经验中，因而独断专行、盲目扩张、投机取巧和跟风冒进。这种状态，与粤商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精神相去甚远。所以，已走过创业阶段的粤商必须认真克服狭隘和自负，摒弃过时的经验和不合时代潮流的思维方式，以开放、灵活、学习以及富有远见的襟怀接纳新事物、新思维，不断改善心智模式，以科学理性的精神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的大潮催生了新一代粤商，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批批传承着当地文化传统的商帮，如北方的京商、鲁商，长江三角洲的沪商、浙商等，他们各自体现着新一代商人的风貌和特质。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许多值得今天粤商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北京人热心政治的传统由来已久，在人们崇尚政治的背景下，京商养成了一种重背景、重身份的经商传统。在经商活动中，能言善侃，注重交际，爱讲气派，宽厚包容，注重文化修养，重视精神层次的追求。山东是儒家孔子、孟子的故乡，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熏陶下，鲁商有着敦厚、淳朴、善良的性格，反映在商业领域，则表现为讲求商业道德，货真价实，从不欺诈。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他们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浙商”，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由此，他们走出了一条小商品、大市场的致富之路。百年的经商传统造就了在商界驰骋的上海商人。沪商既精明善算，也勇于开拓，他们严谨的契约意识和守信精神为人们所称道。精明的沪商在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上海独特的商业素质和商业文化，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商业精神。

    各地商帮在经商活动中，各有自己的风格、特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粤商可从中借鉴：京商的豪爽仗义，鄙薄奸诈不实之风；鲁商讲信用、讲忠诚，追求信誉；浙商商机敏捷，务实肯干，稳健经营，不图虚名；沪商的精明善算、严谨契约意识和守信精神。这些商业精神，正是新一代粤商眼下所欠缺的。

    目前，不断开拓新局面的粤商不多，更多的是还停留在低层次层面上，集中表现在：缺乏较高的文化素养；缺乏法制观念及社会责任感；缺乏深谋远虑，无长远观念，无大理想、大目标，小富则安。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粤商存在“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心理，缺乏合作精神，故粤地企业多，但做不大，因为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便会出现分裂，从而使粤地企业处于低水平重复的分散自立状态，缺乏大联合抱团发展的意识，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近年来，粤地台商迁移江浙，一些地方民间投资出现下降趋势，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广东区位优势的弱化有关。而今，粤商面对的是全方位的竞争：政策面上已是整体开放；市场上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生产方式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人力资源方面，已由“大军南下”变为劳动力紧缺。尽管人们还认为，粤地的商业文化是一种竞争的文化，但这并不是说，粤商就具备永远的优势，在经济发展中永远是领跑的先锋。其实，粤商的竞争层面是低层次的，而那些依靠外商投资的产业是极易被跨越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大浪汹涌而来之时，粤商到哪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呢？这是粤商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唯有发扬新粤商精神，在变革中继续拼搏，在前进中不断否定、充实、提高自己，以适应企业和时势变迁的需求，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