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对农村电商的专题报道，引起了江西省进贤县电商办主任于瑞欣的关注。“作为农村电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非常高兴看到中央权威媒体开始关注农村电商发展。报道肯定了农村电商带来的诸多正向改变，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跟进探讨。”于瑞欣说。(4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焦点访谈》的调查报道认为，农村电商存在工业品下行易，农产品上行难——能帮助村民买到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方便群众;不过丰富的特产，优质的农产品却难以卖出去，农民挣不了钱，与助力农产品销售，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初衷相距甚远，农村电商还“味不农”。

    不必讳言，农产品上行难，并非什么新鲜事，报道所提的“不农”也意指于此。然如此直白的表述，却让人感觉很不是滋味。“不农”之意，暗喻农村电商假借“为农之名“，却行跑马圈地之实，电商行业在公众心中的社会形象，自然会有所降低。那些长期在基层耕耘和奉献，并立志通过农村电商，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的从业者，心中也如打翻的五味瓶，滋味复杂。

    既为农村电商，其意还在于解决农产品的供需问题，在满足农民基本网络购销需求的同时，承担纾解农产品“销售难“之责。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电商扶贫”正式纳入了精准扶贫工程。当年1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就与京东集团签署了《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十三五期间京东集团在贫困地区加大投资力度，主要用于生鲜冷链宅配体系建设，保证将贫困地区生鲜产品配送到全国主要消费城市;同年2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与阿里巴巴签署农村电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发改委将整合资源，推动、引导试点地区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合作，同时鼓励试点地区开展针对政府相关服务人员、农村淘宝合伙人等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参与人员的培训活动。

    国家《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数据显示，2015年底全国电商及相关从业者达2690万人;预计到“十三五”末将达5000万人。据《中国新农人报告》，从事电商的新农人已经超过100万人。另据各大电商农村电商数据，2014年以来因为电商而返乡的青年超过50万人。这其间，不乏助农增收的经典案例。在花乡沭阳县有一个知名 “淘宝村”堰下村，5000多名农民在这里投身网络创业大潮，产供销的一条龙体系，给农产品畅销，农民增收插上了翅膀，也助力地方经济驶上了快车道。

    不正视这些成绩，就会抹杀电商行业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也会让“不农“的提法，引发舆论的反感。虽然相比于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需要而言，农产品的销售难问题，并没有因为农村电商的存在而得到根本性缓解，依然任重道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更应承认的是，造成农村电商“农味不浓”的主要原因，并非电商逐利之下的责任缺失，而是长期的二元结构之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相比于城市化、工业化所形成的完备体系，以及自上而下、自城而乡的巨大优势，长期处于劣势和弱势状态的农产品“销售难”，靠农村电商无以解决，也无法在短期内让其“农味十足”。

    物流、信息流的互动，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配套和上下行业链条的建设。具体来说，农村电商发展面临诸多瓶颈，首先最突出的是受传统交易模式的影响，农民的网络意识和电商素养不强，缺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影了物流的发展，在众多老少边区和落后地区，既不通公路，也不通水路，更没有飞机，下行产品送不进去，上行产品又何以运得出来?更何况，相比于工业品成熟而完整产业体系，农产品若无以进行深度加工，鲜活性则成了最大的制约因素;最后，农村电商人才缺乏成为最大的羁绊。电子商务需要从业者除了懂电脑，还应懂管理、善交流、会经营，除了保障日常运营，还得专业化开发市场，若没有较为优厚的政策扶持，“三农”基础薄弱、先天不足、差距巨大的状况，就始终难以得到改善。

    农村电商味不“农”是个社会问题，或者说是“三农”弱势的最直接的体现。因而，破解农产品上行难的困局，应当先厘清责任边界，才能避免把公共责任与市场行为混为一谈，或者把企业责任与政府公共责任等同起来。作为一个体系性问题，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农民增收难的短板，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来引导和带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和企业参与的作用，如此才能真正形成合力。

    2016年在香港召开年的度股东大会上，马云致信股东说，阿里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未来30年探索传统产业革新之路。在京东、阿里、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布局农村电子商务的当下，并与政府进行了深度合作的态势下，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和”探索传统产业革新“，当有更冷静的思考，更客观的评价，更全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