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褚时健走了,带着一代商业传奇落幕。
不止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史诗级”的刷屏,受其影响的众多企业家亦纷纷发文悼念。
“我这一生,74岁以前是干国营事业,74岁以后搞自己的事业。”2017年10月,褚时健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好多企业家都是用嘴讲,如果总体上企业不行,国家就富不起来,企业家要担当的就是让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国家要因为企业富起来,你要随时觉得肩头上有担子去完成。”
从政、经商、失去自由直至七十余岁再创业,褚时健用创造力、再创业的勇气和触底反弹的能力成就了两个闪着光的品牌——红塔山和褚橙,书写了中国式的“企业家精神”。
“玉溪印钞机”
很多外省的80、90后大概是通过王石认识的褚时健,比如两人第一次见面,76岁的一代烟王在田间地头跟果农讨价还价,让地产大佬受益良多。
但大多数云南人都听过一种说法:玉溪市有自己的“印钞机”,指的是在褚时健手中从山沟沟里的小烟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烟草帝国的红塔集团;男士们的零花钱也大多贡献给了红塔山。
褚时健1928年1月23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曾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年-1978年,被下放至红光农场改造,后任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副场长,曼蚌糖厂、戛洒糖厂厂长。
40年前的1979年10月,51岁的褚时健上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走上了“中国烟草大王”之路。
当时,红塔集团的前身默默无闻,曾一度濒临倒闭。褚时健上任后动手整顿,并到国外考察学习“万宝路”的经验,他得出结论:要想获得好的卷烟品质,一要有先进设备,二要有优质原料,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条,要有好的管理机制。
按照这样的思路,在其主管期间,公司引进了国外设备;解决了烟草烟叶的原料差问题;实行三合一(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的管理制度。
云南有光照和温差等优质烟叶生长的必要条件,再加上科学地种植,烟厂2418亩烟草试验田很快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平均亩产373公斤,高于云南全省平均亩产的242公斤;而且烟叶品质优良,中上等烟叶占比80%以上。这种等级的烟叶制成高档香烟后,利润是中下等烟叶的5倍。
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从烟叶基地收获的上等烟叶已经占到了全部烟叶的四成,中上等烟叶比例已经达到85%。
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利税7.63亿元,年增长近50%;到1993年,玉溪卷烟厂发展到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达到85亿元,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在1979年到1994年间,褚时健成功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香烟,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累计实现税利991亿元,成为地方财政支柱、国家税利第一大户。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红塔集团成为当地实实在在的“印钞机”。
“小企业100人、200人我搞过,玉溪烟厂后来有四五千人,这放在别的地方要一万人才能创造这么多财富。有一年,玉溪烟厂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千分之一,所以中央的四大报纸连续发表了十篇报道,叫做‘民族工业的样板’。”褚时健说,企业家要主持企业工作,政府既要给任务也要给权力,“单给任务不给权力,不行;你要我把它经营好,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得想方设法把它搞好。所以我搞烟的时候,把中国不起眼的一个小烟厂、山沟沟里的小烟厂,搞到亚洲第一,搞到它的钱用不完。我的资金剩余了,可以搞交通、搞能源,所以澜沧江的六级电站我们都参与了开发;从玉溪到昆明的高速公路是云南第一家企业出钱建设的高速公路,我们(红塔集团)搞的。这样子我觉得舒服,我对社会、对国家,算可以啦。”
“云南的冠军”
国内具有知名度的农产品品牌凤毛麟角,“褚橙”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失去自由。2001年5月15日,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
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与妻子在玉溪市新平县哀牢山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开始第二次创业。
2012年11月,“褚橙”进京,通过电商售卖,一战成名。
从2002年开始,褚时健夫妇在哀牢山上前后种下约34万棵橙树,并对橙子进行标准化种植和管理。与烟厂管理一样,褚时健也习惯控制种橙的每个环节,一步步丈量果园,改良土壤结构,发明特别的混合农家肥,解决灌溉、病虫害和口感差异问题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种橙子专家。
2017年10月,褚时健由于身体缘故需要人搀扶着走在橙园里,但他还是对橙子情况很是熟悉:“过完国庆节还有一次整理,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褚时健其时在哀牢山上的褚橙庄园,向来访媒体介绍了“褚橙”的长势,“我们要求的果子(质量)是六个一公斤。”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大树,都是在当时的2400亩上种下的。这么多年砍下来,我们的老树只有十八九万棵了,刚开始种的时候有34万棵,太密了,水果不好,砍掉。所以这两年,一边砍树,一边增产,这个文章就有点难做。但是要保持品质,我们这一万吨左右,品质是有特色的。”褚时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其在管理种植上与别人不同,“我们是农户管理。其他很多种柑橘的是请零工来,但零工到这两天是找不到的,劳动力紧张。但我们是一户人家定了,一年八九万、十万块钱,他们也很满意,地方政府也觉得我们不单是种水果,这一带的贫困农户都脱贫了,一家人里一个两个都可以供着读大学,基本上这十多年算脱贫了。”
褚时健老伴马静芬说,“一开始创业就是我们俩自己做,他75,我70,我比他小五岁。两个孙女都没有回来,还在国外念书。”
开荒的时候非常辛苦,橙园里没有房子,两个老人搭了一个棚子住,“工人也是棚子,我们俩也是棚子,抬起来头可以看到天。当然社会上有人说,他挑着担子、我们俩去卖橙,那倒是说笑话了。75、70岁的人还挑着担子去叫卖的话,那就更神奇了,可是没有。可能大家都要问,你们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能做这个事情、坚持下来?这个真的是很难的,当时只是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现在做到这个程度,真的,我们做梦也没有想过。”
褚橙也在不断发展,“发展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现在核心区域,2017年结果的是二十三四万棵树。等所有树都结果,核心这一块的产量可以到一万五到两万吨,将来使用褚橙商标的也是这一块。”
为弥补10月橙子市场的空缺,褚橙团队也推出了青春版褚橙“实建橙”,是由褚时健外孙女婿李亚鑫的技术团队于2013年开发种植的早熟品种,提前褚橙一个月上市。
褚时健回溯了种植橙子的历程。对于褚橙的未来,他对后辈们的培养寄予厚望,“果子成熟早,口感也非常不错。我们正在训练李亚鑫他们,能干一样事把一件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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