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生与互促：“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区建设的关系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委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该文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目标。其中，关于“贸易畅通”的内涵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实现贸易上的通畅，实现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努力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在区域内积极构建良好的商贸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及地区共同商建自贸区。^[1]

“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区建设是当前我国国家层面的两大战略。前者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并列的“三大战略”之一，后者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举措。关于两大战略相互关系的问题已经受到了广泛瞩目。^[2]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契合和联系——它们都是“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3]，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套组合拳中的重拳，二者的提出彰显出本届政府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坚定的改革决心。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走访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倡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与回应。同年，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李克强总理向世界宣布，中国要“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4]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跨越的疆域与具有的发展潜力堪称当今世界之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主要涵盖了中亚、中东欧、西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中亚的几个国家，中东欧的白俄罗斯、波兰等，西南欧的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对‘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合作最为积极”，^[5]也是“一带”倡议所侧重的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涵盖了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非洲、南太平洋、北美以及中南美—加勒比等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局面、历史渊源等因素，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差别很大”。^[6]

“丝绸之路”，由来已久。100多年前，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中国——我的旅行结果》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名称，自此，这个名称不胫而走，成为中国与世界商业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在传统的认识中，这条路起源于西汉张骞的“凿空”之举。其实，在此之前早就有商贸历史，其深厚的贸易基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可以说，这条历史悠久的线路是我国古代商贸文明的重要表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再次依托这条传统之路的精神去实现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复兴和崛起。“一带一路”的落脚点是对外经济贸易，它能够为中国打造一个对外发展的良机，能够把中国经济与沿线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打造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互惠共赢的目的。正如汤敏所说：“‘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7]

（二）自贸区的类型及发展历程

自贸区有两种类型：一是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二是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指的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通过签署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两个或多个独立关税领土区间相互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从而结成自由贸易区或集团，例如由美国主导的TTIP自由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及当前社会热议中国是否加入的因美国离去而群龙无首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自由贸易园区则是在非WTO架构下，一般设在国家主权范围内，以贸易为主、以经济往来为主要特征的特别地区。本书重点讨论的主要是后者。2016年8月31日，在已经成立的四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福建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我国又新设了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前，我国已成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欲图重塑对外经贸关系的最直接表现，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表现，不仅提供一些优惠政策，而且是全面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自贸试验区大多包括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这将有效改变中国的发展之路。而自贸试验区内，创新的发展模式可以超越中国现有的体制，使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与自贸试验区战略相关的问题，本书多有论述，此文专门聚焦“一带一路”与自贸试验区政策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可以明确的是，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其区位因素和地理位置的考量必然与商业贸易的要素相关，其现状必然与“一带一路”所确定的经济发展相关联。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从其历史渊源看，所经之处通常也是商贸的历史重镇，往往代表着曾经的经济辉煌。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或许能够判断未来自贸试验区发展的走向与重点。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战略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很明显，如果我们单个地看待自贸试验区，那么很难形成系统的视野，很容易忽略其本初之意。因此，研究自贸试验区，不能只是点对点地研究，而必须有整体的观念与视野。自贸试验区犹如珠子，“一带一路”恰似项链。如何将各个珠子串联起来，发挥集合作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所要思考的。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应对深刻变化的全球形势、统筹国际国内大局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建设“一带一路”，其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稳定，从而实现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的自贸试验区战略，也是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国际经贸新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转向。“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其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内容。二者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我们也知道，“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正是“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8]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关系，^[9]二者将共同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其各自的目的与分工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沿线国家、地区等经济体的“五通”为目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则以促进区域内贸易水平提升、加快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为主要内容，显得更加具体、直接。

2016年，在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因此可知，未来几年，将是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时期。“一带一路”在国内的沿线省份均是优势明显、腹地广阔、潜力较大的交通节点地区，正如现在已经确立的11个自贸试验区中的上海、福建、陕西等，这些地方能够充分发挥对“一带一路”国内相关区域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域经济辐射等作用。

根据规划，自贸试验区将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除了陕西省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对外更多地承担“一带一路”倡议的重任且为人们所熟知外，我们还要看到，11个自贸试验区大多与“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圈定，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13个省（区、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个省市。很明显，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浙江以及陕西等11个自贸试验区中有7个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或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尤其是福建和陕西。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代表着中国海洋与商业文化以及文明巅峰的重要一环；陕西西安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原点，承担着2000多年来“丝路”的沉淀。这些都向人们展示了政府在推进两大建设工程中的良苦用心。

从我国目前已签署的自贸协定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要倾向，而这一点也适用于“一带一路”，其正是落脚于沿线国家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都重点发展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其主要原因及成立的基础就在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从沿线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已超过外资总额的70%。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国家或地区逐步建立起双边共赢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经济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溢出效应，此举也必将受到国内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同样，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将逐步促成“一带一路”大市场的形成，使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提高共识，从而以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正是搭建更加开放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进一步理顺中国与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甚至非洲、拉美等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和经贸往来。

（四）自贸试验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抓手和支点

葛剑雄先生指出：“经济带肯定是要多边的，如果要使‘一带一路’走得通、走得顺畅，就必须有贸易的促进。”^[10]“一带一路”倡议要落地落实，就必须依靠经贸的步步推进，而自贸试验区是促进经贸、加速“一带一路”落地的一个抓手或步骤。

换句话说，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能够进一步加强，顺利实现“三通”，需要大量有活力的基点：自贸试验区。借助自贸试验区和世界进行全新的对话，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进行深入的经贸往来，将是把中国嵌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很明显，其落脚点正是自贸试验区。^[11]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欠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大多不高。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层次自然都不会太高，而这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是十分强的。因此，我国政府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不仅能够提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交往水平，更能通过这条途径，实现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而这些产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急需的资源，从而能够为提升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本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提供重大机遇。另外，巨大体量的中国内需市场，将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长久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成为其贸易往来的重点对象。自贸试验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支点与落脚点，将充分发挥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提供舞台的作用，将进一步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以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为主要目标，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必将促进亚、非、欧国家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而后者主要是以降低各国的关税、贸易壁垒为手段提升贸易便利程度，从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带一路”更侧重于长期、长远的战略规划；自贸试验区则类似短期策略、现实路径。^[12]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力，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经济的长久稳定提供动力。

（五）“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是线与点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这个巨大的区域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也有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社会体制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就是促成整个“一带一路”所涉及地域中的国家产生优势互补、合作共生的效果，有效推进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商贸往来。自贸试验区能够在金融、投资、税收、人才等政策上提供更多的利好，这就大大提升了区域内对大量的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推进的重要内容。同时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反过来也会快速地带动周边国家、地区的协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不同建设规模及不同重心的自贸试验区，则有效地解决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问题。可以说“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是协作关系，如同节点和线路之间的关系，互相依存”。^[13]

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是内在协同的关系，正如电路和开关之间的关系，又如珍珠项链和单个珍珠之间的关系，它们既互相依存，又彼此促进、相互联动、共同发挥作用。

二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符合时代要求

我国在建设“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其原因如下。

（一）拓展国际市场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低速过渡。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要求更进一步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中表现在增长速度、动力和结构方面。同时，我国的国内区域出口结构、出口市场结构、商品结构、经营主体、贸易方式等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拓展国际市场的必然之举。

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稳步增加，“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基础建设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国家，“是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好地方”，我国巨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能够有足够的机会让‘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14]二者结合发展，将进一步打开我国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水平的稳步提升。

（二）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现实需要

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TPP所确立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对中国走向世界、扩大经贸领域的目标带来很多影响。美国推行TPP和TTIP，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准入门槛，其实质是强化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15]TPP将服务贸易、环保、知识产权等内容纳入自由贸易领域。很明显，中国在短期内很难满足如此高的要求，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同时，TPP对亚太地区的局势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且对中国所推动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自贸区等产生负面影响。一旦TPP自贸区建设完成，更会对中国对外开放局面产生负面效果。^[16]所幸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签署了退出TPP的行政令。“带头大哥”美国退出TPP，使得这个贸易协定形同虚设。当前，已有澳大利亚等重要成员国邀请中国加入TPP，担任“群主”职责；智利邀请中国参加太平洋联盟与亚太国家关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对话会，已引起各方的猜测。

中国面临此变局，应该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自贸试验区建设应抓准时机，加速发展。此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契机与策略——它对于中国推动区域合作，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形成新的利益联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而更好地达到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效果。

（三）促进国内区域之间经济平衡发展的现实需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东南沿海试行特殊、灵活的沿海开放政策。随着历史的发展，逐一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随之而来的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东快西慢的特点。近几年来，中央政府逐渐重视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负面问题，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探索重点区域的平衡发展，研究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举措，这就必然要构建一个新的能够平衡已经形成的巨大区域间不平衡状态的宏大战略布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大成绩，使得沿海与沿边区域的开放格局进一步升级，此举必将助推内陆地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最新开放的七个自贸试验区，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多数是沿着“一带一路”的走向，这样就有效推动形成了“一带一路”沿线自贸试验区的基本格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建设，将有效地满足该倡议逐步迈向更高的水平。

三 问题与挑战

（一）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

当前一段时间，国际环境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大量存在。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已逐渐恢复增长，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一些国家财政赤字处于高位，一些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然存在；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还在增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仍在不断攀升；通胀的压力正在从新兴经济体延伸至发达经济体。由此可知，世界经济还没有走上正常增长的轨道。2016年以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的趋势逐步显现且愈加得势，今后几年内，全球生产率降低、创新受阻，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低增长状态。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敌视态度，以“修昔底德陷阱”等莫须有的命题，欲将中国的自我发展、和平崛起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

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的当今时代把握住和平发展的钥匙，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民族不同于“两希文明”的以谦和为贵的文化精神，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为突出的角色，为世界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选择的中国声音的发音方式。

再看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虽然经济呈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是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正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足，金融风险的逐渐积聚，部分地区困难的只增不减等，都对中国的发展带来困难与阻力。

（二）地域发展不均衡情况突出

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个普遍现象，中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地域发展不平衡有其特殊性。首先，由于历史政治因素，地区发展不平衡经历多年的累积而形成目前积重难返的状况，随着差距的越来越大，弥补差距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其次，中国本身地理上的幅员辽阔，使得地域发展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同步发展变得难以实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地域性不均衡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同时，此时中国采取的宏观政策是适度紧缩，城乡经济的差距逐步扩大，中国人均GDP出现差距并逐步拉大，这是造成中国地区性经济增长失衡的原因之一。第二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需不足成为中国城乡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城乡差距之外，更麻烦的是地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东南部已经处于世界发展的前沿，但广袤的西部还有大批贫困人口，发展之路充满荆棘。苏浙等发达地区经济已赶超发达国家，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水平远远低于东南部地区，东北地区已经出现经济衰退的局面。在华北地区，北京已位于世界一流大城市，其快速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将周边华北一带的各类资源吸收，使得周边天津、河北等地的发展迟迟难见进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地域不均衡发展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事关人民福祉，也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值此之时，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其推行的目的正包含消弭地域发展不平衡，减少不均衡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广大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配套制度方面还有不少空白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央做出了总体规划。但是，在具体落实实施阶段，各地的制度配套还有很大的差异。从当前出台的法律制度来看，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地方所要做的空间还有很大。很多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健全、形成体系。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应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丰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多样性，发挥其盘活经济、带动发展的作用。

（四）各地区重视程度、规划投入参差不齐

全国各地基础条件不一，发展水平有别，对两大战略的认知都有不同，各项工作的规划和投入也不统一。因此，当前在“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上形成了不一样的局面。这就使得需要发挥线状、片状集合效应的两大战略出现了短板，使其功效出现折扣。

当前这些问题很多与历史原因有关，有些和地域因素有关，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制约两大战略的进一步推进。

四 两大战略相互策应的相关建议

（一）做好科学规划，加强组织协调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自贸试验区建设，面临愈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了平稳实施、全面推进两项建设，必须做好注重长远目标、兼顾近期任务的科学规划。通过明确而合理的规划，统筹各自贸试验区采取互不冲突、互补互利的发展方式，使“一带一路”倡议的集合效应充分、顺利地发挥出来，有效减少因政治规划不科学、不合理而带来的过程消耗或重复建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推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在整体性的工作过程中，很多内容要加强统筹，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通过合力谋求共同发展，而不是盲目竞争、重复建设、相互消耗，组织协调将是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17]

（二）明确发展重点、逐级扩大

利用好我国现有的组织优势和周边优势，在原有国际关系的基础上搭建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必然是当前战略调整的主要方向。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的国家，中国应当在全球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效益。但是，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如TPP、TTIP等，总是极力将中国排除在外。与早期的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员国相比，中国的水平规模、发展阶段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现在，必须尽快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将之打造成全球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中的一个重点，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形成了核心之后，应当更加注重重点发展的区域。基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来往，以及东亚几国自贸区的较高水平等原因，在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应将与东盟国家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在最突出位置，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向其他亚太国家扩展。同时，中国在亚太战略推进方面，应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或经济体进行自贸谈判，进一步扩展中国的自贸试验区网络，避免陷入在发达国家自贸试验区网络中被边缘化的窘境。但是鉴于目前东北亚形势微妙、韩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的局势，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台湾政治局势难定等因素，当前，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度举步维艰。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考验着领导层的政治斡旋能力。唯有形成了强有力的“核心经济圈”，才能有能力、稳扎稳打地向外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才更加凸显。^[18]

（三）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贸易国际化进程

依托于“一带一路”建设，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进一步构建沿线人民币贸易圈和人民币货币区，这符合沿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也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当前，我们应尽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努力消解贸易壁垒，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积极构建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释放合作潜能。^[19]

（四）积极推广“一带一路”沿线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先进经验

除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试验区，处于大陆腹地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也需加快。根据各省（区、市）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目前除了7个新申请的自贸试验区，已经设立的上海等四个最初的自贸试验区积攒了较为丰富的运营、防控和化解风险经验，这四个地方均表示要继续大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提炼出科学的法规、制度和发展机制，并积极向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推广，使整个中国逐步在发展中占据更加主动、更加安全的战略高地。^[20]

经验的不断积累对“一带一路”全面推开自贸试验区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五）应有清晰定位，突出各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自贸试验区

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区位优势、立足定位、规划目标都有所不同。

广东自贸试验区总面积达116.2平方千米，其地域囊括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及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广东自贸试验区将把深化粤港澳合作作为重点，旨在推动粤、港、澳三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使经贸规则加速与国际接轨。

天津自贸试验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内，总面积260平方千米，涵盖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天津自贸试验区，战略目标是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发展融资租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福建自贸试验区分布于福州、厦门、平潭综合实验区三地，总面积达118.04平方千米。重点在于促进对接台湾自由经济区，并着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其在历史传承、人脉资源、文化融合、海路通道、海洋经济合作、资金融通发展等方面均有着显著的优势。^[21]

上海自贸试验区包括扩容后的陆家嘴、金桥、张江三个片区，总面积达120.72平方千米。其承载我国多项制度创新的重任。在自贸试验区改革方面，上海能够对标TPP和TTIP，能够“为中国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和制定以及欧亚自由市场的构建做充分的准备”，同时，也可以在“加强贸易便利、金融监管、风险预警、投资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做出更大贡献。^[22]

很明显的是，这四个自贸试验区，都属于沿海型自贸试验区。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促进和发展对外贸易、接轨国际金融市场、推进海上大通道的形成等方面。而新成立的七个自贸试验区，例如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自贸试验区，都属于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它们应发挥地域优势，通过优惠政策吸引高端加工制造业和金融贸易业的进入，协同周边地区共同开发。因此可知，内陆自贸试验区更加注重在创新投资体系，发展高新生产服务业，聚集吸引外资等初级发展模式上。^[23]

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需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需求，尤其要结合“一带一路”的区位特点，要有清晰的定位，突出区位优势。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这些原本无法凸显的区位特点焕发出新魅力，原本难以突破的问题就有了新契机。

（六）积极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范围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60多个，各国发展水平不一，与我国关系层次不一。从长远发展来看，该倡议的实施，应更加主动地争取发达国家的加入。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能够带来“一带一路”的快速发展。从“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角度来说，也应当扩大“一带一路”的圈子，逐步将相关国家和地区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中来。此举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建立有中国声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七）推动配套政策的接轨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可以说，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极为重视，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政策。但这些政策是否能得到沿线国家的充分理解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战略的成功不仅受到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和经济力量等因素的影响，更受到沿线地方政府不同诉求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制定行政政策，应主动听取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意见和建议，尽量照顾、满足不同省（区、市）的诉求，尽可能让利益多元化，并达到利益最大化、效果最佳化。

（八）进一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签订自贸协定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数量还不算多，这必然会延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的最佳时机。当前及近一段时间，的确需要着眼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统一的自贸试验区规则标准下，推动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扩大规模、实现效益。此举的落地，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实施，可以使“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多的实际的国际支持，从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沿线地区的快速稳定发展。这将是未来几年“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的轨迹，也是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重点突破的地方。

（九）形成具有一致性的自由贸易国际规则

当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完成之后，下面该做的应当是突破界限，设立一以贯之的规则。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保持“一带一路”政策与自由贸易国际规则及其他规则的一致性是必然的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应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统一一致的自贸试验区规则的范围内行事。如此，既能够用一种规则约束和服务各成员国，也能够反过来服务和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发展，从而使“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法规互为促进、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一个稳定有力的有机整体。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存在深层的契合和联系，二者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便利也是必经之途径，更是中国建立世界性影响力的两个重要砝码。二者都将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