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全面杠杆率大约增长30%左右。在操作上依然首先将重点放在“稳企业保就业”，也就是通过扶持供给侧保就业，稳定供给侧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投资。同时也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增加消费补贴为主。这两种手段都是应对短期挑战的应急做法。

        长期以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增加投资稳定供给侧，达到保就业目标。但是，这个方式的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即政府投资和消费比重越来越高，地产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房价出现了上涨，政府与家庭杠杆率也不断增加。

        一个结果为消费增速出现逐步放缓的迹象，因为投资拉动效应越来越低，过剩产能导致行业利润率低，员工收入增长放缓；资产价格越来越高，导致了更多家庭债务，房价带动租金上涨也使得城市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向供给和消费同时传递压力。

        增加政府投资和消费本质上是依赖信用扩张，有助于消化传统过剩产能，周期性宽松会鼓励部分企业借债运转，而非主要转向改革和创新；会刺激资产价格上涨，导致贫富分化；政府债务会不断增长，制约了向民生领域与公共服务增加支出。同时，在政府信用扩张过程中，民间过剩资本会借机涌向地产（房价上涨）、大宗商品（“煤飞色舞”）以及民生领域（农业、食品）炒作，进一步抬高生产和生活成本。

        所以，我们需要重估传统上通过信用扩张增加投资以稳定供给侧的做法，也要关注需求侧，尤其在今年消费不景气的情况下。一味依赖投资并没有将资源主要输入到创新领域，相反，对创新和分配产生了一定冲击。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扩大居民消费，降低政府投资与消费的比重，这首先要改善分配。首先，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农民社会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二元化格局需要改变，应该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其次，要持续推动反垄断与反腐败，降低部分垄断行业“畸形”高收入，增加资产税，避免服务行业过度无人化以及证券化。

        更重要的是，在居民工资收入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障的比重过高，同时还有较高的居住成本，尤其是年轻人压力更大。应该降低社会保障与居住成本，否则，即使工资增长，这两部分支出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事实上，2008年以来，周期性宽松导致房价刚性上涨，供给过剩提高了竞争压力并增加了收入预期不确定性。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仅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还要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除分配环节外，还要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目前，中国流通体系的效率尚待提高，现在成本过高，条块分割阻碍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

        我们应该摆脱路径依赖，强化系统性思维，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整个市场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才能畅通，经济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目前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战略大力改善生产领域的质量和效率，也要同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流通环节，才能最终促进消费，并由消费带动生产，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