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在广州产业结构中的战略地位被轻视，商业精神也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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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商贾云集，洋货如山，樯舶奔辏。”昔日的广州，曾是闻名于世的通商口岸，也是拥有辉煌历史的千年商都。

　　但近几年，广州的商业景象却日渐衰微，在“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上，甚至已经跌出前三。我们不禁要问：广州怎么了？是广州的商业观念落后了，还是本地政府对商业的规划误入了迷途？广州的商业潜力如何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广州的产业升级路在何方？本报记者通过一线调查和专家访谈后提出：“后商都时代”的广州要重新定位、找回活力，政府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只有实现从“工业兴市”到“服务业兴市”的转变，真正发展具有独特优势的会展业、传媒业、中介服务业、物流业、娱乐业等现代服务业，才是广州这座千年商都重振雄风的必由之路。

　　广州至今已有2222年历史，自古就是商贸繁荣之地。但是，近年来，这一千年商都的气数似乎越来越衰弱。

　　从产业层面看，迄今为止，商业一直没有作为广州的支柱产业或优势产业被选择和发展。甚至在“2007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的排行榜上，广州早已跌出前三，仅位列第七。于是留给我们一个谜面：昔日的商都荣光缘何隐退？

    千年商都名不副实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是闻名于世的通商口岸，至今从未关闭过，一直是海上丝路的发祥地和始发港之一。清朝著名的“十三行”所在地曾是全国对外贸易的商务区。从1957年起，在广州每年举办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现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交流最高级别的盛会。

　　但是这几年来，千年商都的牌子似乎越来越黯淡。今天的“十三行”早已衰落为一个低档服装的批发地；广交会也在百年之后越来越呈现出老态龙钟的颓势；在企业层面，也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在全国呼风唤雨的商业标杆。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衰落是国家垄断的终止导致的。在1757年，清政府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特许广州“一口通商”，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此后，“十三行”开始变得“商贾云集，洋货如山，樯舶奔辏”。

　　但随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被“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的规定取代，“十三行”也随之轰然倒塌，中国的外贸中心开始转移到香港和上海。广州作为商都第一次遭到冲击。

　　而广交会也是国家背景的交易平台。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全方位地对世界开放，不少省市也办起了各种跨省跨国的商业交易会，作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当年被赋予的独特的国家使命，随着民间商业的进步正在逐渐削弱；加上企业自身的成长和对外交流方式的多元化，比如一种新的交易形式——电子商务的快速成长，广交会的地位自然有所削弱。

　　有观点认为，广州千年商都的衰落更多是客观因素使然。但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迄今为止，商业一直没有作为支柱产业或优势产业被选择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商业在广州产业结构中的战略地位被轻视了。即使在全国和其他省市，自2001年开始大力发展流通业，并以此来带动整体产业结构调整时，广州也仍然没有从战略上对此加以调整和改变。”他认为，政策方向上的不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广州商都的地位。

　　王先庆还举例认为，全国很多城市都很看重全球采购中心的地位，广州却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和采取明确的行动。广州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城市更有条件成为全球采购中心，因为拥有“广交会”这一特殊的城市品牌。然而，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要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来掩盖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无所作为。

    后商都时代的新命题

　　“十三行”时代，一度使广州攀升到当时城市发展史的顶峰，从而迈入19世纪中叶世界十大城市的行列；在1850年，广州甚至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

　　但直到今天，广州的商都荣耀还依然是更多地停留在历史里。有人说，目前的广州进入了“后商都时代”。

　　据广州市经贸委介绍，2007年广州的批发市场达到1115个，其中交易额亿元以上的批发市场116个，年成交总额近1400多亿元。其中汽车及配件、钢材、塑料原料、皮具、服装、家具、美容美妆、音像等专业市场经营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初步形成了影响全国的“广州价格”。

　　另有统计显示，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销售额、物流总量等商业质量指标方面，广州都处于全国第一位。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省会城市中最大的零售购物中心（因为北京、上海是直辖市），可以说：千年商都给广州留下了丰厚的现实财富。

　　为此，王先庆建议，应该充分发挥广州千年商都优势，将广州作为现代化大商都来建设。他在向政府递交的《发挥千年商都优势 做大做强广州商贸流通业》课题中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行业规划与决策层面，对于批发市场、物流园区、购物中心、商业街的形成，应坚持市场评估为第一原则，改变政府关门做规划的局面；二是企业层面，即在做大做强商贸流通企业的过程中，坚持市场主导，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是从市场环境、市场开拓等角度进行，应减少指令性的拼凑、拉郎配以及习惯性的优惠或贷款支持。”

　　此外，后商都时代的命题不仅是改善现实的城市规划，更令人担忧的是：广州的商业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研究过广州商业历史的《鹏城》杂志社主任郑荣基指出，“虽然广州的商业文化仍处于领先全国的地位，但影响已大不如前，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了。比如广东文化中急功近利、小商小贸的传统观念行为，在今天广州周围城市不断崛起的挑战下，在全国已形成大商业的环境下，广州反而因为某些传统商业观念的根深蒂固而形成了某种障碍。”

　　但是，千年的历史辉煌不应成为重负，后商都时代的广州是到了该重新定位自己、找回活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