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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大排档”到国际“大都会”

　　成就“广州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邹锡兰 广州报道

　　20年后，亚运会重回中国。这一次的主角，是广州。

　　11月12日，一场“以珠江为舞台，城市做背景”的亚运开幕式在珠江的海心沙广场如约而至。于璀璨的珠江夜景之下，这场无可复制的开幕盛典将广州推向了世界。

　　只是，此时，亚运会的历史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不再需要以这样一场体育赛事来展示一个新兴国家的自信与自强。

　　但广州确实需要这样一个舞台，来向世界展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的光荣与气概。而在许久之前，这个以海商立市的岭南文化重镇，一种将自己独具一格而又可彰显于世的民众意识形态加以宣扬的冲动，早已萌生。

　　这个中国人曾几何时的寻梦之城，如今也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再是“全民亚运”

　　1990年北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于一个并不友善的国际环境之中，尚不富裕的中国，首次操办大型国际体育盛会。

　　那时候的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问：中国的未来该向何处去？

　　“于是，第一次在家门口举办的亚运会突然唤醒了国人强国的意识，将整个国人的凝聚力都扭在了一起。”健力宝贸易有限公司特别助理陈维坚说，他有幸亲身参与了两届亚运会。

　　20年前，健力宝公司以1600万成为了北京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指定运动饮料。时任国家主席的江**在天安门广场点燃了火炬启动了传递仪式，那时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健力宝的广告牌。此后，再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在天安门广场享受这样的广告待遇。

　　陈维坚追随着健力宝跟着亚运火炬传递，走遍了大江南北，“相当激动，人们热血澎湃。”

　　历时4年、投资20多个亿，这样的筹办规模显然无法与今日之广州亚运相比。因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全部拨给，仍有6亿元的缺口。于是全民捐款，最终成了“全民亚运”的最直接形式。赛后统计，约有一亿多人次向亚运会捐献了资金和物资，集资总额达到了7亿元。

　　终以举国之力，办成了“全民亚运”。

　　20年后的广州已非昔日之北京。

　　1989年，中国的GDP仅有15677亿元；而根据广州市市长万庆良预计，2010年广州就能跨入“万亿俱乐部”，这将超过20年前中国GDP的60%。

　　凭借改革开放积攒起来的雄厚实力，广州无须民众捐款，以一城之财力已足以承办一届起点更高、规模更大的亚运会。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广州亚运会的总投资高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

　　今非昔比。20年间，世界见证了一个大国的迅猛崛起。

　　再一次，在自家门口，健力宝成为了亚运的赞助商。

　　然而，经历了诸多挫折的健力宝已不复当年的辉煌。“时代不一样了，市场环境也不一样了，产品不断地更新，其他品牌在崛起，想要一步回到当年的辉煌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希望健力宝以一个年轻时尚的新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重新唤起国人对健力宝的回忆。”陈维坚说。

　　回归珠江

　　期望以崭新面貌面对世人的不只是健力宝。

　　广州亚组委方面告诉记者，在亚运这个舞台上，广州也希望向亚洲和世界展示国家中心城市的崭新形象，提高城市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如何树立新形象？广州的焦点再一次回到了这座城市的母亲河——珠江上。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作为一个城市最后成型的时候，珠江穿城而过，围绕着珠江形成了广州经济发展的轮廓和脉络，那时候，很多银行、娱乐场所和文化设施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些最美最重要的建筑都依江而建。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格局自始没有改变。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州一度失去了方向，我们放弃了珠江水域而向内地扩展，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忽略了古老的珠江，这让整个珠江显得有些零落和荒芜。”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的广州有新的格局和胸怀，在腾笼换鸟之后抓到了新的中轴线新的轴心，就是依托整个珠江。”

　　从旧广州城的中轴线到现在新的珠江新城中轴线，整个广州版图不断扩张，经历了辉煌与落寞，又重新回到了珠江边来。她说，这是一个决策性的蜕变。

　　亚运的开幕式“以珠江为舞台”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建议。

　　现在的珠江又重新焕发光彩了。这座城市新的中轴线和新的城市中心被安放在这里。

　　珠江新城沿江而建，在2003年之后，这座新城市中心的定位变成了中央商务区CBD，一条新的城市中轴线从燕岭公园开始，南经中信广场、天河体育中心，穿越珠江新城到广州塔作为终结点。

　　广州塔“小蛮腰”婷婷玉立于珠江边上。它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观光塔，也因此成为了当前广州最耀眼的新地标。这座一向以低调、务实著称的城市以这样一种方式张扬着对“国际化大都市”的想象和野心。

　　转化为官方的表述是：作为城市新中轴线上七大标志建筑的制高点——广州塔，因适应广州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举办2010年“广州亚运会”赛事转播和传输的需要，向世人展示出广州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决心。

　　站在珠江北岸对着“小蛮腰”的地方，是广州歌剧院。附近还有广东省博物馆、西塔，它们被名列在珠江新城新中轴线上的七大标志性建筑中，代表着现代广州的新面貌。

　　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白天鹅宾馆成为广州市地标的时候，到去白天鹅喝早茶是件威水(神气)的事；到了九十年代，天河区的崛起成为城市新贵的象征，“到中信广场上班”成为很多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如今，“有钱就要投资在珠江新城”这变成了网上很多广州人的微博(http://t.sina.com.cn)心声。历任三届政府、规划设计15年的珠江新城无疑是亚运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

　　根据广州市政府的规划，珠江新城中轴线及其周边还将建造起“广州东塔”等一大批标志性商业建筑，最终要成为“辐射华南、联通港澳、面向东盟、影响亚太的国际一流中央商务区”。

　  广州2.0

　　这个潮湿的城市一改陈旧。

　　虽然在奥运会与世博会之后，通过一次国际盛会来加快推进一个地区的城市建设的经验早已不新鲜。但对于这个曾经“环境污染、市容陈旧、交通拥挤、治安堪忧”的老城，颇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意味。

　　吴文宽开车走在广州的大道上，难抑自豪。“道路干净了，路面的柔软了，噪音也小多了。”

　　他是整个广州城区此轮道路建设的原材料供应商，“根据广州市政府的要求是，所有的主干道要实施‘长安街标准’。至少在未来将近10年的时间里，广州的路不用再修。”

　　“根据专家的估计，亚运会的举办，使广州的城市建设提速5至10年。” 广州亚组委副主席、广州市市长万庆良说。

　　2005年的时候，广州市政府计划在5年间投入2000亿元人民币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包含地铁建设等大量市政内容，既为了亚运会，当然也是出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考虑。

　　根据万庆良在记者会上公布的数据：在广州亚运会1200多亿的总投资，用于城市面貌和环境改善的资金占去了1090亿元。

　　万庆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早在199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广州市要以解决城市市容脏乱差和交通堵塞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城市建设管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的目标，就拉开了广州城市大变的序幕。

　　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

　　“现在看起来亚运会是一个很好地解决广州历史遗留问题的机遇，对广州上一个新台阶很重要。可以这么说，没有亚运会我们要实现这个十年一大变还是很有难度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说，以前很多人形容广州是“最说不清楚的城市”，很有活力但又像个大农村，现在看来印象要好很多。与此同时，城市的管理也已上了一个新台阶，包括城市的内部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人口管理等等。

　　“尽管广州人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牢骚和怨言，但进步还是明显的。”

　　在广州，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六运会，变出一个新天河；一个九运会，变出一个新广州。”亚运再一次更新这座城市。

　　“番禺虽不能说是最大，但确实是很大的受益者。例如，为了迎接亚运，火车站也很快建成了，为它配套的二号地铁线也加快完成了。”广州市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坦言，如果没有亚运的推动，速度不可能那么快。

　　按照广州市“东进、西联、南拓、北优、中调”的发展战略，在广州番禺莲花山下，占地2.73平方公里的亚运城建设是其南拓战略的重要节点，在赛后，它将成为能容纳100万人口的“广州新城”的启动区。

　　“广州市委市政府给我们造了一个亚运城，而且把中国馆准备以后送给我们番禺区政府。”楼旭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番禺来说，这是一份厚礼。

　　番禺比广州城更为历史悠久。作为广州的近郊，立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化浪潮中，它被并入了广州城区。

　　“广州老城区发展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南拓’就是要发展南沙和番禺，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土地资源，适合发展工商业。而且，‘南拓’战略对南沙和番禺发展帮助相当大。”王锐祥是番禺本土的企业家，他已经直接受益于这个城市的“南拓”战略，由他所创立的音响品牌酷锐成为了本次亚运全部场馆的音响供应商。而他的许多企业家老乡也从亚运会建设中获得各种项目。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番禺区GDP一年迈上一个百亿元台阶，接连实现“四级跳”。番禺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我们今年的GDP预计超过一千个亿，进入了广州千亿‘俱乐部’。”

　　当然，“南拓”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将广州市由一个沿江的城市，变成一个滨海的城市。“如果没有番禺、南沙这一块，广州就没有出海口，而广州要成为向国际化大都市，它需要有一个出海口，也需要有海口这个优势。”上述官员说。

　　“大哥”意识

　　在构筑亚运舞台的精心布局中，亚运会不单是广州一个城市的事情，以广州为主，还适当辐射周边城市佛山、东莞和汕尾3个城市。

　　11月3日，国内首条全地下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路广佛线开始运行，连通广州、佛山两座城市，从广州的公园前站到佛山祖庙站只需半个小时左右。

　　“这将彻底实现两地同城化，广州人到佛山吃饭比到同城的异地还要快些。”陈维坚很兴奋。

　　在佛山三水区的城乡结合处，大型名品折扣广场奥特莱斯项目已经启动，目标消费群体锁定的即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三水区区委书记卢立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三水的发展一定要盯住广州大人群，整个交通的改善，将使三水快速地与发展区域的核心地带相联系。

　　事实上，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9市及港澳的泛珠三角区域已经表现出整体城市群的初步特征。但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地位一直有些尴尬，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出台。该规划纲要指出，广州要建成珠三角地区一小时城市圈的核心，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

　　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就此明确。

　　在珠江三角洲规划刚出台不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明确指出：“广州一定要有‘大哥’意识，这不是在‘抬举’广州，而是对广州的要求。”

　　“但广州做‘老大’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你要带动周边的兄弟姐妹一起发展，不然，人家就不愿承认你是‘老大’，广州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尴尬。政治地位有了，但小兄弟不服你，这个就比较麻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说。

　　如今看来，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对周边的带动作用在慢慢凸显出来。“首先是广佛同城，广佛地铁已经开通，很多人都是白天在广州上班，晚上回佛山休息。随着交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广州人在周边地去买房子，带动了周边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广州的商业也由于周边地区消费者的捧场而繁荣，更重要的是，广州机场的扩建，火车南站的竣工，以及南沙港的快速做大，包括现代物流在内的现代服务产业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丁力说。

　　然而，广州毕竟不是直辖市，缺乏资源配置的权力，怎么当好国家中心城市，这是个问题。

　　广州市市委书记张广宁认为：当前，广州最具特色、最有可能打造出来的应该是国际商贸中心和国际文化中心。因为广州有悠久的商贸业历史和文化积淀，同时商贸业是广州的重要产业。

　　在1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国际化的商贸都市。在1850年的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列第四位，直到1875年，广州尚在世界第七的位置上。

　　“现在广州的知名度还不够高，为什么英国在广州的投资这么少呢？大部分英国人还不知道广州是什么地方。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中国只有北京和上海。”曾经有一位英国政府创意产业的顾问这样解释英国在广州投资少的原因。

　　广州需要复兴。

　　目前，包括餐饮、商贸、娱乐和房地产等在内的第三产业在广州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8%，“广州的目标很明确，未来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例要占到85%。”张广宁表示。

　　亚组委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后亚运时代”，广州将把建设国际商贸中心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

　　“广州不像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那么明确。虽然广州历史上一直是商贸中心，但档次又不高，因此尽管发展速度很快，还是被打了折扣。其实广州的经济总量特别是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扩张还是很厉害的，甚至不亚于北京和上海，但是，人们还是更愿意关注北京和上海甚至深圳。”丁力认为，“后亚运时代”和“后重化工时代”这两个困扰广州的问题对广州在亚运会后或将是“十二五”的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经过这十年的反思、储备和蜕变，亚运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关节点，梁凤莲认为，广州已经迎来了最理性和最冷静的时期。

　　“如果说奥运是把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机会给了全中国，那么亚运就是把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给了广州。”

　　至少，对于这个野心勃勃地怀揣“国际大都市”梦想的城市，这是一个提高知名度、重塑形象的空前机会。

　无论从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是文化版图上看，广州似乎始终只是通路，而非中心。亚运来了，会改变什么？

　　浮生之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郭芳 广州报道

　　内地人对广州的最后轮廓大概是这30年间形成的：一个物欲横流的“大排档”，一个文化荒芜的“老板之城”。

　　更为刻薄的描述是：庸俗、市侩、缺乏教养和厚度。

　　然而，以广州历史文化底蕴之深厚，这种片面地描述对广州显然是不公平的。

　　广州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2200年的兴盛不衰之繁华岁月，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老大帝国接受新鲜思想的第一站，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革命发源地，改革开放思路的先行者……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说，广州并不缺乏历史和文化，缺乏的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荣耀感。

　　这一次有些不一样了。作为专门研究广州文化的学者，坐了多年“冷板凳”的梁凤莲突然感觉到受重视了。

　　希望通过举办亚运会宣传独具魅力的岭南文化，成为亚组委的目标之一。同样承担此重任的是广州市文广新局——亚运会开幕前夕，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广州市文化广场、公园、街道、社区组织了200场独特的群众文化活动，将向世界展示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

　　“洋玩意儿”就是个玩意儿

　　与此同时，在广州亚运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人们对广州历史的怀旧正在流行。

　　回看广州的历史脉络，有那么两个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了广州不同的城市性格与气质——“清乾隆时期的唯一通商口岸十三行”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前者成就了“天子南库”，后者铸就“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这让广州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史上始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也是广州与内陆其他城市的真正区别所在。

　　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半官半商”的垄断机构。85年的垄断外贸地位，给广州带来了无比繁华，尤其是带动了整个西关地区的繁荣。于是又出了著名的西关小姐，即住在西关大屋的千金小姐。她们成为了中国妇女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范本：家境好、开明，能读诗书、也能学西语。

　　与西关小姐相对的是东山少爷，由于广州东山一带多建西洋别墅，聚集在这个区域的人大多是有海外经历、愿意“取法欧美”的新派人物，多为大官之少爷即为东山少爷。

　　然而，西关大屋在广州人心目中地位似略高于西洋别墅，事实上广州不少老房子样式总是参照西关大屋的设计，例如吊扇门、趟栊、满州窗等。

　　某种程度上，广州或许是中国最不把“洋玩意儿”当回事的地方。

　　十三行旧址的西边即是租界沙面，一座积沙而成的孤岛。

　　西方人在广州与上海的待遇截然不同，广州人从不崇洋，外国势力来广州的时候，广州已经是有2000年历史的地区中心，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会轻易被征服。上海有租界，广州也有，但广州的租界在广州却没什么影响。

　　1997年，具有多国建筑风格的沙面被指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在一座建筑的墙上挂了一个牌子，上写“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时间只是大约确定在“清末民初”。

　　“作为一种租界文化，沙面只是被放在一个观看的位置，它不会轻易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用强大的本土文化去包容这种历史遗留文化。”梁凤莲说，广州文化本来就非常有特色，它很包容但不会轻易被左右。

　　一切来自制度、观念及文化的“入侵”皆被稀释到与原有生活不相冲突的程度，变化也仅止于此。

　　反而，在最近的30年，来自香港的影响似乎更深。

　　对广州来说，它从未停止过与香港的联系。在广州，你可以发现香港；在香港，你也会发现广州。

　　例如，香港保留着广州的传统饮食文化，那些从广州传入香港的老字号食肆甚至比现在的广州更广州。

　　又比如，在早些年，一些香港的亲戚给广州亲人带回来款式新潮的衣服、现代化家电产品，还有流行歌曲磁带，香港的流行文化从这个渠道进来，之后再从广州传到内地。

　　透过流行文化传递出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观念，也渗透到广州人的生活里去。例如，一般的市民也会说这么一句在内地法律上并无成规的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句话都会作为呈堂证供。”“街坊们”也都会称自己是纳税人。

　　“可以商量”的政府

　　事实上，这种影响多少会潜移默化。

　　“见证14亿人口爆挤广州地铁。”这是广州一位白领朱小姐11月1日的MSN签名。

　　让她欣慰的是，11月6日晚，广州宣布从11月8日零时开始，将亚运期间直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的优惠政策进行调整，改为向广州市民发放现金补贴。

　　短短5天的新政就这样夭折，在其它城市近乎不可思议，但在广州，这并不是奇观。似乎也只有在广州，这个中国内地公民社会发育最成熟的城市，一旦市民正常生活被扰乱，是可以与政府商量的。正如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所说：“广州的官员不敢乱来。”

　　“亚运期间车牌限行的政策，原来规定早上八点以前，晚上十点以后，不管单双号车牌都可以出行，后来一看不行，市民不同意，于是就改了。”一位广州老媒体人说，在一些民生政策上，广州市政府很听得进民意，市民普遍认为好的他是很快可以采纳的，市民普遍认为不好的，他也能很快改正过来。

　　“因为广州人做事风向转得快，行就行，不行就改；也因为这个城市的人特别实惠。”

　　曾经有两次他开车从外面进广州城，过收费站，车堵得特别厉害，“你肚子里憋了一肚子火，突然他跟你说，不用收费了，过吧，一下子，火气也就没了。”

　　有人认为，孙中山引入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生，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广东人才说得出来。

　　某种程度上，这或许与“山高皇帝远”有关。“权力心态”对这里的影响远不如对内地城市强烈。

　　“广州市民从来就不惧官、不唯上，无论是BRT(快速公交)、‘穿衣戴帽’等工程，市民有苦处不吐不快，媒体马上就有回应，政府部门也会接着改进，大家有商量，这是岭南文化特有的风气和风骨，这也是广州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程度比中国其他城市更深入的原因。”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郭佳宏分析说。

　　市民常说的“穿衣戴帽”工程，是广州为迎接亚运会而推行的市貌美化工程，施工一年多来，共投入70多亿元。令市政府有些尴尬的是，这是一项颇具争议的工程，除被指为“面子工程”以外，在工程的进行过程中是否严重侵扰市民正常出行，施工的质量是否过硬，工期安排是否恰当等等，皆受到质疑。

　　当地媒体对这项工程进展中所暴露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报道。让“扰民”一词成为一年多来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之后，现任广州市市委书记、原市长张广宁对部分市政工程施工“扰民”道了歉，还承诺，要用严厉手段加强监管巡查，把对市民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从2004年申办亚运开始，广州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大变脸，修地铁、修BRT、“穿衣戴帽”工程、“揭路复涌”(河道改造工程)工程……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专家学者都有颇多微词，广东人骨子里的保守和捍卫广府文化的信念致使每逢市民接待日就有很多市民去反映问题，希望政府能够不断完善，为了一个老街区一个老建筑的拆除，广州人可以倾全城之力群起抗争。

　　“我们这样做不是在争什么，而是觉得应该要保留这些老广州风俗和传统，我们要让后代看到，广州不是文化沙漠，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作为土生土长六十年的广州人丁穗红告诉记者。

　　广州简称“穗”，“红”即迎接红色新中国。对新的美好生活所包含的热情与诚挚，60年来在这个城市始终未变。

　　坚守与改变

　　广州人的务实也很著名。这种特质，在市政府的相关政策上也能清楚体现。

　　海珠区赤岗街的珠江帝景苑与海心沙隔江相望，该小区有近1000户居民可以直望海心沙，直面主席台的住房。

　　而依据最终安保方案，近千户居民将在开闭幕式当天临时迁离，政府将每天每人补贴300元并发放亚运吉祥物、亚运纪念品。

　　事实上，广州市政府在这个问题是很得人心的。

　　“作为市民，可以理解政府，但不是我们广州人‘腌尖’(粤语意为‘挑剔’)，从‘穿衣戴帽’工程到‘揭路复涌’工程，我们市民也付出了很多。”家住珠江新城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历时两年的亚运筹备，超过1200亿资金的大手笔投入，700多个日日夜夜密集的工程施工、演练，广州市民经历了最初对亚运的抱怨、抵触、反感再到接受，再到看到新地标新面貌时感到欣喜和自豪。

　　这也是他们实际的一面。

　　“去上海看了世博回来后再看广州，上海是很光鲜，但我觉得广州也不差。西塔、新电视塔、博物馆、歌剧院、海心沙广场，现在看来修这些建筑真是意义大。”在广州长大的林先生如是评论。

　　务实渗透到广州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去酒吧就是为了放松，不是什么“消费文化”；广州人也显然不把西餐厅当成什么高档场所，而是另一个跟大排档没有本质差别的地方。

　　吃就是吃、玩就是玩，广州人会鄙薄于什么都讲“品质和文化”。

　　香港作家倪匡曾经說：香港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被人影响，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这个都市才有希望，如果变了，那就是一个普通城市了。

　　这句话也同样适合广州。

　　事实上，广州的血统也正在被改写。

　　“这个城市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正比粤语更高。已经变得快像深圳而不再有广州味道。”这是某网站广州吧最火爆的一个帖子。

　　语言是一种最势利的符号。粤语的衰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广州在经济上强势地位的式微。

　　在最近的这些年，广州有些落寞。“这既有改革进程中的浮躁，就像我们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一直都是在全国引领潮流的，但这种小打小闹的模式再往后会失去他的优势，会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了。等到长江三角洲崛起了，想想我们的辉煌，就很容易旁落了，这跟文化的遗憾不无关系。因为没有积淀和后劲，很容易就转移方向了。”梁凤莲解释，流变是广州文化的特质，它不断地把文化外来风输送到内地，却没有积淀下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这个城市一直面朝世界，使得她不固守陋习，不固守传统，很容易接纳新生的事物和思想，而且将其变为自己的营养和动力。”梁凤莲说，那些人们意想不到的改变中国革命历程的奇迹，都与这块土壤的文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