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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历经前所未有的喧嚣、激情与荣光之后，进入“后亚运”时期的广州逐渐平静下来，开始面对新一轮“成长的烦恼”。

　　有超过2000年城建史的广州，无疑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但从现代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广州更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过去二三十年间，广州抓住数次大规模建设与扩张的机会，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尤其是此次亚运会举行前数以千亿计的基建投入，更使此前城市空间相对狭小的广州，拥有了南北跨度达128公里，东西跨度达43公里的宽大“骨骼”。

 　但这种突击式的成长，使广州的发展后劲让人担忧。未来广州将如何维系经济的繁荣，同时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与内在秩序，真正成长为亚太地区国际大都会，这是一个问题。

　　2010年12月22日晚上8时，1500万广州市民享受了46天的畅快出行戛然而止。

　　广东人有句俗语“冬至比年大”，这一天，很多广州人都会赶到父母家团聚，吃一顿热闹温馨的晚饭，但当他们动身回家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久违了的交通拥堵高峰。

　　这一天，正好是广州亚运会与亚残运举行前后实行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最后一天。

　　拥堵的城市

　　随着平安夜、圣诞节、新历除夕接踵而来，广州市区大多数主干道连续数日爆发早晚高峰期大拥堵，连以往的非高峰期，也出现了反常的拥堵。曾经将北京“首堵”作为茶余饭后笑谈的广州人，终于感受到同样的境遇其实离他们不远。

　　这对一直积极推行“多中心、大组团”布局，拓展城市空间的广州，无异于当头一棒。

　　广州曾希望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BRT），以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但与此同时，已将汽车产业定位为支柱产业的广州，自然亦不愿意放弃日益庞大的私家车市场需求的强大拉动作用。

　　此前，针对老城区停车难现状，广州计划3年内在这些区域内新建15万个车位。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城市规划研究院原总规划师袁奇峰说，增加车位必然诱导更多汽车进入老城区，结果无疑会进一步加速其道路容量超载，交通堵塞。他称这个计划是在空间本来就狭窄的老城区“又打上了一个死结”。

　　袁奇峰认为，尽管广州在城市规划上实行了“多中心”策略，但具体操作时却往往进一步强化“单一中心”，出现了战略与战术错位的现象。

　　袁还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广州积极拓展城市空间，但相应的产业分布、就业岗位、公共设施、城市管理等等都不太匹配，从长远角度看，这是对广州更大的挑战。

　　失落的中心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时至今日，这个华南经济中心仍高度依存外向型经济与外资企业。

　　用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刘江华的话说就是，广州人具有典型的“重商轻工”的岭南文化特征，推平一片空地，就等着外国人来建厂房，然后坐收租金，并不怎么在意人家能带来什么技术，会不会进行技术转让，一旦外资撤走，除了空空的厂房，什么都不会留下。

　　刘江华认为，尽管广州现有的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但自主技术、自主市场和人才队伍却较弱，亟须提升经济的本土化与内延性，重视城市“软实力”。

　　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刚刚走上工业化道路，“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广州的工厂企业里有许多技术人员接到顺德、南海等地乡镇企业老板的邀请，去做“星期六(002291,股吧)工程师”。那时候的广州，对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技术上说，起到了较大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但随着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孕育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行业以及优秀企业，广州的龙头地位和辐射作用，反而不那么明显了。

　　全球最大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机构之一的怡安翰威特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许锋认为，无论是大城建的模式，还是高度依赖外商投资的模式，都表明广州经济以往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这种以资本与制造为主的城市产业特征，表明广州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夜”。

　　许锋认为，广州的现状与其城市地位并不相称，广州必须从当前以土地、生产成本等要素为发展驱动力，向以金融、人才、技术创新等为发展驱动力转型，才能堪当华南中心城市的重任。

　　近年来，广州一直试图在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上有所突破。袁奇峰说，广州曾寄希望于“再工业化”与“重型化”两大路径，“再工业化”方面抓住了汽车产业的机遇，但以珠江口南沙港为核心的“重型化”战略，遭遇环保评估的门槛以及周边城市的强烈反对，最终计划落空。

　　尽管广州汽车工业成绩有目共睹，但仅靠汽车产业来支撑广州工业，难免有产业结构单一之弊。袁奇峰认为，广州在产业链构建上远远不如深圳，后者依托资本市场，培育了数量可观的高新科技企业与中小企业。

　　“广州则过度依赖国有企业而不太重视中小企业，亚运会广汽集团一家赞助就达6亿元，占了全部企业赞助金额大约1/5，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袁奇峰说。

　　管理文化或是“病根”

　　怡安翰威特公司对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2004~2008年间的官方统计年鉴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以提供知识服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产值方面，广州始终低于北京（2008年为649亿元：686亿元），2007年又一度为上海所赶超，近几年增长率亦均低于京、沪两地，差距呈进一步拉大趋势。

　　许锋曾为包括广州在内的华南各地不少政府部门提供过咨询服务，他认为，论开放程度，广州的政府部门表现不如深圳，例如，深圳的国资委等部门会向咨询机构招标大量项目，并邀请“外脑”给政府官员讲课，而广东省及广州市国资部门，心态则多少有些自满封闭。

　　袁奇峰直言，广州不如上海擅长城市营销，甚至与旁边的“小兄弟”顺德、南海相比，有时也显得逊色。比如广州坐拥黄埔军校、沙面（解放前外国人聚集的租界）等等历史文化建筑而不知如何充分开发利用，更多的城市文化宝藏甚至都没有被挖掘出来。

　　华南美国商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外资企业未来3年内在华南地区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法律法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府管理的问题。

　　许峰建议，广州可以通过推动大量企业上市的方式，改变当前国有企业数量过多，以及国有企业几乎不可避免的决策民主化缺失等弊病。

　　“现在广州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里存在行政干预与裙带关系，其实反映了一个城市与政府的管理文化。”许峰说，“广州市政府与新加坡政府正在合作建设中的"中新知识城"，在管委会层面就开始进行市场化的组建，这种民主化的行政管理思维，应是广州未来努力的方向。”

　　新闻背景

　　广州“大事件”城建战略

　　广州分别于1987年、2001年成功举办了第六届和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六运会”让广州实现东扩，天河体育中心和火车东站的建设，促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性突破。此前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量不到10亿元，1985年一年就骤然增加了26亿元，财政收入新增量也从以前每年不足2亿元猛增到1985年的7.6亿元。

　　主办2001年“九运会”前后，广州推动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的行动计划，进一步拓展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形象继续改观。

　　2002年，广州决定申办亚运会，再次利用“大事件”策略，求得特事特办，享受国家特殊政策支持的机会。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林树森曾算了一笔账，认为只要申亚成功，广州在“九运会”主场馆的基础上，再花20多亿元兴建一些特殊功能场馆，以及维修改造现有场馆和支付亚组委经费，就可以撬动超过1500亿元的投资，并落实既定的城市发展战略完成250公里轨道交通线网，完善广州大学城，扩建新白云国际机场，建设南沙深水港区和广州新火车站，启动广州新城开发等等。

　　随着2010年亚运会的开幕，这些投资浩大的大型城建项目，绝大部分都已落成或即将启动，一个以轨道交通支撑，南北跨度达到128公里，东西跨度43公里的真正海滨大都会格局，基本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