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第一任秘书长，也是最后一任秘书长的马锋，自称“已经不再战斗”。

    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成立于2004年底，其时正值深圳零供之争白热化。然而仅仅4年，曾被寄予厚望的联合会就停止运作。

    今年，零供之争的焦点环节——进场费再起波澜。6月20日，商务部等五部委渠道违规收费整治中，企业的自查自纠阶段结束。76家零售企业自查上报的违规收费总计为1.04亿元。

    与此对应的是，新的供货商和代理商协会眼下正现成立热潮，他们寄希望以“组合拳”的形式，获得政府和零售商的支持，为供应商尽量争取权益。

    生存历史：

    供货商联合会仅存4年

    联合会“歇业”超过3年，至今仍有供货商的投诉电话打到马锋的手机上，“零售商拖欠货款的、进场费高得离谱的……这么多年都没消停过。”

    马锋是原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的第一任秘书长，也是最后一任。“当年零供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6月25日，远在北京的马锋通过电话向记者讲述了联合会的故事。

    2004年，普尔斯马特全国百余家店关闭，拖欠供应商约20亿元货款；2005年初，深圳布吉民丰超市“猝死”，数十位供应商追讨百万元货款无果……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仅深圳大中型超市就倒闭130多家，造成零供纠纷110余起。

    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其前身是深圳市总商会的二级机构，马锋回忆说：“几乎每天都有供货商投诉，工作量太大。二级机构又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开展维权工作不方便，所以在2004年底，成立了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出任秘书长的马锋，其时任职《中国供货商》杂志。

    成立之后，联合会就做了数件颇有影响力的工作。维权方面，在沃尔玛计划将供应商供货的扣点提高5%时，帮助会员与沃尔玛谈判，并成功地使其将扣点只提高了1%；以协会名义与零售商协商，为供货商追回欠款总额超过1亿元。预警机制上，建立了零售商贷款结算风险预警机制，对零售商拖欠和变相占压供货商贷款数额较大、期限较长的，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商务主管部门，并提示相关供应商。与政府部门沟通，为商务部出台的《零售商供货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提出修改意见，并参与拟制。与深圳市工商部门共同制定标准合同文本，将“进场费”等灰色地带规范化。

    短短三年间，联合会为深圳供货商向零售商追回欠款超过1亿元，以为供货商维权的形象活跃在深圳乃至全国的各大媒体。但风光成绩的背后却是艰难维权的辛酸：没有经济来源、供货商“一盘散沙”导致联合会难以为继。

    从2004年起，深圳开始了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是改革之后注册成立的第一家行业协会，所有的工作经费全部靠自筹，也就等于只能依靠会费维持。写字楼租金每年数十万元，还有各种办公支出、工作人员的薪水支出等等，联合会成立第二年已亏损50万元。在马锋自己掏了40万元支付租金、工资之后，联合会最终于2008年彻底停止运作。

    《中华工商时报》的数据，在2007年以前，全国曾有40多个供应商联合会（协会），而到了2007年，大多数都像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一样名存实亡，实际运作的不足10个。

    零供关系为何总是难以调解？深圳市供货商联合会的“死因”或可作为一个样本：供货商实力弱小更兼“一盘散沙”。

    作为民间组织的联合会，资金来源狭窄，依靠会费维持。马锋说：“商人本性逐利，很多供货商从来不交会费，只有跟零售商有纠纷时才找联合会帮忙维权。”

    法律空白：

    进场费只是违规收费

    为何进场费可以年年涨？而供货商维权却如此艰难？“就像一个没有规则的球场，实力强的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马锋以这个比喻来说明零供关系中法律的缺位。

    2006年商务部等五部委出台的专门针对零供关系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后称《管理办法》）中规定，合同费、条码费、装修费、无条件返利、节庆费、店庆费以及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均属于违规收费。但同时也规定，零售商可依照合同约定，提供促销服务并收取促销服务费。有不少零售业人士认为，《管理办法》的这样条款实际上是变相承认了“进场费”的合法性。

    “促销服务费成了一个筐，所有的费用都往里面装。”6月25日，中国供应商联盟执行秘书长白雪原告诉记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管理办法》出台之后，不少零售商将原先收取的费用改头换面，作为“促销服务费”收取。“还有玩文字游戏的，《管理办法》规定零售商支付账期最长不超过收货后60天，好多原先30天开始对账的零售商，将时间延长到60天，对完账还拖一个月才支付。”

    “促销服务费”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极容易被异化。6月25日，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刘有名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常见的就是虽然约定了“促销服务费”，但零售商根本没有任何促销行为，却收取相关费用；其次就是零售商将很多原本不属于“促销服务”的费用，比如说罚款等以“促销服务费”的名义收取，以促销服务费的名义掩盖原本被禁止的收费。
 
    在刘有名看来，《管理办法》中承认的“促销服务费”不合理，也不合法：“如零供双方签订的是买卖合同，则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货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供应商将货物交付至指定地点，零售商验收后，供应商的销售行为就已经完成，自此之后即属于零售商的销售行为，零售商是否促销，怎么促销，是零售商的权利和义务，属于零售商处理自己所有的货物的行为，此时，供应商无权要求零售商进行促销，零售商也无权要求供应商为供应商已经售出的商品进行促销。如零供双方签订的是租赁合同，则双方构成租赁合同关系，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就更不合理。”

    “在我国，乱收‘进场费’只是属于违规收费。我国在法律层面还没有建立针对零供关系的法律体系。”刘有名律师告诉记者，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行政处理中有的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论上有探讨直接适用《反垄断法》的意见，但没有相关细则可供执行于零供关系，现在只停留在理论上探讨阶段，尚未见相关案例或权威意见。

    监管缺位：

    零售商坐地起价

    “进场费代表着渠道霸权，也就是‘买路钱’。”6月25日，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突飞猛进，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流通业和零售业发展滞后，从而导致了渠道稀缺，零售商因此坐地起价，巧立名目乱收费。

    王先庆认为，乱收进场费对我国零售行业的发展并不利。首先，进场费削弱了产品利润，并将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推高了物价。其次，进场费扰乱了商品供求关系，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不少费用的走向不明，属于灰色收费。更重要的是，零售行业以盘剥供货商、获取进场费为生，而不在提高自身的采购能力和经营能力上下功夫，可以说是“不务正业”。

    而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中，政府的“管家婆”身份日渐淡化，随之而来的却是监管出现缺位。在马锋看来，政府对行业协会进行民间化改革，将其完全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政府从“管家婆”摇身变成完全不管，使得不少协会没有任何官方支持，导致名存实亡。刘有名也表示，因为法律不够健全，政府对零供关系的监管力度不足，“比如，缺少相应的处罚措施，工商部门即使查实了，也无法进行行政处罚。”

    而此次渠道整治行动，主要对象为最大单店营业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含）、门店数超过20家（含）、2010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含）的大型商超。有业内人士认为，延期正体现出整治行动遇到阻力，今年1月，商务部就曾表示，受各种因素影响，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对于企业自查，官方说法是“在规定时限内自查出问题并纠正的，既往不咎。对自查没有报告问题的企业，检查发现问题的，将依法从严处理”，而仅仅1.04亿元的自查金额表明零售商正在观望后续政策，多年以来“雷声大、雨点小”的类似整顿行动并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行业期待：

    盼政府出“组合拳”

    2010年，家乐福败走泰国，原因就在于其收取高额的进场费，遭到泰国各方抵制。白雪原告诉记者，实际上，日本、台湾都曾经有过“进场费”的案例。为了制约大型商超滥用优势地位，日本、台湾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制定反垄断法、公平交易法以完善零供关系法律体系；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由其来裁定大型商超是否违法等。

    1977年在日本发生的“三越事件”，老牌的三越百货店凭借其优势地位，要求供应商承担其在店面装修、“樱花节”活动、集中销售特定商品活动中的相关费用，被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裁定违反反垄断法，命令三越百货店排除上述行为。2000年，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台湾家乐福公司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向供货商不当收取补充固定推佣的附加费，系足以影响交易秩序之显失公平行为，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4条的规定，处以新台币400万元罚款。

    眼下，新一轮供货商和代理商协会的成立热潮正现，他们寄希望能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索出一条解决中国式怪胎——“进场费”的道路。6月20日，樊晓军告诉记者，汕头、合肥、菏泽等地都于近年成立了供货商或者代理商协会，青岛、天津等地也正在筹划中。这些协会在樊晓军看来，与前一批覆没的协会有所不同：“会力求与零售商和谐相处，获得政府和超市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打出‘组合拳’，包括引导供货商做好商业规划以抑制内部的过度竞争，并希望能促成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使协会获得政府的一些权力下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