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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辉煌无比，而后跌入衰落的深谷。连续１１年的亏损，让过去在农村市场曾一统天下的云南省供销社系统，陷入“线断、网破、人散”的破败局面。路到尽头，其实才是新的开始。扭亏、赢利，短短三年，这个曾经让政府头疼不已的边缘机构，如今带着服务“三农”、重构农村流通服务网络的新理念，大胆改革、积极探索，闯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云南供销发展新模式。

　　 “这几年你们供销社跑到哪儿去了？”２００９年９月的一天，云南省供销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在深入农村基层调研时，一位边疆少数民族——哈尼族大叔气冲冲地质问供销社领导。

　　 原来，哈尼族大叔不久前刚卖了一头牛给来村子里收牛的牛贩子，结果近十张百元人民币中就发现了五张假币。牛已经牵走了，人也找不到了，攥着五张假币，哈尼族大叔心疼得不得了。他说：如果供销社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供销社跑到哪儿去了？”、“供销社还存在吗？”这是当前很多人都在追问的一个话题。

　　跌入谷底 从头再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供销社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发展历史。它们一方面把日用百货、农用物资供应给农民，另一方面把当地培育的土特产收购起来送到城里。

　　 “当时的供销社网点遍布整个农村，老百姓非常信任供销社。”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和润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其除了是给农村供应商品的重要渠道之外，解放初期，在云南的边疆少数民族人们心目中，供销社更是政府的象征，代表着党和政府对边疆人民的关心和重视。“当时，每当山路上响起马帮的驼铃声，老百姓就知道是供销社又来给大家送物资来了。”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思路陈旧的供销社慢慢走向了衰落。

　　 虽然为了生存，供销社也曾历经挣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供销社与商务部前后反复多次，曾经三合三分，但仍然没有能找到一条搞活供销系统的出路。

　　 “供销社的衰落有几个重要原因。”和润培说，一是政策引导没有跟上，也就是缺乏完整的发展规划；二是政府原来给供销社的一些政策补贴没有落实到位，导致原本应该由政府买单的债务却背在了供销社身上；三是经营理念上有偏差，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下，坐店销售成了供销社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模式，没有创新和发展，结果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供销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四是供销系统人员包袱太重，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

　　 可以说，在多重压力下，供销社的规模不断被压缩。

　　 “记得２００３年我刚到省社工作时，发现云南的基层社和农村网点几乎已经全部消失殆尽，县级以上的供销社企业全面亏损。”和润培说，当时，省供销社直属的９个单位中，除了学校、培训中心和科研所，其他六大公司全部亏损，经营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压力。最严峻的时候，下属公司云南省储运公司的几百名员工，由于没有饭吃，有的上街乞讨，有的来省社院子里静坐。局面已经糟糕到了极点。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单昆生是老供销人，供销世家出身。其父亲曾是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前任主任，单昆生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供销系统工作。谈起曾经风光无限的供销社历史，单昆生也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飞扬的时代。

　　 “８０年代初期的云南省储运公司，发展状况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是云南省第一家拥有日本货运车的运输公司。”单昆生当时在省储运公司临沧转运站工作。他告诉记者，储运公司最多的时候有８０多辆车，大多是越野、丰田等国外知名品牌的高速货车，速度快、拉货多。

　　 因为发展速度快，储运公司几乎垄断了云南的公路运输，之后又开拓了和周边国家的边贸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储运公司的司机工资也比别的单位高得多，是个非常让人眼红的好单位。就连老百姓半路搭车，都要坐供销社的高速货车，而不愿坐国内的低速客车。”单昆生回忆说。

　　 但是，这样的好光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就消失了。改革开放后，民间运输市场放开，民间运力很快便超越了储运公司，再加上供销社本身机制不灵活、经营不善，所以曾经掌控云南公路运输大半江山的储运公司，最后不得不从公路运输撤出来，转为铁路运输，车队经营也从长途运输转为短途周转，整个市场份额萎缩非常快。

　　 “到最后，公司亏损非常严重，６００多名工人面临分流下岗，大家的生活非常惨淡。”单昆生回忆说，当时储运公司的工人大多都是产业工人，离开运输行业别的工作也不会干，再就业面临很大困难。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下岗后没有了生活来源，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到大街上去乞讨。“总之很凄惨。”提起往事，单昆生很是心酸。

　　 员工没饭吃，企业大亏损，办公楼成危房，老干部变成上访大户，一时间，供销社成了云南省党委和政府最头疼的问题机构之一。

　　 和润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临危受命。这个从云南穷苦之地——怒江坝走出来的普米族汉子，在接受上级任命时用一句话表达了决心：只要想干事、真干事，就没有干不成的。

　　 要发展就要先解决当前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润培的选择只能是迎难而上。他和整个班子一起认真梳理了省供销社１０多年来悬而未决、严重影响发展稳定的香宫酒店巨额负债问题、老干部政策落实问题、机关办公楼危房拆建问题、行业机关干部参公管理问题、拖欠行业职工社保医保金问题和省农资公司改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等十大难题，然后逐一进行化解。

　　 “当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解决供销社人的身份问题。”和润培告诉记者，为了解决全行业企业职工历年拖欠的养老保险费、补贴等问题，省供销社积极向省政府汇报，最终把供销社人员纳入了“参公管理”模式，让大家从过去的“四不像”变成了事业单位人员，后顾之忧解决了，人心也就安定了。

　　 然后是偿还债务。香宫酒店建设时期所欠的４００万元债务，对当时的省供销社来说，是一笔巨额债务，供销社当时根本没有钱，但为了还债，大家只好四处去筹钱，并和债权方协商分步偿还，最终一步一步解决了香宫酒店的债务问题，也算是暂时解决了省供销社和政府的燃眉之急。

　　 之后，省社又开始大力实施以“三减三转”和“四项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妥善安置或转换企业职工身份，甩掉了历史包袱，处理了积压商品，剥离了不良资产，核销了呆账坏账。最终，使全行业改革改制面达到了９５％以上，增强了基层社和企业的活力。

　　 “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才将一堆的矛盾和混乱逐步化解。”提起当初的艰难，和润培面对记者连连摇头，感慨往事的不堪回首。

　　深入基层

　　供销社“织网”新农村

　　 解决了“内务”，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供销社人，那就是供销社的出路问题。

　　 新的开始，新的形势，新的要求。重新站起来的供销社，在为“三农”服务中，究竟能为农民做些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省供销社领导班子开始分组下基层走访调研，并到省外进行考察学习。

　　 “通过大量走访我们发现，云南农村的流通体系仍然非常滞后，农民买难卖难问题比较突出。再加上云南山多地少，很多地方的农民生活依然非常贫困，每次下乡，看到老百姓生活那么艰辛，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和润培说，既然“二次创业”的供销社宗旨是扎根农村、服务“三农”，那么就应该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

　　 “经过反复研究和考查，供销社决定重构云南农村流通服务体系，解决农民买难卖难，同时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和润培告诉记者，确定了方向和出路，供销社开始在云南大力发展“两社一会”，并针对云南省农村流通发展滞后的现象，提出了实施“乡村流通工程”和推进供销社“二次创业”的新目标。

　　 “服务‘三农’，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增收……”坦率地说，这些提法人们并不陌生。这几年，随着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相关政府部门都在围绕此做一些工作，但成效并不显著。很多分析结果表明，要想在农村建立一个完善的流通服务网络，成本会非常高，投资收益也很难得到保证。况且，要在当前农村组织和经济发展载体同时缺失的情况下，让农村自治、农民带领农村走向富裕，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云南省供销社并没有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一开始，难题就接踵而来。

　　 “内部反对是供销社领导最先遇到的困难。发展‘两社一会’的思路刚提出来时，内部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单昆生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些干部认为供销社刚刚扭亏为盈，现在发展“两社一会”会不会再次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大家也有畏难情绪，怕做不好。另外，受供销社长期体制观念的影响，一些人为自己着想多，为农民服务的理念少。思想观念转不过来，所以内部反对声一片。包括很多地方的党委、政府也不理解，认为供销社刚缓过劲又瞎折腾。

　　 “越难干，越要干，还要干好。”和润培说，面对内部的反对声音，省社领导班子不断开会动员、讲政策、谈外地经验、描绘发展前景，最终取得了内部共识和支持。然后，又积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争取得到省领导的支持。紧接着，下到地方去开现场办公会……一点一滴的付出和努力，最终打动了决策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两社一会”在云南得以顺利推广。

　　 如果说省社面临的困难，在于能不能干；那么，基层社的困难就在于如何干？谁来干？面对破败的基层供销社和一盘散沙的农民，如何把各方有效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当时到供销社工作时，觉得这个供销社简直太破、太穷了，就连办公室的沙发椅中间都破了一个大洞，坐都没地方坐。”大理市供销社副主任周汝波提起当年上任之初时，感觉就是要啥没啥。

　　 内部环境一塌糊涂，外部工作也没人支持。周汝波上任后的第二年，省供销社提出发展“两社一会”，周汝波兴奋地去农村四处发动和组织能人，想依托当地的种菜优势发展农产品经纪人协会和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但根本没人愿意。

　　 就在周汝波一筹莫展时，一天上班的路上，周汝波在马路边发现了菜贩子段秀芳。当时，段秀芳正在收购大白菜。周汝波马上下车去找段秀芳，动员她参加供销社的“两社一会”。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段秀芳该忙什么忙什么，和他连话都不搭。没办法，周汝波天天跟着段秀芳去收大白菜，一连跟了近半个月。

　　 “我从来不和政府打交道，所以当时根本不相信他，心想这人肯定是个骗子，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帮你成立专业合作社，指导你规范管理，教你怎么做市场挣钱，一分钱不收，还给补贴。”提起当初与周汝波认识的过程，段秀芳记忆深刻。她告诉记者，其实当时周汝波的精神感动了她，天天跟着她去收菜，一边帮忙一边讲政策。“到最后，我就想试试吧，如果不行不做就是了。”

　　 从几年前注册农产品经纪人协会和秀野蔬菜专业合作社到现在，段秀芳的生意还不错。而记者在大理市一路走访发现，如今那里的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经济人协会如火如荼。

　　 从无到有，从艰难的开拓到如今的收获，本报记者探访过的供销社主任身上，几乎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辛酸奋斗史。

　　 云南省宣威市供销社主任刘如擎在向记者回忆起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来供销社上任时的情景，只用了两个字：寒酸。

　　 当年１０月的一个早上，在市领导和市委组织部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刘如擎来到了当时的宣威市供销社办公室。“原本有二十几个人的单位，只来了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敷衍地拍了拍手，算是欢迎我。”刘如擎说，看到这种场面，当时送我去的领导都替我担心：这种局面，以后可不好干啊。

　　 “中午从外面吃完饭，打车回去的路上，司机根本不知道供销社在哪儿，一个劲儿地问：现在还有供销社吗？多少年都没听说过了！”刘如擎说，当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灰心。

　　 刘如擎告诉记者，刚开始在供销社工作时感觉真难，政府开会没有人通知，职工上班不上班没有人管，似乎这个单位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既然来了，就要干出一些事情来。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刘如擎告诉记者，上任之后他就下乡走访、调查和开座谈会，在充分了解了各方情况后他提出两个思路：第一，不准再卖供销资产；第二，整合资源，把所有的财产、土地、人才、品牌等整合起来，统一管理。

　　 刘如擎说，自己这几年在宣威供销社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组建一个公司，创新两个体制，办好三个中心，创建四个市场。即组建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将全市的供销社资产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创新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全面打破大锅饭，用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管理；办好农资配送中心、烟花爆竹配送中心、日用消费品配送中心，其中农资配送中心有２００多个点，不仅服务宣威，还有附近的市县以及与云南相接的省外区县；创建农产品市场、再生资源市场、建材市场、汽车交易市场。

　　 “把供销社社有资产管理好，把乡村流通服务体系建起来，剩下的就是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刘如擎告诉记者，宣威火腿全国闻名，所以他们发展专业合作社首先就是从养猪开始。从开始到现在一共投资６亿元主抓的养猪专业合作社，每批出栏３０万头猪，一年出三批，能带动当地１０万农户共同发展，其目标是在全省开１００个宣威火腿专卖店。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个专业合作社在当地很受老百姓欢迎。

　　 如今的刘如擎，在宣威市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他的管理下，供销社资产成倍增长，而由供销社系统一手打造建立的“两社一会”和“乡村流通工程”已经遍布宣威各个乡村。

　　 “为了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我们马上要建一个马铃薯销售中心，还要搞一个省级龙头饲料企业，另外正在建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向全国推广宣威的农特产品……”手指着一张张规划图，刘如擎对宣威市供销社的未来发展信心百倍。

　　感动农民

　　供销社地位大翻身

　　 刘如擎、周汝波……这样的例子在云南供销社并不是个案。

　　 正是因为从上到下这种“真干事，干实事”的开拓精神，短短几年时间，云南省供销社“织网”农村的工作取得了斐然成绩，引起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供销合作社“二次创业”的意见》（云发〔２００８〕１４号）文件，开始在全省范围推广和支持供销社工作。

　　 “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文件，因为在全国所有文件中，云南是唯一一个明确财政支持资金数额的省份。”和润培介绍，１４号文件规定：２００８年省级财政安排１０００万元“乡村流通工程”建设启动资金，２００９年安排３０００万元补助资金，今后根据财力增长情况逐年增加，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同时，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也要视本级财政情况，明确一定的“乡村流通工程”建设专项资金。

　　 “这份文件可以说是云南省供销社地位大翻身的一个标志。”和润培告诉记者，云南的这份文件当时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高度评价，为起草《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４０号）文件提供了借鉴。

　　 “云南的文件出台后，全国其他地方也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文件，有的省份几乎是全文照搬了云南的经验。”和润培说，时任全国总社主任李成玉当时评价，云南的文件是全国各省出台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文件中最好的一份。

　　 仿佛是一夜之间，供销社在各级党委、政府中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无人问津，如今常常可以看到各级党委、政府等几套班子前来供销社嘘寒问暖。

　　 对此，红河州开远市供销社主任张剑南感触颇深。张剑南是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任开远市供销社主任一职。“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主任。市里开会从来都不通知供销社，这是个已经被遗忘了的机构。”张剑南告诉记者，当时有种被发配的感觉。

　　 “没有人支持我们，我们就自己干。”这个出身于部队，骨子里就带着军人不服输劲头的供销社主任，开始认真琢磨：省社要求大力发展的“两社一会”和“乡村流通工程”，开远究竟应该怎么干？

　　 “开始的时候工作最难，老百姓不了解，也不认可，我们得挨家挨户做动员。”张剑南说，自己在开远市发展“两社一会”的启蒙点是羊街乡，因为这里曾经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乡镇，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认识的人多，工作相对好开展。

　　 提起当初的工作状态，张剑南只用了一个词：没日没夜。“白天开会研究政策，学习别人怎么做。晚上等到农民从地里回来吃完饭了再去做动员，每天回到家都是凌晨一两点。”张剑南告诉记者，当时光动员工作就做了三个月，才终于组织起第一个合作社——羊街乡古城村的金土地粮食专业合作社。

　　 如今，这个专业合作社已拥有资金２４５０万元，实现销售收入２４８４万元。其理事长普永生告诉记者，由于合作社进行了机制创新，运作非常好，社员的福利待遇优越，中央不少“三农”专家和领导都来这里考察过。

　　 从有了“第一个”开始，开远市发展专业合作社的步子就没有停下来。几年时间过去了，如今开远市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专业合作社早已呈浩浩荡荡之势。

　　 开远市委书记李存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开远供销社的工作连连赞叹，直呼满意。李存贵说，如今开远已经成立了近９０家专业合作社，近一半的农民联合起来。“农民懂得了合作的力量，这将是开远历史上最伟大的合作浪潮。”

　　 李存贵还说，以后开远的党委、政府还将继续大力支持供销社的工作。“谁为农民干实事，我就支持谁。”在记者采访时，张剑南就坐在李存贵身边。虽然他一言不发，但眼里的笑意是怎么也挡不住的。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与本报记者前不久采访陆良县副县长伏维民时如出一辙。在评价供销社工作时，伏维民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农村服务体系中，供销社是最完善、最健全、最深入的三农服务者。当时，陆良县供销社主任周琳也同样坐在伏副县长的旁边，一样的沉默，一样的笑脸。

　　 “供销社人应该自豪，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开远市红土高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顺林告诉记者，这几年供销社踏踏实实干事，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对我们好，我们都知道。”

　　 本报记者在云南采访的各级供销社工作人员都曾向记者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为了感谢供销社的帮助，每到逢年过节，老百姓邀请去家里吃饭、坐坐的电话，几乎把供销社的电话打爆了。还有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则用车拉着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从农村赶到省供销社，朴实的他们此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每当提起这些事儿，供销社的人总是显得特别高兴：“东西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老百姓心里对我们的认可，那是黄金都买不来的。”

　　 “农民感动，政府支持。”和润培告诉记者，近几年是云南省供销社得到各级党委、政府最重视、全国供销总社支持力度最大、各方投入几十年来最多、带动力最强的时期，也是效果最好的时期。全省近五年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共同下发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文件就有２００多个，各级落实力度和财政补助、配套资金量也在全国领先。

　　 与此同时，云南省供销合作社综合绩效考核连续五年受全国供销总社表彰，连续四年获特等奖，走在全国行业标兵方阵。去年６月，全国县级供销合作社工作经验现场会在曲靖市召开，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副省长孔垂柱参会，李纪恒亲自介绍云南供销合作改革发展经验，在全国行业属先例。“我们不谦虚地说，云南供销社工作在全国最少有十个领先。”和润培曾这样自豪地跟记者说。

　　 李纪恒的评价，全面概括了供销社的地位：当前，供销社实现了“四个前所未有”：党委、政府重视前所未有；改革发展态势前所未有；全行业干部职工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前所未有；农民对供销社的期盼前所未有。

　　 李纪恒说，云南供销社的工作，实现了“三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推动和农民群众的感动。所以，云南供销发展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