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京津贫困带欲变生态经济示范区
　　　　
　　“河北被动地服务、服从于京津，已经被证明不合乎市场经济的要求。现在定位改为接轨京津，重点推进产业接轨、基础设施接轨、政策接轨和观念接轨。”
　　
　　“家里仅有几只鸡，基本上看不到铁制器具。床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房顶上有几片瓦，但屋子本身快站不住了。”

　　这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办事处的官员们在河北省涞水县看到的情景。

　　“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们看了好几家，每次出门不给他们留下一点钱，心里就感觉过意不去。”彭龙运说，“当地人最后都不敢领我们再看了，他们怕我们带的钱不够。”

　　彭是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的经济学家，由他负责的由亚行援助、河北省政府与亚行合作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于8月17日发布，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说法，而北京西南方向的涞水就是其中的贫困县之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多次走访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一些县区，触目惊心的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度如此之严重，数量如此之大，离北京又如此之近，让人非常吃惊。”彭连用三个如此来形容这种意想不到的贫困。

　　“在某种意义上，这份研究报告标志着河北省战略意识的觉醒。”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沈体雁博士说。早在2002年10月，河北省就成立了亚行项目办公室，由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挂帅领导项目进程。而这是国内第一个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资金开展的省级发展战略。
　　
　　270万人的环京津贫困带

　　宋树恩是河北省科学院已经退休的研究员，因为他长期关注冀北的贫困问题，这次被亚行聘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咨询专家。

　　他界定的环京津贫困带包括冀北地区32个国定和省定扶贫工作重点县区，其中京津以北连片的贫困县区21个，京津以南不连片的贫困县区11个，总面积8.3万平方公里，涉及贫困人口270多万，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课题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这是事实，不存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忌讳，而且离北京最近的县区只有70公里。”河北省委省政府咨询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薛维君说。

　　但问题的提出，还是和人们的感觉形成巨大反差。毕竟，河北抱京津、环渤海，GDP总量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第六位。

　　研究报告分析贫困带的形成原因时，归结为恶劣的自然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历史上的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认为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方式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区域贫困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难以从根本上求得缓解。

　　“生态环境是一个带共性的因素。”彭龙运说，他在涞水和农民座谈时认识了一位很有想法也很能干的农民，为了摆脱贫穷，他借钱修路，并建了一个有点规模的菜园子，但当地土质很软，水一冲就垮，一场大雨过后，他的所有努力都荡然无存，还欠了一屁股债。

　　张北也是这种情况。面对干旱和风沙，农民从土地上得不到任何现金收入，为了供小孩上学，大人夏季到旅游景点上给游客牵马，每次收5元钱，就靠这挣出一年的学费。

　　报告认为，京津冀北地区是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的多重耦合区，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不多见，很有代表性。为解决贫困带的发展问题，宋树恩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特殊示范区，范围包括张家口全部县区、承德全部县区、保定市的易县、涞水、涞源三县、唐山的遵化和迁西两县、天津的蓟县、宝坻以及北京的延庆、密云、怀柔、房山、平谷、门头沟，总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00多万。他说，这一地区对京津水源和生态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将其纳入生态经济特区，进行一体化管理，有利于从整体上协调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解决好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的问题。

　　“发展经济是一种思路，生态保护又是一种思路，我们把它们打包在一起，就是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彭龙运说，但现在这只是一个建议，要转变成政策，需要进一步做可行性研究。

　　记者在河北三河采访时，发现当地已经存在生态经济的雏形。该市黄土庄的二百户村民基本上已经不再种粮了。早在4年前，他们就开始在地里种树，政府每亩地补贴200元钱和200斤小麦。村民刘庆平说，全村800口人，只剩下1000多亩地，每年从土地中得到的收入人均300元左右。

　　二百户村的这种情况在三河是个普遍现象。不以追求粮食产量为目标，也正是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特色之一。宋树恩建议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方政府，尽快组织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区建设方案的可行性论证，形成政府层面的意见，报请国务院审批。
　　
　　战略意识的觉醒

　　但问题是，谁来负责农民改种树林以后的经济收入。

　　三河是河北的富裕县，地方财政有能力负担这笔费用。三河的模式转移到张承贫困地区，能行吗？

　　这种生态补偿，需要京津冀三方的区域协作来解决。

　　“京津冀三方政府的合作已经是老问题了。”沈体雁说，早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明伟在与学术界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希望把区域发展规划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去年以来，发改委地区司会同有关司局和部门，率先启动了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规划。

　　沈估计，亚行和河北省政府在这个时候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可能想表达河北自己的想法。因为，北京和天津都在做自己的战略研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国务院常委会讨论通过，天津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正在抓紧做，河北肯定不甘落后。

　　而关于河北贫困带的分布，彭龙运提到补偿机制的问题。他说，为确保生态效益，示范区调整产业和就业结构，他们在经济上做出的牺牲应由受益方来补偿。“京津是受益方之一。理应做出补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长效的补偿机制，投入和产出如何计算分摊。”

　　跨区域的补偿问题在国内早就开始探讨了。1998年，密云和怀柔水库以及京密引水渠（两库一渠）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时，北京大学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开忠就提出过生态区水源补偿的问题。

　　“有些账是算不清楚的，过多地纠缠于这些枝节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无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在沈体雁看来，河北省正处于一个战略的关节点，机遇要素很多，像这样的战略规划，早就该做了。“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意味着战略意识的觉醒，这一点对河北今后的发展特别重要。”

　　对此，薛维君是有同感的。他说，河北不但是全中国的缩影（经济上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地理上依山临海，拥有海洋、平原、山地、高原、沙漠和盐碱地等多种地貌，社会发展程度上兼具东部、中部和西部特征），还是全国省会城市最多的省，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历史上都曾经做过省会城市，有很强的文化积淀，心理上也有优越感，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后，突然面对周边地区巨大的反差，难免会有一种失落感。
　　
　　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接轨

　　其实，河北此前并不是没有战略。10年前，河北提出过一个环京津、环渤海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只是实施的成效并不明显；后来，河北又提出“一线两厢”的发展战略。

　　“这与我们在报告中提出构建‘三轴两群’的城市空间结构，两者在思路上是吻合的。”彭龙运说。

　　薛维君是“三轴两群”战略构想的主要设计人，他的判断是，河北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资源推动向投资推动的转型期，相当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完成由资源推动的内循环模式向由资本推动的外循环模式的战略转换。”

　　与长三角地区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不同，河北这种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既不是消费需求拉动，也不是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拉动，更不是外部市场推动的，带有明显的内向性和嵌入型特征。这一经济特点决定了河北在产业链上没有与京津接轨的内在需求。

　　“京津与河北在经济上并不是互动共荣的关系，过去十年来，他们同处于集聚周围生产要素的阶段，是纯粹的竞争关系。”薛维群认为，这种关系使河北无法借助京津外力实现经济循环模式的转换，而这，也正是两环战略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的外部因素。

　　薛维君认为，转变对京津的关系，首先要将京津看作一个经济体，一个现实存在的市场，一个聚集了高层次生产要素的发展极。他提出借鉴江浙经验，主动接轨京津，通过与京津的观念接轨、产业接轨、基础设施接轨和政策接轨，全面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郭庚茂则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把原来服务京津的定位改为接轨京津，重点推进产业接轨、基础设施接轨、政策接轨和观念接轨。”

　　“京津正在完成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集聚阶段，而向集聚与扩散并行的阶段转变，这使得河北接轨京津，大量承接京津和国外产业的转移成为可能。”薛维君说。而北京首钢向河北曹妃甸的转移，作为两地产业承接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用事实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不过，京津冀的一体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以后肯定少不了碰撞和摩擦。“这仅仅是区域协作意识的最初萌芽，我们的主观努力是打破行政障碍，寻求在众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薛说，他估计，这种磨合可能需要十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