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以往20多年促成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大量外来投资的涌入。外来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改革初期我国严重的资本短缺，从要素投入的角度促成了沿海经济的超常规增长，而且还以其“示范效应”，与国内私人投资一起，在传统国有经济体制之外，再造出了一个庞大的非国有企业部门。笔者的分析表明，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非国有企业部门，中国的制造业在加入WTO之后， 是完全能够胜任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因为非国有企业部门本身就是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建立与成长起来的[1]。同时笔者也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首先应该积极推进经济的国际化，树立从全世界去寻找发展资源的战略思路。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将使中国的人均资源短缺问题长期化，如果仅仅依靠有限的国内资源，中国将难以实现现代化[ 2]。经过以往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国内资本存量、流量均大为增加，但中国人均资本依然较少。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经历表明，一国要使其经济长期保持活力，即使在实现现代化之后，依然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外来资本。因此，引进外资，应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

    不可否认，以往20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引进的外来直接投资的确可观。然而外来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却极不平衡，时至20世纪90年代结束，外资主要分布于沿海三大地区，即毗邻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以京、津、鲁（主要是胶东半岛）为依托的环渤海湾地区。其中引进外资最多的地区，首推珠江三角洲，其次是长江三角洲，最后是环渤海湾一带。即使在沿海地区，外资的地域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在所有上述三个引资最多的地区内，“超级”中心城市及“特区”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类城市在华南首推深圳特区，在长江三角洲首推上海，在环渤海湾首推北京。除了这些“超级”中心城市而外，区域中心城市尤其是毗邻超级中心城市的经济中心，在引进外资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无论是大区域之间，还是大区域内部的中心城市之间，在引进外资方面都出现了某种竞争格局。其中在三大区域的竞争性引资高潮中，长江三角洲的地位凸显出来；而在大区域内部中心城市的竞争中，次级中心城市的地位正在显现并日益与超级中心城市形成竞争局面。各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贸易、 投资政策的全国一致化，次级中心城市在引进外资方面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因此在利用外来直接投资的国家政策方面，必须重视次级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对于次级中心城市的决策层来说，必须审时度势，提出切实可行的引资战略。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次级中心城市杭州市为例，分析与判断本地区次级中心城市在2000年代初期引进外资的内外环境，同时对于这类城市的引资比较优势作一番前瞻性分析。笔者相信，这种分析与判断不仅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为对于一个有限的地区来说，世纪初期引进外资的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引资环境，另一方面是区域比较优势。其中关于引进外资的环境，可以从三个层次去考察：（1）国际环境， 主要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供求状况；（ 2）国内环境，主要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进一步开放对于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3）区域环境，主要是大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区）引进外资所面临的一般环境。

      二、世纪初期次级中心城市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的一个有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次级中心城市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与全国引资的国际环境是一致的。因此，分析与判断未来这类城市的引资环境，与分析全国引资的环境也是一致的。关于未来“十五”期间中国引进外资的国际经济环境，三个发展趋向应首先予以关注：

    第一个属于基本的发展趋向，这便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倾向的加强。按照经济学界的一般理解，所谓全球化是指“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国际一体化”或“不断增加的商品与要素市场一体化”[ 3]。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可以预料，新世纪初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

    第二个趋向属于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国际权威经济机构和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普遍对21世纪头10年的世界经济持乐观的态度。具体来说，美国经济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未来5～10 年的增长前景仍然看好；欧洲经济业已渡过低迷时期，随着欧盟单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将出现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期；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经济业已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回升，未来5年将重显以往的活力。 这种乐观的预期将对国际投资活动起到鼓舞作用。因为国际投资流量与世界经济表现呈正相关关系。

    第三个趋向属于国际投资流动制度方面的变化趋势。这方面最有意义的是全球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大势所趋。随着关贸乌拉圭回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实施，随着WTO多边体制与OECD等国际组织发起的新一轮投资自由化努力的进展，全球投资自由化进程将不可逆转，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形成高潮。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趋势的加强，国际间投资流动的限制将逐步减少，跨国公司的投资、跨国企业并购浪潮将更为活跃。

    上述三个趋向的发展意味着，未来5～10年， 国际资本流动将趋于活跃，前景在总体上应该是乐观的。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至少不至于恶化。具体就国际资本供求格局来判断，未来5～10 年国际资本流动总的趋向是：流动规模将会继续扩大，但这种流动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将极不平衡；而在国际投资需求一边的竞争将趋于激烈。

    就国际资本供给一边的格局来分析，目前业已形成的三个趋向将得到加强：

    其一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仍将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这一格局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加强于70～80年代，90年代上半叶有微弱的变化：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对外投资异军突起。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对外投资增长放缓，国际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的主宰地位重新得到加强。在1997年全球3746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供应中，发达国家就占了93％；1998年该比重进一步上升。可以预料，未来几年这一格局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其二是，跨国公司仍然将主宰国际直接投资供给。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发起的。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呈现出两个新的趋向：一个是通过跨国企业并购实现国际投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1998年发达国家企业跨国兼并和收购所构成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2360亿美元，占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资本流量的3／5。另一个是购买市场而非追逐短期利润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因，相当一部分跨国投资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投资进入对方商品或服务市场。

    其三是，国际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产市场的放松管制和全方位创新，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急剧扩展，国际证券市场扩展迅速。在国际证券市场中，国际信贷融资的比例逐渐下降，债券和股票融资比例逐步上升，证券化的趋势和作用明显增强。

    从国际资本需求一边的格局来分析，也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向：

    其一，发达国家将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容量大，法制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完备，需求结构相似，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吸收了超过2／3的国际直接投资。有迹象表明，随着欧元的正式启动，欧盟内部的跨国投资正在强化，对区域外资本的吸引力将有所加强。与此同时，日本正在由一个纯资本输出国变为输出输入并举的国家。1998年进入日本的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30亿美元。日本政府为对付经济衰退而实施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战略，正在导致企业界收缩国际资本业务，强化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其二，前苏联、东欧转型经济的投资饥渴状态在加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在恢复。在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突然死亡未能促成有序资本市场的形成，财政重建过程中的混乱又无力为企业提供急需的运营资本，于是将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个较为稳定的资本供给因素，制定各种政策去吸引。1998年俄罗斯金融动荡曾经挫伤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但据估计在未来两、三年内有重新恢复的迹象。

    其三，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引进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回升。随着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复苏及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尤其是货币贬值的优势得到一定体现，贸易竞争力和作为投资市场的吸引力及其引进的国际资本将会逐步回升。与东亚相似，拉美地区经济的稳定也可能带来相同结果。

    综合考虑上述总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供求两方面的变化趋向，可以作如下预期：未来5年，国际直接投资总流量将会继续增长， 最保守的估计，年流量不会少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亦即达到3000亿美元左右，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以上；乐观一点估计，则不会少于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的平均额，即每年不会少于4200亿美元。但由于全球投资需求增长猛烈，中国引进外资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因此进一步增加在吸收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大容易。最乐观的估计是，中国能够保持1992～1998年期间引进外资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平均比重，即大约10％就不错了。只要保持这个比重，“十五”期间引资总额就将超过“九五”，但年平均引进外资额将可能低于“八五”末“九五”初的高峰期（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外资在全球外资流动中的格局，参见表1）。

      表1    中国引进国外直接投资与全球比较（1989—1998）

                          单位：亿美元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            中  国
年 份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中国/全球(%)
1989      1720     290        2000       37.73         1.72
1990      1760     350        2110       37.55         1.54
1991      1150     410        1580       46.66         2.34
1992      1110     550        1700      112.91         5.90
1993      1290     730        2080      277.71        12.50
1994      1350     840        2260      339.46        15.01
1995      2030     1000       3150      378.06        12.00
1996      2080     1290       3490      417.26        11.95
1997       -        -         3928      452.78        11.50
1998       -       1550       6440*     455.00         7.06

     *1998年全球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由国际并购引起的， 并购总额达4110亿美元，几乎是1997年的两倍。资料来源：UNTDC 有关年份《世界投资报告》。

    三、次级中心城市引进外资的国内环境与区域环境

    对于“十五”期间引进外资的国内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个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开放前景。正常情况下，一国经济的开放度与对外来投资引力呈正比，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以推论，未来中国经济开放度愈高，对国际投资的引力就越大。而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前景则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开放举措。未来开放的新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与加入WTO的努力密不可分。

    目前加入WTO谈判中中方关于开放市场的承诺虽然很多， 但概括地来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1）一般贸易管理制度改革。 中方保证入世后将按照WTO之“一致性”(uniformity)原则， 在中国“关税领土范围内”实施一致的贸易法规、政策。落实此项承诺，势必冲击到现行的特区、开发区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某些引资优惠政策。（2 ）企业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中方保证将“给予所有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的平等权利”。这首先涉及到给予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3）关税制度改革。 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非关税壁垒的关税化，亦即撤除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二是关税壁垒的低矮化——亦即降低关税税率。（4）开放农产品市场。答应放弃政府指导性进口计划， 放弃通过国有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垄断贸易维持的非关税壁垒，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产品进口配额。（5）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开放范围涉及保险、电信（增殖电信）和金融等多个行业。

    可以预料，落实上述任何一方面的承诺，都将意味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都将意味着外商投资机会的增加。其中（1）、（2）、 （5）三个方面的举措对于引进外资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贸易政策的全国一致性将给那些贸易导向型外来投资以区域上较多的选择机会；企业外贸经营权的普及化将给外资涉足中国内贸以更多机会；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将给外商进入包括保险、金融服务在内的广泛的服务贸易领域以空前的机会。

    虽然加入WTO的前景以及最后谈定的条件尚未有定论， 但可以预料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中央一级政府对于经济国际化将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因此无论加入还是不加入WTO，中国都将按照“国际惯例”，更快地开放其资本市场、 商品市场和服务贸易市场，并积极加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进程。这一趋向的发展意味着，无论近期能否加入WTO， 未来中国的市场开放度都将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发展前景。无论是全国的统计数据还是区域统计数据，都表明经济发展势头与外资进入存在强烈的正相关联系。关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比较一致的预测是，虽然增速不大可能超过“八五”期间创造的超高速，但接近“九五”头三年的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增长速度对于引资前景的正效应至少有二：其一是国内市场扩大效应。我们知道，近年外资的源源涌入，多半是冲着中国的国内市场来的，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的市场扩张前景将是影响外资进入的一个主要变数。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适度稳定的增长，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就不会减弱。其二是投资需求增量效应。按近年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形成的关联度推算，若要保持7％左右的经济年增长率，投资的增速就不能低于10％。 而且随着国内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因为现代经济分析证明，一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扩张，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的演进：（1）要素驱动阶段；（2）投资驱动阶段；（3 ）创新驱动阶段。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要素（主要是廉价劳动和土地）驱动的增长阶段，进入了“投资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后两个阶段对资本的需求总体上会增加，但对单个投资的技术含量则逐渐增大。投资需求的总体增加无疑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增加。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外，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某些条件也在加强着自身的投资引力。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本积累。最近2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可以预料，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这方面的条件将继续得到改善，这一点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至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前景更为乐观，因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在总体上已经呈现供大于求的态势。

    上述前景预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国际资本投资环境将趋于优化，世纪初期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望上升。这一判断，与一些国际权威经济机构的调查一致。关于中国的外商投资引力，权威的国际管理顾问机构“卡尼管理顾问公司”1999年7月份发表的一份最新调查表明， 中国已经取代巴西成为全球第二个最受欢迎的投资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仅次于美国。

    然而，世纪初期亦有一些不利因素，将可能影响外资的进入。在所有不利因素中，两个因素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国内投资供求态势的变化。关于中国国内资本供求态势，可以作如下判断：到“九五”末期，中国经济已经由原来“投资饥渴”阶段进入“投资淘汰”阶段。其标志是，几乎所有在“八五”之前存在的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均已不复存在。据估计，这一倾向今后还会加强。由此可以认为，未来“十五”期间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的投资热情虽然不会减弱，但中国国内投资竞争态势的加剧将最终结束对于外资来者不拒的时代，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将成为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引资政策的特点。

    另一个是国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到“九五”中期，中国经济已渡过了短缺经济时期，下一步将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一样，面临着长期的过剩时期，买方市场全面形成，中国的大部分产业业已或行将进入所谓“微利时代”。这意味着市场竞争将比前十年要激烈得多。对于这一变化趋向，国际企业界已经注意到了。前引卡尼管理顾问公司的同一份调查也表明，在接受调查的1000家全球最大企业总裁中，有27％的被调查者对于中国投资环境心存疑虑，他们认为中国行政干预趋紧，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市场竞争趋于激烈。

    关于世纪初期次级中心城市引进外资的区域环境，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把握：一个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总体环境，另一个是浙江省本身的引资环境。

    浙江经济是长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前景及其在国内区域竞争中的地位，将直接影响到本地区对于外来资本的引力。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目前普遍的预期较为乐观。具体来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将超过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开放中，居于领先或主导的地位。这一总体预期意味着，在中国的几大地区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占有优势。

    关于一国内部特定地区吸引直接投资的环境，现代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一些比较直观的指标，可以借以进行综合评价。常用的指标有7 类：（1）市场规模；（2）劳动成本；（3）教育、科技发展状况；（4）工业化进程；（5）交通便捷程度；（6）居民生活水平；（7 ）环境质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一家研究机构采用上述指标，对在华投资的50家德国企业问卷调查，并约请香港和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十个最佳投资省、市中，浙江的投资环境列第一。1997年，国内有研究机构（黑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采用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及地理五大类因素25个指标，对全国各省市投资环境作了比较，得出结论，浙江的外商投资环境位居全国第六，排在粤、沪、京、苏、鲁之后。后一评价虽然劣于前者，但浙江位次依然不甚低。由此，对于浙江目前的引资环境，显然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浙江属于沿海几个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其引力小于上海、苏南。

    如果借助上述国际常用7类指标， 对于浙江引资环境作一番预期性评价的话，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未来浙江经济总体上对于外资的引力将趋于上升。

    分析表明，在这7类指标中，浙江可望占有优势的有3类，正在改善的有3类，恶化的有1类。其中占优势的将是市场规模、居民生活水平和工业化进程。这三个指标中，市场规模对于外来资本的引力最大。而市场规模又与GDP总量尤其是人均GDP水平直接相关。目前浙江的GDP 总量和人均GDP均位居全国第四。1998年人均GDP11230元，大约合1350 美元，仅次于京、沪、津三个大都市，而居各省、区之首。按照浙江省委提出的目标，2020年之前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计，届时人均GDP应不低于5000美元。而这个指标意味着，从“十五”起的20年内，浙江年人均GDP增速应该更高一些。由此而引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是非常可观的。正在改善的指标是交通状况、教育科技发展状况和环境质量。其中交通状况的改善前景最为明朗，按照浙江省政府的规划，“十五”初期要实现省内主要行政区域的“四小时通达”；教育、环境保护投入正在加大，“十五”期间有望改善。恶化的指标当数劳动成本的上升，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个指标的恶化是无法遏止的。但这个问题也是沿海发达地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前述中国资本供求态势的变化，即“投资饥渴”时代的结束与“投资淘汰”时代的到来，在浙江的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浙江经济长期形成的以内源性资本积累为主的投资态势，其内源资本积累能力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投资环境的优化将引致内资与外资竞争格局的形成。而随着国家对于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普及，内外资本争夺投资机会的局面将可能加剧。

     四、次级中心城市引进外资的区域比较优势与劣势

    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典型次级中心城市引进外资的区域比较优劣势，可以杭州市为实例，借助投资地区选择分析中常用的一些指标来分析、判断。现代投资区域选择分析表明，在一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投资的地区选择主要受六种因素的左右，它们分别是：（1 ）区域地理位置；（2）基础设施；（3）市场规模及其进一步扩展前景；（4 ）投资补充要素成本；（5）投资的“软环境”；（6）政府产业导向对投资的限制性因素。

    按照第一个因素即区域地理位置来判断，杭州市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既有优势又有劣势。具体来说，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重要的核心城市，杭州市位于沿海开放前沿地带，比之内陆型或次内陆型核心城市来，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若与本区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相比较，杭州市的劣势也比较明显。最突出的劣势是：没有出海大通道。由于杭州湾特殊的地质构造，使杭州虽然靠江，但却没有直通海洋的运输通道。这一点使杭州在与区内其他次级中心城市（如省外的苏州、无锡以至南京，省内的宁波）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按照第二个因素即投资硬环境来衡量，杭州市的劣势较为明显。我们知道，基础设施主要指交通、通讯、能源（电、煤气）、上下水等设施。与周边几个经济中心城市相比，杭州市在通讯、能源及上下水设施方面优势不大，在交通方面则处于劣势。有关研究揭示，截止到1997年，杭州市人均道路仍低于福州等省会城市。

    在第三个因素即市场引力方面，杭州市占有优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为“市场大省”的省会城市，杭州市场体系比较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较为完善，市场的辐射面大于区域内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心城市。另一个方面是，杭州市经济总规模和人均国民收入，均位居区内前茅。其中GDP位居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二，人均GDP位于第一。市场总容量和发展前景，仅次于上海，加之作为重要旅游城市的较高消费倾向，对于市场导向型外来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在第四个因素即补充要素成本方面，与沿海地区几个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比较，杭州存在一定优势。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补充要素是指实现一笔投资所涉及的其他生产要素，最主要的是土地、劳动、能源（包括电力煤气等）及给排水设施。杭州市这些要素的价格，大多数与周边几个中心城市不相上下，其中土地价格低于上海，与南京、苏州等城市持平，高于宁波；能源、给排水价格与上述城市基本持平，劳动成本（粗劳动者工资）位于沿海中等水平。

    第五个因素即引资的软环境方面，杭州的优势与劣势并存。投资软环境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一个层次是“制度性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包括以社会治安状况为代表的法律与秩序环境，以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为标志的政府运作效率，以商业信誉为代表的商业道德水平，等等。另一个层次是居民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前者可以用气候、人均绿地、水资源、大气污染指标等来衡量，后者主要指以社会人文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氛围。第一个层次的软环境因素即制度性基础设施难以用数量指标衡量，因此不大容易进行比较。但近几年有关社会调查表明，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政府运作效率高出周边城市一筹。第二个层次的软环境虽然可以借助一些数量指标予以比较，但由于杭州作为“超级”旅游城市，其居住环境、文化氛围明显优越于周边几个中心城市，这方面占有优势。

    第六个因素即政府产业导向对投资的限制性因素，杭州要多于周边城市。由于杭州作为国家级旅游城市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对于那些可能造成水域及大气污染的制造业投资的限制更为严格。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这种限制是完全必要的；随着环境的改善，杭州的投资吸引力会上升。但与周边中心城市相比较，短期内可能不利于引进外资。

    以上六种因素综合考虑，可以认为，就区位因素而言，像杭州市这样一个次级中心城市，未来引进外资的比较优势，强于沿海大部分次级中心城市；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弱于直接靠海、沿江（有国际大港口）的次级中心城市。就非区位因素而言，杭州市的比较优势略优于或不亚于上海之外的其他长江三角洲地区次级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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