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都市圈走笔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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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19日,康有为的故乡南海,无数目光再次聚焦这片时时迸发改革激情的沃土。

　　这一天,随着“广佛同城框架协议”的签署,一个GDP总量比肩新加坡的“广佛经济圈”浮出水面。

　　3个月前,一份由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大胆预测,依托“广佛”、“港深”、“珠澳”三大发展极,30年后大珠三角将成为世界第一大都会区——从寸土必争的“诸侯经济”,到合纵连横的“命运共同体”,珠三角迎来新一轮竞与合的考验。

　　30年嬗变:从破除“大一统”到呼唤“一体化”

　　今天,“一体化”已成为珠三角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曾几何时,壁垒森严、各自为政是这片土地十几年难以破解的天字号难题。

　　走马珠三角,不难发现一种怪象:广州内环路和佛山一环路分别是各自城市的快速路,两条路之间仅差数公里,却迟迟不能连接；莞深高速是珠江东岸的主要通道之一,然而在深圳与东莞的交界处,一边是平坦齐整的六车道,另一侧却狭窄难行；盐坝高速深圳段早已建成,却在与惠州交界处断头……

　　除了“断头路”,各城市在准入标准、资质认证、管理规范等方面的人为阻隔,都在妨碍着人流、物资、资金流、信息流的自由流动。

　　“小而全”的思路,导致了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不论是机场、港口,还是高科技产业、大型石化项目,均成为各市倾力争夺的焦点。为此,大家不惜在政策、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竞相“压价”,结果往往是“零和博弈”。

　　珠三角这种“诸侯经济”现象,并非现在才受到关注。早在1994年广东省委首次提出“珠三角经济区”的概念时,就已把“大联合、大协作”定为基调,并成立了专门的规划协调小组。但15年过去,珠三角整合依然不尽人意。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基本思路就两个,一个叫‘分权’,另一个叫‘竞争’。”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分析说,“通过分权促进竞争,通过竞争促进发展。”　　　　　　　　


        正是得益于强烈的竞争意识,珠三角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大一统”,较早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但过犹不及,15年前“珠三角经济区”的提出,也正是为了防止过分竞争造成的无序与混乱。“不过那时谈一体化为时尚早,因为各地都还处于工业化上升期,首要任务是集聚资源。”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分析道。

　　15年百舸争流,珠三角经济区从概念变成现实: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初具规模；市场网络、信息网络、交通网络基本覆盖；东西两岸城市群已然成形——“区域发展已从集聚期走向扩散期,这个时候再不一体化,就会犯历史错误。”　

　　以竞破局、以合谋远,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再次得到印证。

　　一体化新路: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竞合

　　应当说,自2003年胡**总书记在广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珠三角整合就已进入加速期。

　　2004年,《珠三角环境保护规划纲要》出台。

　　2005年,《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颁布。

　　2007年,《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

　　率先触碰到传统发展模式天花板的广东意识到,要缓解环境、资源紧张的难题,必须走合作协调的道路。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一体化的紧迫。一方面,“抱团取暖”成为明智选择；另一方面,惟有扫清壁垒,扩大内需才能落到实处。

　　2008年6月,凝聚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智慧结晶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出台,“珠三角经济共同体”的新概念浮出水面。及至“纲要”揭盅,“珠三角一体化”实现了从区域谋划向国家战略的嬗变。

　　“一体化”,在老百姓眼中意味着更顺畅的交通、更便利的生活、更自由的事业选择。在各地“当家人”眼中,则是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珠三角起步早,以村、镇作为竞争主体获得了领先地位。长三角起步晚,但是他们以县域乃至市域作为竞争主体,所以后来居上。”佛山市委书记林元和充满期待地说,“现在,珠三角要以都市圈为平台参与全球竞争,如果走好了,可以确保再次领先!”

　　思想的解放带来行动的飞跃,纲要出台仅仅2个多月,深莞惠三市和广佛两城,就分别举行了党政联席会议,并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两大经济区的争先恐后,既让人看到各地落实纲要的热切,也再次折射出珠三角人深入骨髓的竞争意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记者向汪洋书记提问:深莞惠与广佛,会不会再次上演“窝里斗”?

　　汪洋的回答简单明确:“我们鼓励城市间的适度竞争。”

　　合作,并不意味着取消竞争,更不意味着要重回指令计划的老路。珠三角一体化,既敦促拆除各种“非市场”壁垒,也对各地提出了规划好各自优势产业,实现错位发展的新要求。

　　放眼世界,全球化浪潮不可扭转,以都市圈的合力参与国际竞争,本就是珠三角一体化的题中之义。

　　惟其如此,方能跳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惟其如此,方能实现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竞合的嬗变。

　　“大小政府”之辩:构建政府搭台、市场主导的协调机制

　　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各地同处一省。但过去30年,广东一直实行放权型的政府操作模式,再加上珠三角内有两个特区一个省会,内部协调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作为国家战略发布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无疑为政府层面推动整合注入了强大动力。

　　纲要公布仅仅45天,《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应运而生,纲要设定的目标被逐一分解。汪洋书记和黄华华省长联合牵头,全面启动一体化。

　　酝酿多年的各市联席会议机制,也在这个早春破土发芽。无论是运转了近90年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委员会,还是囊括美加50座城市的“五湖联盟”,抑或两年一届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中外经验在昭示,各地政府间平等协商的制度化,是一体化的重要步骤。

　　正当人们为各级政府的雷厉风行击节叫好之时,专家提醒说,政府搭台不等于政府主导。推动一体化,“大政府”并不强,“小政府”并不弱。

　　“以前的诸侯割据,本就是政府主导造成的。”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如是说。由于各地政府负有发展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GDP的定量考核带来了强烈的利益诉求。要一体化,首先就要地方政府“去利益化”,弱化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职能。

　　中山大学教授王珺同样认为,珠三角一体化绝非政府间一纸协议这么简单,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都来自于企业扩大市场的利益诉求。

　　由此不难发现,恰恰是旧有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造成了珠三角一体化的迟缓——依赖出口的外源型经济,缺乏打通内部市场的利益冲动；而广佛成为一体化先行者,正得益于两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度互补,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平坦化需求——王珺称之为“基于市场的协调机制”。

　　显然,无论是从产业升级,还是从协调内外源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政府搭台、市场主导的协调机制,都是珠三角一体化的必由之路。

　　为建立这样的机制,珠三角能不能在转变政府职能上率先突破?

　　为建立这样的机制,珠三角能不能在政绩考核中继续淡化GDP?

　　为建立这样的机制,珠三角能不能在谋篇布局时以经济区代替行政区?

　　面临“科学发展”的历史机遇,手握“先行先试”的尚方宝剑,珠三角怎能不搏?

　　1905年,另一位改革者梁启超写道,对于中原,广东地处偏僻；而放眼世界,称得上枢纽的地方不过十余处,广东可当其一。

　　我们叹服先贤惊人的洞察力。

　　我们更执着于全球顶级都市圈的光荣与梦想。